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证据种类的完善——基于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十二条的评析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十二条对证据种类做了更新和微调。在肯定这一改动的意义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证据种类立法因未能充分重视证据与刑事侦查的相互作用而仍显疏漏。修正案不但在各类证据的性质、相互关系方面有讨论的余地,在证据种类的列举方式上也存在改进的空间。基于此,本文从刑事侦查的视角,对现行刑事证据种类进行了评介和整合,并建议通过改采半封闭式的列举方式以及从间接证据到直接证据的逻辑顺序对我国证据种类立法进行完善。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研究——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和适用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是两法衔接机制建设中的一个重方面。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虽然对此作了一定的规范,但对该餐的含义还育诸多不同的认识。笔者从对《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入手,论述了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具体方式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刑事证据制度转型:由证据概念、证据属性到证据资格

无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概念的界定,还是传统证据法理论的"证据三性说",均难以对证据与定案根据作出明确的区分,故而无法为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引,应实现由概念研究向规则研究、由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的转化.证据资格是某案件材料作为证据进入庭审程序所需要满足的法律条件,具有动态化、层次化的特点,旨在以诉讼程序为依托,并通过证据规则体系的构建,实现对证据的筛选和把关.作为我国刑事证据的新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证据资格的提出有助于推动"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证据制度转型.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01条事故调查报告的理解与反思

事故调查报告是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证据,具有行政性、集体性、确定性特点.事故调查报告属于主观性证据,无法适用行刑证据转化规定,但因其内容的可靠性和报告形成的不可替代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01条赋予事故调查报告中专门性意见的证据资格.这虽然有利于解决诉讼中专门性问题的认定难题,但可能导致审查形式化,忽略鉴定检验的必要性,混淆专业意见与事实认定.中国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认定本就存在较大的结构风险,如公检法三机关主导、当事人权利缺位、意见的外部质量控制机制缺乏等,调查报告的引入可能进一步放大风险,对此应当警惕,并建立配套机制加以完善.     

赋予监察证据以刑事证据资格研究——以《监察法》第33条第1款为中心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证据既无法通过《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获得刑事证据资格,也无法通过证据转化规则获取刑事证据资格,加之《监察法》对监察证据合法性从注重证据形式合法性向重视实质合法性的转变,构成《监察法》第33条第1款的重要立法原因。监察调查程序在确保证据真实性上与刑事诉讼程序并无差别。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监察证据,应当与刑事证据的证据形式相同或相对应。     

域外证据的特别证明程序探析——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的规定,对域外证据的公证认证程序进行论述,认为公证认证程序作为域外证据取得证据能力前提条件的规定存在弊端,同时认为,“经过公证的域外证据”与“公证证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证据效力上不能等同,并对相关立法提出建议。     

论责任的内涵、根据、原则

呼唤责任已成为当前道德建设的迫切任务。本文第一部分从责任的主体、指向、内容和形式四个方面梳理归纳了责任的内涵和种类。第二部分评析了在责任根据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包括 :责任成立的根据 (身份论、契约论、自然论 )、履行责任的根据 (德性论、功利论、命令论 )和承担责任的根据 (自由论、决定论 )。第三部分提出和阐述了安排和履行责任的原则 :平等对待原则、责权对等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和分层排序原则     

立法保留范围之规范解释——兼论《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的修改

立法保留的问题核心是其范围问题。《立法法》第八条和第九条存在文义模糊与解释困难。形式上,立法保留在《立法法》上的规范依据是第九条的"但书",但若将立法作为义务确立为立法保留的核心意义,则立法保留在《立法法》上的规范依据就不仅是第九条的"但书",还包括第八条。《立法法》规定立法保留的事项范围,旨在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但通过规范解释显示出《立法法》对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作为义务的"谨慎"态度。依宪法有关规定及宪法法理分析,建议未来修改《立法法》时,对"专属立法权"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将第八条中的"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进行修改,明确区分两类立法作为义务,并对第九条的"但书"进行修改。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侦查技术人员的证据意识

证据在刑事案件诉讼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诉讼的每个阶段都是围绕证据展开的。侦查阶段是诉讼程序的开端,刑事案件发生后侦查技术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证据,这就要求侦查技术人员在证据收集过程中树立证据意识,转变侦查取证思维。     

论仲裁证据的收集、质证与认定

中国立法上对仲裁证据收集、质证和认定过于依赖民事诉讼法,使得仲裁制度契约性、民间性等特点难以体现。通过对中国和国外相关立法和仲裁规则的分析可知,在仲裁证据的收集、质证和认定中保留仲裁 制度的契约性、民间性,首先应考虑当事人的合意,再考虑仲裁庭是否有权决定,这样更有利于仲裁制度的发展。     

刑事证据理论和实践的新探索——《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评介

品格证据规则作为证据法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变动最为频繁、引发争议最多的证据规则,以至于众多的判例、立法与学者专著莫不与之相关,并在英美法系国家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和独具特色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及例外。     

论“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兼论《刑事诉讼法》第192条

"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的制度具有保障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权、辅助法官对是否采信鉴定意见作出判断、使重新鉴定申请和决定依据更加充分等功能和价值。其积极作用的奏效,亟待解决如下理论问题:"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诉讼地位、中立性、意见效力、选任资格及启动程序等。"有专门知识的人"应界定为"专家辅助人",属于广义的诉讼参与人。他们具有倾向性的问题,要完善启动和选任程序,确保其客观公正地提出意见。可由各省高院牵头成立"专家库",由法庭根据控辩要求从中择优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费用由司法经费出资以确保其立场中立。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借鉴、确立和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证据规则体现了世界多个国家对人权保障的重视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本文欲从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现状着手 ,在对其进行系统价值分析的基础上 ,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 ,并进一步提出了确立及适用此规则的建议     

对《刑事诉讼法》中“主要证据复印件”的几点疑问

主要证据复印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优点，有利于避免法官先入为主即在开庭审判前对案件的定性已形成思维定式，从而增强了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及法官的中立性，但现实具体操作中仍存在某些弊端，本文侧重于在司法实践中，对“主要证据复印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求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可操作性的改进有所裨益。     

人的证据形式的重构——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因为人的言词有着主观性、易变性等特征,所以言词作为大脑输出信息的工具并不能够作为证据,证据应该是人这一客观存在的自身.由此人的证据形式应该根据其不同的诉讼地位重新分类.目前我国的证据立法中证人是专指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证人,但当事人同样以自己的言词将大脑内储存的事实信息输出来证明案件待证事实,所以有必要重构人的证据形式,确保各类证人的证明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     

证据与事实之间——刑事证据概念的反思及相关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诉法学者一直将证据问题视为一种哲学认识论问题,坚持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研究、界定证据的理论基础。传统证据学基于此将证据界定为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但这种将证据等同于事实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本文拟就对证据的客观性的反思为出发点,试图对证据进行重新认识和界定,并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     

对《刑事诉讼法》第120条、121条的几点思考

《刑事诉讼法》第120条: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第121条: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申请的,可以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证据的可反驳性——对高科技证据材料的防御

由于高科技证据材料所具有的特点,其容易造成在实体方面认识论常规错误的发生,以及程序方面剥夺被追诉人程序权利的危险,有鉴于此,应当在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之外建立证据＂可反驳性＂的新属性,以防止上述危险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论狭义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责任——对《合同法》第48条第1款的补充解释

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责任是基于对相对人的消极信赖保护而产生的。在代理人和相对人之间原本就不存在合同关系,且狭义无权代理关系并不适用权利外观责任理论,代理人履行合同义务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禁反言的要求,履行合同义务不宜作为无权代理人责任的一种形式。代理人不知自己无代理权的,应就相对人因该合同有效而可取得的利益进行赔偿;代理人不知自己无代理权并且不存在过失,则仅应就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进行赔偿。代理人明知自己无代理权的,应赔偿相对人的实际损失,且不以履行利益为限。行使撤销权的相对人仍享有该损害赔偿请求权。该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以无权代理人的法律行为有效成立时履行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