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寨老组织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研究

民族农村地区存在着一些传统的社会管理组织,它们在村委会或基层党组织农村社会管理职能薄弱方面能发挥惊人的作用,配合村委会对民族地区村寨进行有效管理,促进村寨稳定和发展.“寨老”组织就是侗族地区农村的一种社会管理组织,在侗族地区村寨中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对村寨的日常运行和管理以及农村的社会管理创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社会性作用,成为侗族村寨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和制度.     

瑶老组织社会治理智慧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在传统家国体系逐步瓦解语境下,通过研究瑶老组织的社会治理智慧,探索其对乡村治理的意义,有利于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瑶老组织存活于瑶族日常生活中,瑶老是一种内生性权威,既依赖个人先天禀赋,也借助个人在实践中的表现。瑶老治理范式集综合治理、网络治理于一身,目标指向村寨治理的动态平衡。瑶老组织的治理智慧带给乡村治理的启示有：重塑乡村治理权威,强化网络治理,治理最终指向满足人的社会需求。     

民族地区危房改造与少数民族传统民居保护——以贵州省黎平县侗族为例

贵州省黎平县侗族地区危房改造在保护侗族传统民居的风格、功能和整体民居风格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传统建筑文化提炼的简单化、建筑文化推广的表面化、规划过多强调整齐划一等问题和不足,应该从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对地方干部的相关培训入手应对这些问题,以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以新农村建设语境下的贵州民族村寨为例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贵州部分民族村寨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既有传统意蕴又具当代意义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对于当前贵州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有着重要作用。不过,由于部分传统社会资本的时代意识欠缺以及社会变迁的加剧,社会资本在参与乡村治理时显得有所缺失。值此新农村建设高潮迭起之际,有必要充分挖掘贵州民族村寨乡村治理中合理的传统治理资源,对其进行加工或创造性地重构;同时,积极培育并大力发展现代社会资本,力图找到一条适合民族村寨发展的道路,真正实现民族村寨乡村治理的善治。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民族地区林权争议研究 ——以贵州省L县为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林权作为农民一项重要权利,势必会造成诸多矛盾与争议。拟从剖析L县林权争议的 特点、原因以及解决途径入手,寻找一条适合民族地区林权争议的最优路径,而树立起将林权争议处理在基层的典范,将林权 争议问题妥善解决,从而建构成一个以民间自治为主、官方为辅的解决林权争议甚至是矛盾调处体系,是法制社会的重要课 题,也是今后依法治国的重要方向。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政治社会转型视域下的民族问题治理现代化研究

中国的政治社会转型引发了诸多社会结构要素的变化,这些现实要素不仅是治理体系得以建立、运行和治理能力得以发挥、起效的内在构成与外在条件,更成为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来源和方向指引。本文基于中国民族政治社会转型,提出了推进民族问题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该思路一方面强调以权力分配的弥散化、组织发育的成熟化、制度建设的完善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文化的普及化为内容的治理内生性要素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关注到各种外部环境因素(舆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和道德环境)、结构因素(政治信任与社会信任、民族社会心态与民族关系模式)和制约因素(二元政治结构、国际性因素渗入等)对民族问题治理现代化的影响。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组织的作用逐渐凸显,成为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重要力量。但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起步较晚,各项法规制度还不健全,加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环境制约等因素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并不成熟,效果还未真正显现。因此,深度剖析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并为之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使社会组织在民族地区真正发挥作用,对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组织介入民族传统文化调适的功能研究——以青藏高原民族为例

在社会转型加速时期,尤其是青藏铁路修建通车,推动了青藏高原多民族内部民族文化交流,以及青藏高原各民族和高原以外民族文化交流。针对青藏高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调适出现的复杂性、多样化特征,各种社会组织介入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现代调适应该发挥:价值导向功能、物质文化整合功能、非物质文化调节功能。     

多元主体互动视域下民族地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目标的题中之义。文章以民族地区H县W村作为典型个案,选择从多元主体互动视角对"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适用对象为自治、法治与德治主体相对分离行政村,它的形成机理为确立党建引领"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价值准则,组建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共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依托放权理念将村委会的职责发包给各种社会力量,基于协同理念实现村委会与各种社会力量协作共治。虽然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但出现了组织臃肿、权责交叉、保障不力现象,导致人浮于事、权责不清、参与者积极性弱,需要采取合理配置组织及人员、厘清权责清单体系及统一发包事权和财权等措施提质增效。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研究——基于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

改革开放30年,在市场经济不断渗入和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背景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推动农民集体行动和孕育基层民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简要回顾乡村治理变迁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乡村组织个案,具体阐释农村社会组织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功能。各类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党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间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优化研究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是我国相对贫困治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在治理重点、治理地域、治理维度、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主体等方面发生了转变。文章通过分析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现状和特征指出,由于我国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在新发展阶段,民族地区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立健全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创新。     

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复合型治理的生成逻辑——以“三元统合”为分析框架

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推动东部沿海乡村形塑复合型治理结构。田野经验表明,乡村社会呈现治理机制的复合型嵌入：常规型事务的行政化运作,形塑乡村科层组织格局;运动型事务的政治域统筹,奠定乡村党委统合制度;内生型事务的自治性回应,构建乡村协商治理机制。复合型治理结构不仅衍生“政治-行政-自治”三元统合的治理机制,而且提升乡村实质治理能力,实现规则之治、稳定生态与治理有效。复合型治理是外生型治理事务结构倒逼和政治型治理责任考核取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合理性来源于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必然要求,以及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突破。     

新内生式发展理论视域下的民族乡村治理优化研究

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之一,体现着国家治理体系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长期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各项资源投入倾斜巨大。本文从新内生式发展理论的视域,分析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呈现的主要制度安排及突出问题,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应当以乡村治理为连接点,赋能乡村治理主体,整合乡村内外资源,创新治理模式。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境域———以“五个建设”为视野

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是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继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全面转型，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土壤，中国社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新的活力。活跃在民族地区的各类社会组织，正在以它们独有的方式推动着当地的生态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五个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需要重新建构我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以实现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并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