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商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司法参预

清末商会成立之后,即积极参预了对华洋商事纠纷的解决。它们或直接出面理处华洋商事纠纷,或通过在官府的要求下参加调解、为华洋商事诉讼案件的判决提供意见、代替商人申诉等途径,与官方系统形成有益的互动。商会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并保护华商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对刺激当时商界的立法自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贵州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困难与对策研究——基于物权理论的分析视角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贵州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物尽其用是改革的应然目标,但目前贵州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仍存在权属纠纷较多、林农利益仍需维护、林权抵押制度尚不完善、森林资源生态效益未全面发挥等问题.以物权理念指导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拓展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完善采伐限额制度、林权流转抵押制度和集体林生态保护制度,有助于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真正实现林农得实惠、生态受保护的预期目标.     

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和谐社会之构建

纠纷的合理解决是和谐社会的表现之一,引发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这些纠纷的途径和方式也应是多方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在以司法诉讼程序为中心的同时,发挥各种非诉讼程序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作用,使各种纠纷解决方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我国已拥有以法院调解、仲裁等为主的多种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这些非诉讼程序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滞后,因此,对我国现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利弊作出客观评价,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的具体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和谐社会秩序构建的促进功能。     

农村纠纷解决方式探析

尽管普法教育进行了几十年,但是农民最认可的纠纷解决方式不是司法渠道解决纠纷,而是运用社会关系网络来纠纷,文章侧重分析影响农民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四大因素,从宏观上来说,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源影响着农民的选择,苁微观方面来说,则是个人利益和交易成本影响着农民对纠纷方式的选择。     

纠纷管理、多元化解机制与秩序建构

在快速转型过程中,中国基层社会的纠纷正朝着多元化方向演化。越来越多的纠纷虽对社会秩序不构成直接影响,但个体选择纠纷管理策略则影响纠纷过程进而影响秩序的构建。社会对纠纷的管理关键不在于寻求最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而是要提供多元化解机制,从而可以让个体选择最优的纠纷管理策略,实现社会或集体的纠纷化解效率的最优化。     

论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是处理好国家、集体与农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随着各种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项目的增多 ,征地纠纷也日益增多 ,如何在征地过程中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如何解决被征地后农民的失地又失业问题 ,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无讼法律思想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作为中国传统最根本的诉讼观念,无讼思想支配了中国传统的诉讼历史并影响了中国整个传统法制的走向。无讼观念的内涵是解决社会纠纷时尽量避免诉讼。但社会生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古代社会通过道德教化、乡里调解、官方息讼等手段来解决纠纷。无讼法律思想虽然具有许多消极因素,但在现代法治建设的今天,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来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BT模式下政府与投资人法律关系及争议解决探析

随着投融资模式多元化的推进，采用BT模式成为政府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紧缺的一种新的尝试。BT模式在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领域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是我国目前还缺乏对于BT模式具体运用问题的法律规范。对BT模式下利益相关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梳理，尤其是界定政府与投资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是解决BT模式下纠纷问题的关键，文章认为BT模式下政府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其纠纷应适用一般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集体林权纠纷现状及纠纷调处中的地方政府角色扮演——以闽西北将乐县为例

2003年开始试点,2008年全面推广实施的农村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被认为是我国继上个世纪80年代耕地家庭承包制改革后的又一个重大改革举措.由于此次改革触及到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加上改革利益调整分配不均衡,引发了许多林权纠纷.在调处各类林权纠纷中,地方政府因为所处的利益位置不同,决定了它们有不同的角色扮演模式.文章以闽西北将乐县为主要研究个案,重点探讨了地方政府在不同类型的集体林权纠纷调处中所扮演的仲裁者、经营利益维护者和寻租者角色扮演模式.文章认为,在林权纠纷的调处解决中,政府会根据参与纠纷的各方利益对比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立场.     

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关系——以16—18世纪赣南山区为中心

本文从长时期的地域社会变革来解释明清时期闽赣毗邻地区的抗租风潮。 1 6世纪以来 ,赣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流民与土著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频繁激烈的租佃斗争实际上是地域社会变迁的表现和结果。 1 8世纪以后 ,流民最终获得“永佃权” ,赣南抗租风潮渐趋平息 ,则意味着流民开始定居和“土著”化 ,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清初紧张的人地关系通过把土地所有权分割为“田皮”、“田根”而得以缓和。闽西的抗租风潮虽没有出现流民与土著的冲突 ,但仍可从地域社会变革和人地关系方面得到解释。明清时期南方地区普遍出现的一田二主 ,甚至一田三主、四主的现象 ,更根本的原因乃是人地关系紧张导致的对土地所有权的必然分割 ,抗租风潮则是实现这种分割的具体过程。     

差序调解：传统社会家庭纠纷解决的自洽路径

传统社会民间纠纷及其解决历来是法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家庭纠纷更是为人重视.在传统社会,家庭纠纷在以父母子所构成的家庭关系轴上,主要可以分为亲子、夫妻、子女“一纵两横”的三种纠纷类型.从家庭纠纷的调处主体系统来讲,可将其概括为“两支五统”,即官方调解的县衙系统,民间调解的宗族系统、姻亲系统、乡里系统以及中人系统.而家庭纠纷的调处主要是通过宗族系统和姻亲系统,沿着由“家内至家外”、从“血缘”向“地缘”不断扩展外溢的自洽的差序调解路径而展开.     

农村土地纠纷的类型及原因

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以及土地价值的上升，土地权属的争议也开始大量涌现。在调研乡镇，按照纠纷主体划分，当前的土地纠纷主要包括三种基本类型：农户之间的土地争议、农户与村集体之间的土地争议以及村民小组与村集体之间的土地争议。在某种程度上，三种类型土地纠纷的实质是土地升值所导致的利益之争。因此，土地纠纷的化解既需要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更需要一种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     

重新建构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今天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正在不断萎缩。但是,人民调解制度在解决纠纷中有其文化和现实合理性,理应成为现代纠纷解决系统中的重要环节,而这一环节作用的正常发挥必须以对原有的人民调解制度的重新建构为前提。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之法理探究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是人类和睦相处、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在纠纷主体的个性与共性、纠纷解决的自治性与规则性及纠纷客体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等矛盾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多元化.和解、调解与审判既是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反映,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三者在解决纠纷的功能与效果方面各有优势与不足.和解、调解与审判三者相互配合,形成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体系,是妥善解决民事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理性选择.     

两税合并中内资企业行为博弈分析

内资企业在两税合并中相对其他利益各方的集体不作为行为,其原因是存在企业个体搭便车行为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企业团体可以较为有效解决以上问题,但是能够独立自主代表企业利益,协调企业集体行动的行业协会缺位。     

华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探析

在 相 当 长 的 时 间 内 ,华 中 抗 日 根 据 地 的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一 直 停 留 在 宣 传 阶 段 。 随 着 军 事 形 势 的 好 转 ,减租 减 息 运 动 在 1942年 以 后 逐 渐 深 入 ,当 抗 战 临 近 胜 利 时 ,形 成 高 潮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不 同 地 区 的 减 租 减 息 在 时 间上 、程 度 上 的 差 别 很 大 。就 整 个 华 中 抗 日 根 据 地 而 言 ,减 租 减 息 后 ,地 租 剥 削 有 了 明 显 减 轻 ,但 高 利 贷 剥 削 依 旧 严重 ,这 主 要 是 因 为 “ 减 息 ” 并 不 是 为 了 消 灭 高 利 贷 剥 削 ,而 是 为 了 促 进 借 贷 关 系 的 发 展 ,因 而 ,各 根 据 地 在 不 同 程度 上 对 借 贷 关 系( 包 括 高 利 贷 )采 取 保 护 政 策 。 因 此 ,华 中 抗 日 根 据 地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的 重 点 是 减 租 ,农 民 在 减 租中 得 到 了 可 观 的 物 质 利 益 。出 于 发 展 借 贷 、促 进 生 产 的 考 虑 ,高 利 贷 在 华 中 抗 日 根 据 地 一 直 存 在 。也 正 因 为 如 此 减 租 减 息 才 取 得 了 明 显 的 成 效 ,在 坚 持 统 一 战 线 的 前 提 下 ,赢 得 了 农 民 的 衷 心 拥 护 。     

社会转型、关系距离与城市居民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

本文试图从法律社会学角度,探讨纠纷当事人的关系距离对其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定量研究表明,传统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对纠纷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仍然存在影响。但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城市居民的关系格局介于“差序格局”与“自我中心网络”之间,由此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与传统乡土社会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为,除了关系距离之外,纠纷类型（包括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与不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也会影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基于定量研究的结果,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尽力促使纠纷当事人达成和解;充分发挥社会型救济的积极作用;不断完善公力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     

主客体互构与当代中国农村纠纷解决

主客体互构理论认为客观的社会结构与主观的行动者是相互作用、相互构造的。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农村纠纷解决研究,文章一方面指出社会结构对农民纠纷解决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认为农民纠纷解决的观念与行为通过形塑纠纷解决机制,进而影响社会结构。     

论准司法解决回族民间纠纷的运行机理

解决纠纷方式的联动可以形成优势互补。司法是准司法实现纠纷解决趋于规范化和合法化的前提,准司法是促进司法化解争议、矛盾,实现解纷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补充。两者功能的互补性可以提高回族民间纠纷当事人解决纠纷,有利于促进回族民间纠纷当事人间正常社会关系的维护,防止矛盾激化。     

刑事和解制度解读与构建

恢复正义与报应正义、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刑事纠纷的传统公力解决与刑事和解私力解决之间的矛盾,在刑事和解制度和传统的刑事诉讼之间有所体现.但是,我国深厚的"和舍"文化根基、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有效解决刑事纠纷的司法实践,都是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生根发芽的法理基础.在构建上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定,并规定严密的程序,目的都在于防范刑事和解制度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