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目标。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构建以服务为核心理念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相对于管制型政府,这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新的行政价值选择和制度设计。要实现治理模式的转变,任务艰巨而复杂。在新形势下,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效益债券: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法律制度创新

党的十九大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当下财政"新常态"为破解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困局增加了新的滞碍。作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的产物,英国和美国的社会效益债券制度厘革修正了政府直接出资购买社会服务的传统民生产品的供给体制,径由发行社会效益债券融通社会资本应用于社会服务供给。政府作为委托人不直接为服务付费,而是以服务结果为导向———为效果而偿债,较好地实现了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等多重目标。在政府简政放权、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和社会治理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可以改造升级这一国外的金融创新,依托政府、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共济合力以期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增进社会福祉。     

试论汶川地震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协同善治——兼论抗震救灾新模式:“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汶川地震牵动全国,震惊世界.面对这场特大灾难,中国人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抗灾热情,社会各阶层同心协力、积极行动,一个较为典型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图景跃然展现.本文在协同善治的视阈中,阐述行政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协同善治,并着力构建以灾区需求为导向、政府为主导、多中心治理主体(政府、企业、NGO组织、志愿者、社会精英、普通民众等)互动合作的抗震救灾新模式--简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协同善治模式.     

论我国社会双重历史转型中的治理模式变革

我国社会面临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历史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政府一直努力探寻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路径。在构建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上,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引进"经过完善的"西方理性官僚制,以此为基础去构建;二是沿着西方民主行政对参与治理模式的探寻去构建。然而,这两种变革途径并不适合我国现实的社会历史转型。我国的治理模式变革,不应是继续维护或改善既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而是要以一种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治理模式取代它。     

论当前中国“政府再造”中的行政伦理建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公共行政领域出现了大量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市场经济规制的不健全或缺失,对于经济活动行政干预过度,公共事务中的权钱交易,权责不明、职能交叉、多头管理,官僚主义文化盛行,人伦文化情节浓重等方面.因此,在我国"政府再造"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行政伦理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治理理念,以"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为发展目标,以"依法行政"为行为准则,建立"顾客导向"服务模式,健全"违法必究"的问责机制,从而建设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社会正义视域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在微观先行的政治发展逻辑作用下,如何在权力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合法性来源由威权转为共识的宏观"治理化"变迁过程中切实践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现实诘问。从理论上考量,社会正义是地方政府治理的应有之维,其应建立起以内在价值导向、主体角色定位和共识达成路径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正义治理模式,在回应社会正义内在诉求的同时,为推动行政模式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出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     

从管理走向治理:当代中国行政范式转换问题研究

在共时性挤压下,中国通过国家“释放”活动,完成了市场体制的创设和公共领域的发育,从而使行政范式变革日渐提上日程;从传统政府管理走向现代政府治理是这一转换的必然选择;政府治理的生成机制决定了治理实践应选择市场导向、绩效导向、客户导向以及有限政府模式,其存在的基础和有效条件是市场、政府和公共领域的边界划分及其约束。     

行政改革“微创新”的机理与路径优化

新的交互媒体网络信息时代,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实践为舞台,以协同创新、开放创新为特点的用户参与型"微创新"模式成为最受关注的创新形态。"微创新"的创新路径及取得的成效正是我国基层政府行政改革所追求的。行政改革"微创新"模式的引入,使基层政府真正树立用户至上的价值观,从发现用户需求出发,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再造行政流程、精细管理服务、构筑多元治理,对行政管理服务进行持续细微改良,不断改进用户在政府治理中的感官体验,从而最终实现行政效率的提升和行政效果的改善。     

多中心治理与现实应用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的全新的理论,为公共事务提出了不同于官僚行政理论的治理逻辑。多中心治理理论在现实中最大的应用价值是提出在政府的治道变革中,打破单中心的政府统治模式,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多中心的行政体制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巨大优势。     

转型期政府行为模式探讨

政府行为模式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方式。它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行为模式必将发生转变。因此,探讨如何适应新形势的变化,选择适合我国实际的政府行为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精准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精髓

在技术创新和社会治理需求的双重作用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势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强调国家治理与民众需求精准匹配的重要价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既包括治理主体、治理中介、治理个体在内的结构要素,也蕴含民众需求导向、过程—结果导向、制度治国导向的价值要求。在精准治贫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要求内源式扶贫匹配贫困地区发展需求、顶层战略设计与考核监督共进。精准治贫也产生驻村帮扶工作队与村级组织协调互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国家对社会的整合等正外部性。在精准治党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要求权为民所用匹配基层法治需求、优化政党治理系统。精准治党思想产生了党员干部"规则意识"提升、党组织回应性增强、乡村权力结构整合等外部性。与其他治理范式相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强调政府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积极主动回应民众需求,实现政策与民众需求匹配,依据差异化需求采取相应治理措施具有明显优势。     

变迁中国家治理模式的类型分析及其启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组织经历了重大的变革,治理成为许多国家改革的新趋势。作者着重分析了国家治理模式的4种类型,即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式政府和解制式政府,其治理精神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和治理模式的创新,包括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建、政府结构的优化以及政府运作方式和过程的创新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一种比较分析

从政府治理形态的历史演进来看,受特定的政府生态环境的影响,政府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迥然有别,由此生成不同的政府治理形态.传统的政府治理形态,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伴随着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行政区行政模式日益暴露出它内在的局限和缺失,必须呼唤一种与之相辅相成的新的政府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本文提出,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和现代的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应该成为行政区域内外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双元"形态.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探析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实现民众意愿、保护民众权益、由民众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团体,可以有效弥补新型治理模式下"政府失灵"的困境,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有着各级政府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和加强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和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创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     

现代政府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与行政伦理制衡探讨——以"禁讨区"之争为例

社会治理是政府的行政活动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一种延续,其实现的过程不仅具备与行政管理的科学性相一致的制度化、技术化操作的路径,同时还应受到行政伦理原则的制衡,通过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治理效果最佳化。为此,政府在社会治理上路径选择上必须考虑行政伦理制衡问题。例如近期对大连市设立“禁讨区”的争论,就探讨了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与行政伦理之间的制衡关系,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出发为政府治理社会问题提供了思路。     

从“管理”到“治理”:政府环境责任的新趋势

当下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保护越来越普遍地被认为是现代政府必须履行的几项最基本职能之一。政府和市场管理的失灵,使得选择多种组织形式提供环境这种特殊公共物品和服务成为一种必然。环境治理理论正是基于政府失灵等情况,在寻求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效合作过程中发现的第三项,以管理为主导的政府垄断模式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的战略转变是我国政府环境责任发展的新趋势。     

找回政府:“后新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区域治理探索

珠三角区域虽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区域政策最完备的区域之一,但是其"多中心、不均衡"的发展模式要求区域治理的模式进一步完善。"后新公共管理"提出了"整体政府"和"网络化治理"等理论和实践模型,在加强宏观指导、统一治理目标的前提和保障下,提倡政府间跨部门的统一协助和合作治理,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把"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应用到区域治理中将改变传统官僚制层级政府各自为政、各司其职的管理方式,解决区域治理中各地方政府之间、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行政层级之间相互分割的"碎片化"管理的问题,同样也能化解"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片面追求市场化、淡化政府的协调机制的潜在弊端。在区域治理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能为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区域发展和治理提供新的参考坐标。     

网络化治理及其政府治理工具创新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部门的新形态,是政府治理模式演化的一种新趋势,必然要求政府治理工具进行创新.网络化治理对政府治理工具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网络治理中政府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程序性工具.在我国的政府管理过程中,政策工具增加也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对于管制这种传统的治理工具应该进行重新定位,增加社会性管制的运用,并通过建立沟通机制,共享知识与信息,充分发挥行政指导的作用.     

风险社会中的社会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系统组织理论的视角

在风险社会的多变环境和多重挑战下,不确定性因素和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幅度也在不断累加,形成了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新挑战。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垂直控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政情和民意交错层叠状态下的社会治理需求。为了达到多元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避免解决各类问题时都优先使用行政手段的过度治理倾向,需要借助系统组织的理论视角,以复杂系统中的信息对称为抓手,推动政府、社会、企业和公民建立治理共同体。本文通过分析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立足于系统治理的逻辑,提出了强调价值和意义体系、落脚于过程而非结构的动态治理模式,并从制度结构、治理能力、基层服务和社会心理四个方面探索了社会治理优化路径,为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合约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合约制政府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是西方合约主义理论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实践产物。它建立了一种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基本框架,以合约制为治理机制,以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效率为主要目标的分析范式,在理论上超越了传统的政治控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政府的主要协调机制从公法向私法转变。笔者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合约制的实践成效入手,试图构建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新模式的合约制政府的概念框架,对它的理论基础、运行机制和实践成效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在以现代治理为取向的我国行政改革中,认真对待和系统研究西方政府的最新治理模式——合约制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在我国政府改革过程中推广和应用合约制的合理因素,促进我国政府走向廉洁、高效,这将为我国建构现代的政府治理模式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