长安少女踏春阳——沈亚之《异梦录》的小说史意义

《异梦录》在唐小说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以之为切入点,可以对唐小说的创作过程、艺术和结构特征,以及它们在古代小说中的独特意义等有更深入的认识。     

叙述者的“无我之境”谫论——以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为例

根据叙述方位和叙述角度的不同,中国古典诗歌的叙述者大致可分为同事件"外转"、同事件"内转"、异事件"内转"和异事件"外转"等类型。同事件叙述者既可"外转"进入所叙之"事",亦可"内转"而抒情;异事件叙述者虽不参与所叙之"事",常采取旁观者"外转"姿态,但人格填充的人物聚焦则又可"内转"而抒情。这四类叙述者大体呈现从"有我"到"无我"的层次化运动过程。因此,诗歌叙述者的差异性存在有助于更深入理解并梳理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具体内涵。     

中国古代小说在朝鲜之传播及影响

一、中国古代小说在朝鲜之传播　　中国古代小说传入朝鲜 ① 者多达 30 0余部 ② 。中国古代小说传入朝鲜后 ,得到广泛传播 ,其主要手段和途径有七 :即抄录、重刊、翻译、注解、汇编、改作、口传 (说书 )。现依次介绍于后。(一 )抄录即将传入之中国古代小说进行原文抄写 ,即写本 ,亦称手抄本。迄今存于韩国一些图书馆的中国古代小说之手抄本有 ③ :《山海经》、《山海经抄》、《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汇韵分》、《世说新语补》、《世说新语抄》、《世说抄》、《世说》、《增补世说》、《太平广记》、《穆天子传》、《述异经》、《神异经》…     

小说观念与中国小说理论史的构建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是个复杂的问题,它给中国小说理论史的构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深得人心的现代小说观念是中国小说理论史构建者以简驭繁的法宝.但这样的研究带有很明显的"先入之见",不可能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抛弃成见,对历史有"同情之了解",依据史实和史料说话,以"真实"为小说理论研究遵循的准则,是构建较好的中国小说理论史的必要条件.     

由画而文:京派小说“意境”之因质

京派小说营造了超凡脱俗的画意文境.学界主流看法是:京派小说的“意境”是“五四”后在外国文论与外国小说的启发下,转而反观中国古代抒情文论传统这一双重影响下所形成的.笔者并不认同这一看法.事实上,京派小说“意境”形成的根本原因,由京派小说家大多同时具有画家身份这一创作主体特征所决定,他们先画后文(小说),天然建构了山水画的“意境”意识,由画“意”到文“境”,浑然天成.     

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左传》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众说不一.这主要是对"起源"的认识不一致造成的.对小说起源的探讨,需要建立一个学术规范和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探讨小说起源易于达成共识."史传"与"小说"的关系是小说研究界最关注的话题之一.经过考证,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左传>.     

"国学"视野下的古代小说

"国学"的内涵很自然地与经典文化联系在一起,而在这种认知中是没有小说的位置的.但是,古代小说具有多方面价值,只要不放弃"国学"概念,古代小说就不应被排斥在"国学"之外.我们把古代小说纳入"国学"也许有助从内部为"国学"确立一个坐标.     

学说的神话——评“中国古代意境说”

长期以来,"意境"被认为是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中国古代意境范畴史"。实际上,这些"意境史"都是现代学者依据王国维等提供的理论范式,利用中国古代诗学的思想素材所进行的一种人为的话语建构。这种建构过程同时就是对中国古代诗学歪曲和遮蔽的过程。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境"、"境界"、"意境"都是一些高度语境化的术语,只有深入研究这些术语所从出的语境,才能对它获得一种历史性的理解。尽管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出现过各种以"境"论诗之说,却不存在一种今人所谓的"中国古代意境说"。这种"意境说"乃是一种"学说的神话"。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时令节日及其叙事意义

古代小说常借助时令节日来谋划结构、展开叙事.周而复始的"四时"观念有助于古代小说循环构架的形成.<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带有"四时"转换性质,<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也常利用"四时"观念来完成故事之间的过渡性转换.在世情小说中,<金瓶梅>的"四时"秩序尚处在隐含象征层次,<红楼梦>的"四时"布局则已达到了哲理化高度.作为独特的文化心理:"四时感"有助于古代小说表达人物情绪的喜怒哀乐乃至命运的悲欢离合.在古代小说的"四时"叙事中,人们更多地利用"春"与"秋"来生发话题.呼应"天时"的"元夕"等几大传统"人时"节日,为古代小说故事的生发提供了"时机",并成为故事赖以展开的人文化时间刻度.每逢佳节,社会整体的狂欢热闹和个别家庭的生离死别容易出现错位,从而成就了古代小说的"乐中悲"叙事模式.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