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媒介传播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策略

充分利用电视媒介为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服务,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还关系到国家的繁荣稳定和民族团结。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电视第一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更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不可推卸的责任。新时期以来开办的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电视节目,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对电视媒介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性、迫切性,在新闻节目、专题片、纪录片、文艺节目、访谈节目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面临的困境进行论述,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以促使电视媒介能够更好地保存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完整性,扩大中华民族文化影响力,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元典如何记忆：中国文化元典的数字记忆构想

文化记忆连接着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具备跨越历史时空的穿透力。中国文化元典正是将中国原创的古典智慧凝结成系统性、深植性和可塑性的文化记忆，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延续的精神命脉。在数字力量的驱动之下，元典数字记忆的传播要素在已有基础之上将深化整合，元典价值的重现将从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多方面拓展出新的可能。历史上的元典文献、资料、图片，以及与元典相关的碑刻、建筑、雕塑、艺术品等可通过数字化迁移形成“经典文献记忆”;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元典文化，如国学修习、风俗节日等可通过数字化的文字记录、拍照、录音、录像等方式形成“活态传承记忆”;网络空间中直接生成的元典数字信息及相关的记忆实践，例如社交网络中的经典赏析、记忆征集、分享互动等，则可通过一定的信息保存机制和互动传播机制构建“数字原生记忆”。随着大众媒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融合演进，曾经以人为主导的数字媒介逐渐过渡到以数据驱动的新型智媒阶段。智媒平台所具有的数据整合、自动化生产、精准传播等功能，可为元典的数据存取、知识呈现、可视化表达等实践提供更具关联性、延展性、智能性的记忆图景，既能成为元典数字记忆再造的关键路径，也从另一...     

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媒介的转型与发展

文化记忆作为一种与社会、媒介和文化情境紧密相连的动态构造，彰显了人类记忆的社会化维度。在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建构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格雷马斯矩阵被巧妙地应用于这一知识场域中剖析文化记忆构建机制，揭示了媒介作为构建文化记忆中最活跃变量的核心地位。随着文化内容从物理形态到数字化传播和存储的转变，以“仪式”和博物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记忆媒介经历了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转型，旧媒介为文化记忆提供稳固且权威的依托。新的媒介形式引领文化传播的创新，作为象征性与商品性并存的记忆媒介的文化创意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储存方式，该方式以其普适化的传播样貌所形成的某种暗示构建起文化记忆的全新图景；兼顾官方记忆与大众记忆平行书写的新媒介给文化记忆的书写方式带来颠覆性的革新，它不断丰富着文化记忆的构建模式，使之获得一种更为大众化、更加多元化的表述空间，进而推动和强化了官方与大众记忆之间极高的流通与互动性，促进了多元解读视角的形成。但同时，在文化记忆媒介演化的进程中所产生的虚假记忆、信息过载、数字鸿沟和数字伦理等一系列新问题，也成为亟待深入探讨和解决的知识命题。     

少数民族聚居区双语传播发展研究--以媒介情地论为分析视野?

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传播是事关民族身份认知、文化认同以及中华民族生态多样性的重要实践。以媒介情地论为理论基础,将情感嵌入空间、时间、社会维度作为分析路径,考察双语传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情况,指导当前双语传播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实现双语传播的有效达到,目的是增进少数民族聚居区多元民族文化繁荣稳定。     

当代敦煌文化遗产传播的媒介性研究

敦煌文化是民族乃至社会所共同拥有的“集体性的记忆”,可以通过多种媒介以及物质载体进行传播。敦煌文化遗产传播具有媒介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强调用户参与,文化景观实现主体体验;增强信息传达,议程设置实现效用发挥;传达文化内涵,传播中介实现融合互动。这三个方面体现了敦煌文化遗产传播的媒介特点。     

鄂西土家族文化事象的影像表达与族群记忆建构

少数民族文化通过影像进行表达与传播,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扬的表述范式。影像为少数民族“族群记忆”与文化传播提供了有效途径。“原生态”与文化事象既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策略与源泉,也是其传播方式。在影像表达中,文化事象会受到电影叙事结构与“文化传播折损”的影响。同时在与“他”民族的交互与对视中,少数民族常处于“被想象”一方,文化事象与影像表达依然存在着不同价值视角的冲突与博弈。     

智能手机使用中彝族青年集体记忆的危机及对策研究

通过对10家主流媒体官方微博中有关四川凉山彝族群体的报道文本分析,结合对凉山彝族青年群体智能手机使用的实证考察,发现主流媒体报道下的彝族群体形象与该群体的自我认知之间存在差异,而新媒体在此过程中生产着媒介记忆,发挥着重要影响。智能手机的使用赋予了彝族青年文化实践和身体操演的全新方式,使得他们在原有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创造更有生命力的新记忆,同时也遭遇着族群记忆离散、数字化遗忘和过度娱乐化等危机。由此提出生产更具吸引力的文化作品,变革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路径,回归文化自信、重塑传统价值等建议,让彝族青年主动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缔造者,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延续与繁荣。     

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困境与策略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困境与挑战。新媒体拓宽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渠道,打破了传播的时空限制,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赢得了更多话语权,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与此同时,传播弱势地位明显、传播功利化娱乐化与同质化形式化、地区发展不平衡、资金人才缺乏形成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困境。加大投资、培养人才、加强监管、构建多元传播机制、缩小各民族与区域差距、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产业化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在新媒体时代的出路。     

文化记忆视阈下央视春晚35年的影像表达

文化记忆理论作为记忆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回答了以时空逻辑为线索,传统文化的断裂与传承等一系列问题。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从时空维度、传播载体、媒介功能、权力符号建构诠释了文化记忆理论。本文在文化记忆理论的观照下,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内容表现和传播途径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央视春晚举办35年以来影像表达的动机机制、生产语境、历史沿革和内容文本,考察当下央视春晚生产传播样态的转化,旨在为影像民族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提供可参考的路径选择,丰富我们对于广谱记忆理论总体上的理解。     

数字媒介视域下的文化记忆研究

文化记忆媒介经历多次嬗变,从口述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到当下的数字媒介.媒介嬗变为文化记忆当下化提供了基本的结构框架,尤其是数字媒介,对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和表现产生了诸多新影响.首先,它极大地提升了文化记忆的储存能力,也产生了"数字黑暗时代"问题;其次,它有利于传播个体关于文化记忆的观点和评价,放大了各群体间关于文...     

突围与重塑:数字媒介环境与传统文化传播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传统文化正遭遇着生存土壤缺失、外来文化威胁、碎片化生存以及娱乐化解构等困境。数字媒介既是传统文化面临的威胁,更是为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从数字化保护、数字媒介与文化呈现方式、数字化学习、文化产业崛起和国家形象数字化传播等角度,探讨与分析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播策略与路径。     

儒家道德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承途径

儒家道德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承途径和方式,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力、民族间的交流及交往、学校教育、家庭及村寨组织、宗教、大众媒介及文学作品、乡规民约及谚语等七种不同的方式,使儒家道德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地传承和传播。至今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还保留着儒家道德文化的内容。     

民族文化的想象与再生产——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花腰新娘》与《寻找刘三姐》的文化诉求

《花腰新娘》与《寻找刘三姐》作为近几年来国内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代表性作品,吸引了电影界的关注。作为体现少数民族民俗景观的视觉消费文本,其鲜明的文化表征和时代特点为批判性地思考民族文化与电影媒介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具体来说：影片凭借视觉消费编码策略,使观众在视觉符号的体验中完成了对少数民族生活的想象性建构;通过各种文化记忆形式的串联,实现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挖掘、发现和再生产;少数民族区域美学的尝试性建构,也强化了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归属感,为应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提供了新思路。     

嵌入与共享：论少数民族文化在电视剧中的拓展

当前,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发展面临着准入难、融资难、播出平台少的困难。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同时具备促进国家认同的政治功能取向和市场资本的逐利取向,但也伴随出现了少数民族文化呈现空间受到制约的问题。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中为适应政治功能要求,多通过直白的叙事强调民族团结、国家认同,力图促进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实现。而从传播的仪式观来看,促进认同的更佳方式是通过社会互动形成共识。应以更开放的文化传播政策将少数民族文化"嵌入"到各类题材电视剧中,为中华民族建构共同的文化记忆基础,为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提供对话的基础。     

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文化传播史,一部媒介发展史和变迁史。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文化传播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叠加的过程。文化传播的发展离不开媒介文化的发展。本文从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的关系、当代文化的媒介化及媒介文化化等三方面入手,弄清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的关系,以便更好地促进当今媒介文化产业化的发展。     

传播学视阈下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独特优势

从传播学的视角看,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少数民族传播者拥有接近性特质。这种接近性特质能使传播者的传播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受众中产生"自己人效应",从而提升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作为民族大家庭的缩影,民族高校是展示我国民族政策及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窗口,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创造了有利的传播环境。"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史""少数民族史""少数民族近现代史"等课程作为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独特媒介,有助于提升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所有这些构成了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独特优势。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传承研究的内容、价值与意义

贵州少数民族的村寨不只是一个地缘单位,而且还是一个血缘组织、生产生活群体、文化传承的载体。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传承研究既要着眼于传播内容、媒介、手段、传承人、受众、环境,也包括对传播文本、传播风格、传播功能、民族关系、社会组织等的分析。此项研究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论云南地方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数据库构建

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数据库的构建,是随着计算机、通讯、多媒体、高密度存储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尤其是网络技术的迅速普及,文献资源的数字化水平成为各国、各地区信息水平的标志为发展机遇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是云南各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因此,将其数字化必将促进云南地方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步伐,在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文件建设与发展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文化交融历程中的媒介互动互补

信息技术极大地加快了传播的速度,而相互传播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经济状态和人文观念。电子媒介使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便捷、多样与全面。广袤的地球缩变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在争先恐后地奋进、碰撞与交流。在这种众多民族文化融汇与交流的发展过程中,图书、报刊、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媒介都是重要的沟通渠道,这些媒介积极推动着文化交流的速度与深度,文化的多元交流与融汇也反过来促进着媒介的互动互补与不断革新。在多种媒体并存、竞争的时代,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图书、报刊、广播、影视、互联网作为信息的几大载体,开始逐渐改变自己的媒体形态,从以前的割裂、分离状态,逐渐走向互动、整合、甚至是融合互补。这种以编辑为主导的多种媒介的互动互补既很好地以各种渠道传播了文化,又大力助推了出版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化形势下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创新。     

赋权理论与彝族文化的网络传播——以彝族文化网站为例

彝族文化网站是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媒介的结合,是全方位地保存、传播、延续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论文考察了彝族文化网站发展现状,进而提出新媒介赋权与彝族文化网络传播的第一层面,即部分具有强烈民族主体意识与行动能力的彝族知识分子,自主运用网站和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形态来开辟彝族文化传播的网络空间。第二层面,彝族文化的网络传播要从"关门传播"转变为"面向主流的传播",逐渐发挥与主流社会对话的"桥梁"功能。只有这样,彝族文化网站才能通过与主流文化的互动交流,开拓族群认同的网络公共空间,进而彰显出彝族文化网络传播的全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