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方文学与华裔文学的书写疗愈对比探究 ——以福克纳和赵健秀的作品为例

美国南方文学与华裔文学的创伤叙事有高度的相似性,但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民族性和群体的身份属性又赋予南方人和华人自身创伤的特殊性,使两者有较强的对比.福克纳与赵健秀分属美国两个不同族群的作家,书写"创伤"的创作立场大相径庭.因此,借用创伤理论探析二者笔下的经典人物形象,进而研究美国南方文学与华裔文学创伤叙事中作家不同的书写立场产生的不同创伤修复效果,为寻求最佳的书写疗愈方式提供研究参考.     

非洲民间口传叙事的基本形态及文化内涵

民间口传叙事是文学尚未进入作家创作阶段的早期状态。非洲文学具有长期的口承传统,无论北部非洲还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地区概莫能外。地处北非的古代埃及口传叙事繁荣昌达,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韵文体的世俗歌谣、宗教颂辞均有文本传世;黑非洲地区历史上没有民族文字,文学上只存在民间口传形式。非洲大陆的口传叙事历史文化容量丰厚、思想艺术影响深广,具有无以替代的社会价值和审美张力。     

叙事传统与中古史传文本的文学史研究意义

本文以如何面对传统为议题,探讨史传文本的文学史研究意义。在传统文学史学的谱系里,史传文本是文学观念的一个风向标。史家采摭诗文入传提示我们,传记文本自身除了具有文学价值以外,还具有文学史和文学观念史层面上的研究价值。史传中的文学史图景渐次清晰,文学史家本着当代书写理念的某一种叙事话语可以从中采撷资源展开重构,文学图谱就会愈加清晰,在文学传播场域中也会渐次形成新的书写维度。在文学考古中如何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成为一项学术使命,只是这里的"重绘"很难复现过去的文学图景,只是以现代学人的学术理念来更新既有的文学史图景,文学地图的重绘是学术全球化视野下的必然选择,也能够体现出重绘者的叙事能力。     

中国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话语”试探

叙事是一种认知模式,表达模式;叙事是一种生活模式、行为模式,它普遍存在于生活原貌之中;叙事作品是精神产品,叙事话语受社会意识形态所支配.因此,叙述艺术作品中的叙事性和叙述思维中的叙事性、生活中的叙事性是叙事研究的三个重要视角.同时,叙事话语与其他话语有强烈的粘合性,因此,"民间叙事"也真实地置身于诸如"现代性宏大叙事"、"知识分子叙事"等众多话语环境中,它们共同形成今天叙事研究的复杂结构.中国影视艺术植根于中国本土地域文化土壤,是当地人在当地的叙事生活上认知、表达世界的一种模式,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研究走到今天,更应跳出文学文本的研究领域,在相对微观的本土影视作品中,寻找艺术形态世界中的更多内部规律.     

作为叙事的族群文化文本

文章阐述的是文学与族群叙事的关系。以玛丽·Molek和伊凡·Molek来阐明在美国的斯洛文尼亚民族文化如何被文学表述。文本透露出的有关民族文化的人类学信息,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获取,除非这些信息是在作品纯现实的章节中呈现。     

古代传说文本叙事特点——以刘三姐传说为例

民间叙事有其固定的叙事模式,体现为叙事母题的不可随意更改和结构的稳定性,具有叙事的“本真性”特点,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民众真实的生活。以刘三姐传说为例,在古代文本被整理、记录的过程中,出于各种原因,民间叙事文本中被加入记录者隐藏的叙事,目的在于重塑与民间叙事不同的话语权,表达自己的声音。因而在叙事文本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叙事、话语和声音。     

历史记忆、祖源叙事与文化重构：永胜彝族他留人的族群认同

他留人是居住在滇西北永胜县境内的一个特殊族群。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民间传说与族谱、碑刻不仅成为他留人祖源叙事的重要文本,也成为社区成员维持、重塑村落与族群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方式,反映了一定社会情境下的族群认同。在当代社会变迁中,村寨知识精英及地方政府通过有选择的行为实践重构了地方社群的传统仪式与节日空间,彰显他留人独特的文化特征与族群边界,由此强化他留人的祖源记忆与身份认同。然而,他留人的历史记忆和祖源叙事并没有呈现出与族群认同相对应的关系,从而体现了他留人族群认同的"地方性意义"。     

民族志视野与转型期汉族作家跨族文学研究

从民族志与文学融合的视野看,转型期汉族作家跨族文学是以汉族作家的跨地域行走、跨族群交往、跨文化体验为前提,以少数族群的历史、现实及地方性知识为描述对象的文化书写。它记录了不同地域少数族群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保存了某些即将陨落和消失的部族文化传统,部分真实地描摹和还原了转型期民族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变迁,从而成为一种考量民族文化保存和变异的活态文本,具有当代民族志的性质和意义。汉族作家跨族文学体现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和文化内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推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和民族文化新格局的创建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论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对村史的叙事

村史文学的发生历史可描述为:从80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80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90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村史叙事,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论《W或童年回忆》中的童年创伤叙事

在童年回忆录《W或童年回忆》中,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以一种诗人的笔触,精心构建和捕捉了二战犹太后裔遭受的种种童年创伤经历和感受,成为创伤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佩雷克童年经历难以言说的原因主要在于童年记忆的模糊性和相关记忆的创伤性。面对这一叙事难题,佩雷克分别运用纪实叙事和虚构叙事构建相互独立又彼此相联的两个文本,忠实地记录了其童年创伤记忆的模糊性和碎片性,深刻地描述了集中营的种种不人道,最终言说了其童年创伤经历和感受。     

"物欲"叙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视角

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中,经济研究与文学研究经常互相推动。经济学著作的煽情性与修辞技术,乃至结构框架常常来自文学及文学研究,而文学研究也从经济研究那里获得了很多模式化和规律性的启示。在文学创作实践中,现实社会中的"食货"等物欲世态常常与小说文本的叙事形态达成一种同构共谋关系,发生结构层面的置换。因此,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我们应当冲破以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强势观念的束缚,不再一味地沿着"反映论"定律下的背景研究或投影研究的老路走下去,而应当别开生面地探讨小说叙述形态与社会物欲世态的同构关系,全面探讨以"食货"为重心的"物欲化"叙事形态及其结构意义。     

从历史事件的民间叙事看改土归流——以鄂西唐崖土司为例

改土归流不仅是一项政治进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对改土归流的研究,应立足于地方社会的视角,以揭示它实际是如何被(地方)话语建立、维持的。在民间故事、传说中,主要借助于历史事件来获得民间叙事的结构意识,营造一种"民间"的氛围,演绎着另一种"和平改流"的图景。它也体现出人类学意义上的本地人视角,同时并未妨碍人们通过民间叙事了解和把握历史的真实。当前的改土归流研究很有必要重视这类来自民间的"小叙事文化"。     

论历史叙事对文学叙事的影响机理

与西方叙事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叙事能力在对历史文本的编纂中逐步提高,历史文本为文学叙事提供了文类特征及叙事模式,成为其孕育的母体。从发生学角度探讨历史叙事对文学叙事的影响机理主要在于:神话的特性及其发展流向、历史叙事范型的形成、历史叙事虚构语境的营造以及"史贵于文"价值观念的确立。     

后奥斯维辛的梦魇叙事——论马内阿长篇小说《黑信封》中的"创伤记忆"

本文试图考察的是马内阿的长篇小说<黑信封>中叙事特征,及其内化于叙事内部的批判力量,着力分析小说以书写极权时代"创伤记忆"为特征的"梦魇叙事"在文本中的具体展开形式,正是这种文本内部"现实与梦幻的交织"的形式力量,实现了对外部社会的否定和批判.     

英雄不好色——秉烛达旦、关斩貂蝉的民间解读

在关羽故事的传承变异过程中,秉烛达旦和关斩貂蝉为不见于元明文人叙事文本,而屡见于民间叙事文本的两个故事。通过对这两个故事的分析可知,民间叙事叙写的目的是为突出关羽坐怀不乱、不好女色的形象,其背后体现了民间叙事英雄不好色的民间观念和感性精神,同时也反观了文人叙事的理性精神。     

《丽姬娅》中“复生”戏码的“创伤理论”解读

以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创伤理论"为立足点,探讨著名短篇小说《丽姬娅》中创伤的起因、诊断和治疗过程。在回顾"创伤理论"历史基础上,通过对两位女主人公死生交替进行剖析,说明小说文本"先诊断后治疗"分段式创伤处理方式。强调"身体"应对创伤的突出作用,其与语言文字的协作使文学具有一定治愈力。     

解读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乡镇”意象

在朱天文以个体成长与族群历史为主题的电影文学中,"乡镇"构成了主要的叙事空间。乡镇既折射出特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也折射着时代与社会的嬗变。本文从"身份"和"乡愁"入手探讨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乡镇"意象,以期解读朱天文以"乡镇"意象所寄寓的对现实的观照,对历史的内省,对故土的眷恋,以及对传统弥散的悲剧性心态。     

山东文化形象的三大建构模式及其现代传承与嬗变

地域文化的认同凭借地域文化形象这一媒介,文学想象和叙事是建构形象的重要方式.山东文化形象有庙堂与民间两种形态.民间山东文化形象有三大建构模式《水浒传》式的"好汉山东"模式,《金瓶梅》式的"世俗山东"模式,《聊斋志异》武的"灵异山东"模式.20世纪文学中的山东书写,正是循着这三大建构模式发展起来的.     

民间视野中的《天安门诗抄》

《天安门诗抄》的出现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笔者试图从"民间"这一理论视域对此加以考察。本文主要包括如下三大方面:探讨文本的民间立场;着重分析隐藏于文本中的"民间隐形结构",这主要体现在其中的两种民间文学模式;兼论与文本紧密相关的人物即周恩来的民间形象。     

民族性回望与现代性思辨:论李文明《千年短裙》

李文明的《千年短裙》在复现黔东南"短裙苗"的生活境况与民俗景观上,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民族志范本.李文明在《千年短裙》中着意两种意蕴的挖掘:一是民族性回望,以苗族底层者的个体时空回望书写,呈现出苗族人坚韧的民族性格;二是现代性思辨,基于苗族人面对现代化的行为选择,思索现代化冲击之下苗族民俗文化的流失.民族性回望与现代性思辨的交融使得《千年短裙》在展露民族叙事努力的同时,也凸显出民族文学文本的人类学价值——以过去维度的文化记忆和现实维度的文化阐释,还原族群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何挣扎、成长,直至他们的民族文化在现代化生活中逐渐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