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义学——以《护国司南抄》为实例

大理国写经《护国司南抄》以往被认为是密宗经典,根据是其中有所谓"密宗(学)教主"的题识。但考察原卷发现实际上不是"密宗(学)教主",而是"义学教主"。结合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有关"义学"的不同所指,可知"义学"一般主要指疏解、弘讲佛教经论。《护国司南抄》是"义学教主"玄鉴对良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的疏解,为我们了解佛教义学提供了实际的案例。     

现代佛教义学的学科化开展

在古代,从印度到中国,佛教的弘扬离不开佛教义学的开展,佛教的兴盛也与佛教义学的繁荣关联在一起,但到近世,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整体衰落,佛教义学的学脉趋于断绝,尤其随着现代科学主义以及人本主义影响的普世化,佛教义学甚至在佛教界内都失去了"合法性",其作为佛教学问,已然被佛教学术研究所取代。但佛教义学与佛教的命运紧密相连,必须对这样一个严峻的情形予以严肃思考,换言之,必须反思现代佛教学问的性质问题,以保证佛教义学在佛教界以及社会公共学问空间的重新定位与出场。这不仅关系到佛教本位上的正法久住,而且关系到佛教作为传统文化基本组成部分所承担的安定社会的重要功能的切实实现。现代佛教义学是在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前提下兴起的,又处于现代学术研究的背景中,所以除传统的佛教宗派义学研究的路线外,还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化开展的面向,佛教自己的学问空间正是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与融合中张开的。     

中国现代佛教义学的兴起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义学在依次经过解经开展阶段和学派开展阶段后,到隋唐宗派兴起阶段,达到中国古代发展的高峰。但到近代,随着佛教的整体衰落,曾经繁荣的佛教宗派义学也相应没落。近现代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科学人本文化席卷全球,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遭到空前甚至是生死攸关的猛烈冲击。佛教在这种时代大势面前,举步维艰,出路何在?在众多佛教有识之士的思考和探索中,义学的激活与复兴成为他们的基本选项。这其中的先驱首推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先生,他提出"内学"观念,所谓"结论后的研究"。另一主要倡导者是太虚法师,他提倡融贯传统后的出新,所谓"契理契机",而其弟子印顺法师则提倡"以佛法研究佛法"。他们的探索无疑在相当多方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启示,有助于开辟现代佛教义学的开展路径。现代中国佛教也在这种探索中显露出复兴的征兆。     

中国佛教义学的过去与现在

中国佛教义学源于印度佛教的传入,以及基于佛教本位的翻译、诠释、讲说与造论,其真正的开展始于明确佛教本位之时,即从格义佛教走出之时。这意味古代中国佛教义学可分为明确佛教本位的初期确立阶段、学派并起的全面开展阶段以及宗派成立的最终成熟阶段。从中唐后进入衰退与萧条阶段,其间只有不多的短暂复兴。到现代,面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普世、强劲的传播,现代佛教义学从明确佛教义学的性质与原则出发开始初创,出现了欧阳竟无、释太虚、释印顺等大师,为佛教义学的现代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     

何谓佛教本位的义学研究

论文以提问的方式展开对论题所涉四个关联项的考察,以逐渐澄清"佛教本位的义学研究"这一概念的具体意义。论文将近现代佛教学术研究总体视为佛教研究领域一种根本性的范式更迭,是西学普世化进程在佛教研究中的体现,标志着佛教自身解释学传统的断裂。相对于此,论文提出"佛教本位的义学研究"之建立,其有别于前者正如基督教神学之有别于基督教研究。"佛教本位的义学研究"提倡回归佛陀的教导本身及其在东方世界的历史性开启与实事性发生,它以佛教自身的解释学传统为根基和典范,致力于在现代语境中为佛陀教法本真意义的敞明提供一种现代表述形式,以促成佛教思想的本己表达进入现代学术研究和思想交流的公共平台。作为佛教本真意义在现代语境中的重新构形,其实际的展开将是一个动态生成和不断尝试的"现代格义"过程。     

宋代成都佛教义学及其与巴蜀禅僧的关系

晚唐至北宋中期,以大慈寺为中心的成都佛教义学仍在巴蜀佛教中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这种强势的义学影响,一方面是分灯以后的禅宗各支在巴蜀地区很长一段时期不能有效展开,另一方面则是自巴蜀外出求法的学僧大多具有较好的义学功底,一旦转入禅宗以后,能够迅速成为一代龙象。延及南宋中后期,我们还能看到以大慈寺为中心的成都佛教义学对巴蜀禅僧的深刻影响。是亦宋代巴蜀佛教的特色之一,治中国佛教史者断断不可不加留意。     

俗形义学述评

"俗形义学"是近年提出来的学说,它的提出,意味着学术界开始以包容的态度认真对待这种原来被视为异端的文字学现象."俗形义学"有着与传统形义学不同的作用.传统形义学是专业工作者学习、研究汉字和考释古文字的工具,而俗形义学则在普及汉字教育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马图里迪学派教义学思想研究

马图里迪学派(El—Maturidiyyah)系伊斯兰教逊尼派传统教义学的两大支柱学派之一。在关于伊斯兰教义方面的激烈论战中,马图里迪学派矢志不渝地维护经典和理性的双重权威,成为逊尼派教义学的奠基者。马图里迪学派成功地应用了辩证法原则,既保证了经典明文的至高地位,又维护了理性的作用,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较为理性和宽容,被逊尼派学者称为"中正派"。马图里迪学派产生于中亚,而影响遍及伊斯兰世界。     

义解:移花接木--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

中国佛学对印度佛典的理解与解释近乎一种文化"嫁接".最初的佛典讲解者必须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置入汉民族的生活语境中,因而采用了一种用中国儒道学说来比附印度佛教学说的"格义"的阐释方法.关于"格义"的使用年代与确切含义的理解,学界有不同看法,但考其精神实质,应是一种"傅会中西之学说"的方法."格义"方法充分证明了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这一阐释学原理.自东晋至隋唐,阐释佛教教义的"疏"、"论"大量出现,学术争鸣通过对佛典文本的阐释差异表现出来因对同一经典的不同阐释而形成派别,因对不同经典的阐释而形成各种师说,因对不同经典的尊崇与发挥而形成不同宗派.通过对<法华经>"方便"一词各种解说的考察,可发现中国佛教的经疏有四个特点,即阐释的附会性、扩展性、细密性、多元性.佛教义学的疏论,是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典范之一.     

方东美中西融会的华严义学诠释法解析

方东美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思想一直以中西融会为显著特点。在他的思想体系中,随处可见西方哲学的思辨特色以及柏格森、黑格尔、怀特海等思想的影响,但方东美并未止步于西方哲学,而是以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为内核引用西方的思辨方法与建构模式来重塑其新儒家的思想体系,同时他还以中国的思想来补救西方哲学思想中"二元对立"的问题,使得中西哲学之间实现了互动与融合。然而作为一名佛教信徒,方先生对佛教哲学尤其是华严义学一直以来都十分的推崇,华严义学中的"圆融精神"更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灵魂之所在。他对华严义学的思辨性解读方法也集中的体现了其新儒家思想体系构造过程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说方东美的哲学体系便是以"广大和谐"为旨趣,以"天地生生之大德"为起点,以"平等和谐"为原则,融会儒释、贯通中西的思想体系,这也使得其与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以心性思想为基础贯通中西的道路鲜明的区别开来,因此深入剖析其华严义学的解读方法对我们了解其新儒家思想体系的逻辑内涵具有深刻而积极的意义。     

山西义学的沿革及多维分析

山西义学起源于宋代,在明代曾一度取代地方社学。清初义学在明代基础上有所发展,直到康熙时期才初成规模。由于清代官学已失去教育功能,私学成为清代基础教育的主力军,而义学作为清代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其他教育形式的受众面更广,成为清代基础教育的主要承载体。义学既属于私学,官府不甚注意,义学背后的基层教育权力便成为地方精英竞争谋取对象,地方绅士、商人纷纷参与义学以谋求在基层社区中更大的话语权提高社会地位。因此,山西义学的沿革史又是地方官、绅、商、学等阶层的演变史。     

武训义学及陶行知对武训精神的升华

武训以一乞丐之身,积30年之艰辛,创办义学,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陶行知把武训精神归纳为一个"学"字,提出要"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是对武训精神的升华.     

佛教观念史的方法论传统与建构意义

作为研究方法的佛教观念史,缘起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启迪;但它何以能兼顾学术传统与佛教特殊性、又为什么在佛教研究领域优于与它极其近似的概念史方法,则是有待说明的问题。优波提舍、摩呾理迦等佛教经典体裁,展示了佛教内部的观念史传统,作为学术用语的"观念"亦与佛经原意一脉相承。观念史方法产生于对哲学思辨和社会生活之中间地带的"觉察";而佛教观念史的提出,是基于对佛教整体性、复杂性、动态性的"谛观"。斯金纳与科塞雷克提倡的概念史方法皆与佛教研究有所抵牾;且与概念相比,"观念"更符合佛教重视的价值意义。观念史作为研究和解释的方法,有助于呈现"佛学"亦宗教、亦哲学的特质,避免刻画静态化、抽象化的历史,促进还原生活世界的具体情境。     

"会三归一"与"开权显实"——《法华经》中的"宗教对话"思想及其在天台宗中的运用

"宗教对话"是当代宗教界和宗教学界的时髦话题,这个话题原本是在基督宗教的主导下提出来的,但后来也得到了其他宗教的响应.不过,"宗教对话"本身并非是什么新事物,印度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发展到大乘佛教时便主张"宗教对话",而以大乘佛教为基础的中国佛教在"宗教对话"的思想和实践上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文分析了大乘佛教经典<法华经>中的"会三归一"、"开权显实"的"宗教对话"思想以及依据<法华经>而成立的天台宗调和大小乘以及会通儒佛的"宗教对话"理论和实践.基督宗教的"宗教对话"思想是应景的、外置的,因为<圣经>中并没有什么"宗教对话"思想,而大乘佛教的"宗教对话"思想则是内在于佛经因而就是佛教教义本身.     

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

义学是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的官办初等教育学校。清代云南的义学自康熙朝起由地方官府主持创办,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快速发展,曾达到700余所,遍布云南各地,深入到山乡夷寨。清代云南的义学以边疆少数民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训以官音,教以礼仪,学为文字”为教育内容;以“识字明理”、“开化夷民”为教育目的;它所创立的“官办民助”的办学形式和经费筹措管理模式,也成为清代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典范。义学在促进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增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圭峰宗密的本末之辨

圭峰宗密撰成<原人论>一文,运用判教的方式对儒道二家及佛教内部的各种解释一一辨别.宗密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儒道二教关于人之本原的究竟之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诘责.但从回真向俗、入世化民的角度上,宗密又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儒道二教及本原的理论.佛教的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在宗密看来,也都不是究竟之论.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以"一切有情"普遍具有的"本觉真心"为人的本原,这才是佛教内部各种教门的合理性.圭峰宗密的本末之辨是华严判教在教理阐释中的运用与发展.     

武训兴办义学成功原因析论

武训以赤贫之身行乞办学,最终设学三州县,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究其主要原因,则是武训"修个义学为贫寒"顺应了历史潮流,"乐善好施"符合鲁西北地区区域发展的需要,行乞兴学赢得了地方士绅和政府的支持.     

利用佛经材料考察汉语词汇语法史札记

为了宣传教义、争取教众,汉译佛经往往采用比较口语化的语言,这就使得作为一种语料的佛经具有正统文献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和特殊价值。在追溯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诸种语言现象的源头时,佛经往往可以给我们提供更早更生动的例证。本文试从词汇史和语法史两个方面,各举实例,论列如次。     

清代中越边境地区义学教育探析

为加强对中越边境地区的控制,清政府较为重视文化教育手段的运用,着力发展义学教育。该地区义学的教育目标重在开启民智,生源不局限于土司子弟,教学内容以识字、写字为主。义学的办学经费以官办为主、民助为辅。但是,与靠内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相比,中越边境地区义学发展水平较低,主要表现为设学严重不足、办学规模小、师资水平不高、办学经费缺乏、办学效果不佳等,此外,该地区内部之间的义学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朦胧中清晰的轮廓:中国翻译历史及理论发展之佛经翻译探索

虽然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然而典籍浩瀚、哲理丰富、蕴含广博深奥的佛教是世界上其它的宗教都无法与之相比。纵观中国翻译事业,佛经翻译不仅是中国翻译的起点,且悠久的中国翻译史有半部是佛经翻译史。佛经的翻译有力地推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历史、政治、宗教、哲学、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为中国翻译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佛经翻译活动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