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对华北水利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对畿辅水土性质的争论为中心

元明清时期,人们对华北水利的认识,经过了比较曲折的发展历程.北方籍官员认为华北河道不可开渠、不可种稻;而江南籍官员则以古今华北个别地方种稻的历史和现实,反驳了华北不宜种稻的言论.到了道光时期,人们对华北水利的认识则比较辩证.桂超万、李鸿章对华北水利的态度,从支持变为反对,根本原因在于清后期华北气候干旱、水源减少,北京粮食供应不完全依赖东南,国家减少江南赋额漕额等.旱作物可能更适合华北的气候和水源状况.     

论宋朝的“轻南”政策及其影响

宋朝对边区的政策，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重北轻南”。即统治者重视对北部、西北部边区的防守与经营，而轻视、消极对待西南边区的防守与经营。本文要探讨的，是宋朝的“轻南”政策及其对广西、川蜀少数民族边区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北宋神宗年间范育指出：“治大以重，虽无事不可缓者，西北守边是也。”①南家王象之《舆地绍胜》卷一○四记载：“朝廷御边，重西北而轻东南。”宋朝之所以“重北”，是因为北方有辽、西夏、金等较强民族王朝与之对峙。关于“轻南”，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宋朝对西南边区的统治是以羁縻州形式为主，…     

明代西北水利试探

西北地区,由于地势高亢,地形复杂,加以干旱少雨,气候条件不良,所以,自古水利不仅决定西北农业经济发展的规模,实际也决定着整个西北社会经济的面貌。明代是历史上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之一;随着这一地区农牧业比重的结构性转化,农业经济在西北地区的逐渐发展,西北水利在明代亦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明代西北水利的发展,不仅是当时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实际亦为清代西北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当时,由于政府势力实际控制线在哈密以东地区。所以,明代西北水利主要集中在     

略谈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北方战胜南方,尤其是北方的西北地区更是历史的重心。例如,周之兴,起于关中;秦据雍州,统一六国;刘邦据有关中,方能灭楚;三国鼎立,魏、蜀争夺西北;隋唐统一,兴于西北;明清战略,重在西北。李自成失去西北,走向破败。甚至有人说,太平天国,失策在于未进西北。这一现象是偶然的呢?还是带有必然性呢?我认为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什么天意。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     

明清时期山东的山陕商人

在商品流通空前活跃的明清时期 ,崛起于西北的山陕商人 ,迅速将势力渗透到山东城乡。鲁西一带由于运河交通的便利 ,成为山陕商人的密集之地 ,鲁西南、鲁西北及鲁中地区也多有山陕商人的足迹 ;他们或设坊开店 ,或长途转贩 ,或建立会馆 ,或设立票庄 ,经营广泛 ,财力雄厚 ,乃至垄断了某些地方的食盐、粮食、棉布、典当、钱庄等行业。山陕商人的经营活动 ,有力地促进了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     

论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饮茶风习

唐代在长江流域民俗活动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迹象,乃是饮茶风习的逐渐流行,尤其在长江上中游地区饮茶风习甚盛,其传播过程参据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大致可分几个时期:即自唐初至8世纪中叶,此时饮茶风气,仍局限于江南几个地区,但茶叶商人的足迹已入北方;8世纪中叶以后,饮茶风气在北方广为传播,南北方之社会各阶层相习饮茶。长江流域饮茶之风本早于北方,而自陆羽《茶经》问世后,此风更盛,成为当地人们饮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郑州市经济史料选编》序

郑州在古代即为政治和军事的绾毂冲要之地,经济与文化的发达繁盛之区,史籍有载,遗迹可寻。唐宋以来,由于经济文化重心倾向于东南,而政治军事的热点则偏离于西北,使中原地区有时成为雄杰者逐鹿的场所,夺取统治权利的襟要;兵火之馀,呈现出一片荒原。以致治史者每侧重地缘经济的发展走向,而轻遗中枢地带所起的历史均衡作用。重偏侧则不足以概全,轻寰中则无能以制要,是故治史者贵乎胸有全局,主要就在这里。     

晋室南迁与江南都市文化品格的塑造

晋室南迁,也将北方的中原文化传播到了江南,并与吴越文化融合为新型的江南文化,从而赋予了江南都市以诸种文化品格,如礼乐文化、士人精神、山水品格、声色之风等,而兰亭修禊更是成为江南都市文化的永恒象征.     

清代江南与两湖地区的经济联系

清代江南与两湖等地大规模的粮食、丝棉纺织品及木材等跨区域的经济交流,反映了同时期全国性商品市场网络体系的发展与成熟,其对两地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就江南地区而言,大量商品粮的输入,保证了江南丝棉经济作物种植区农民的日常生活及粮食的各类生产资料性消费,促进了江南丝棉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多种经营的发展;对两湖地区来说,大量商品粮的输出,刺激了该地区粮食种植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清代全国最大的稻米产区。清代两湖地区棉纺业的兴起,虽对江南棉布市场有所冲击,使得江南经济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机遇,它预示着江南与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开。     

郑伯克段疑不在鄢

今本《春秋经》、《传》皆言隐公元年五月辛丑,郑伯(庄公)克段于鄢。自杜预《注》:“鄢,今颖川鄢陵县”以来,克段之地,均无异辞。然一旦复原庄公伐段形势,则不难发现,太叔段的出逃方向正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因为,京(今河南荥阳东南)在新郑西北,而鄢在新郑东南,庄公军自新郑伐京,太叔段在众叛亲离情况下怎敢逃往敌后的鄢?事实上,太叔段最后的归宿是郑国北方的共国(今河南辉县),可见其出逃路线极不正常,令人颇有扑朔迷离之     

《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16世纪初年,朝鲜文人(李朝时期)已经知道著名元杂剧《西厢记》。到了18世纪,文人们对《西厢记》故事已非常熟悉。韩国收藏的《西厢记》的汉文本和韩文本很多。朝鲜文人对《西厢记》的评价褒贬不一,贬之者视如灾书,褒之者奉为奇书。不少文人对《西厢记》作了深入的研究。除了派往中国的使臣和历代少数留学生及书商,大多数朝鲜文人没有机会观看中国的戏曲演出,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多数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因此对中国戏曲的理解难免会有错误。他们始终将《西厢记》当作案头文学来阅读。《西厢记》曾对朝鲜的文体文风产生过影响,一些文人还模仿它写了一些作品如汉文演本《东厢记》、汉文小说《春香传》等。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逸”作为审美范畴在唐宋时期的迁替

唐宋之际 ,社会审美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 ,“逸”作为审美范畴在士大夫的观念中成为一种审美理想。“逸”是文人画的精神核心。宋代文人画 ,为了高扬主体情志 ,不仅要超越形似 ,而且要通过简化、变形等艺术手段 ,使画中的形象与所画的事物产生很大的间离感、陌生化 ,从而突出主体的情志。从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而言 ,“逸”是一种审美的自由创造 ,这种创造必然表现为对技巧规范的超越     

灌区参与式管理改革的双向互动：甘肃个案

“农民用水户协会”作为灌区体制进行参与式管理改革的经验,已在全国普遍地推广。这一来自国外的经验理论如何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是需要探索的问题。以甘东灌区为例,探讨灌区管理中“农民用水户协会”的效度与限度,并进一步分析灌区管理主体的运作方式,政府部门在灌区管理中应承担的责任,结果表明,由于农业灌溉没有利润空间、市场主体不愿进入、农民参与不足,用水户协会并不能解决自身产生的问题,这时更需要政府部门的介入以实现农村水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后人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原因,"善变"中的不变因素,"善变"的评价.而"善变"原因也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忽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对他的善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士大夫的自省意识是其善变的主观原因,自信心是其善变的精神保障,强烈责任意识是其善变的精神动力,对"势"的对抗是梁启超"善变"的客观原因.     

元代江南社会、文化及民族习俗的流变——以蒙古、色目人的移民对江南社会的影响为中心

江南素来被认为是理学的重地、传统文化的堡垒,但这并不是说其文化的形成是单一的。大一统的元代是江南文化获取异质因素从而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蒙古民族在进入中原以前,已经具备相当的文化属性,统一中原后,出于政治的需要和文化本位主义的考虑,在现行的政策中很好地保存了蒙古民族和其他东迁的色目人的民族性。因为各种因素迁入江南的蒙古、色目人和汉族人共同杂居,蒙古、色目文化与江南文化全面接触,给江南文化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样式和更加丰富的内容。江南的礼俗文化对蒙古、色目人也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在文化的接触中,民族的界限渐渐消失,整个江南文化呈现出新的局面。这一时期江南文化的发展,给明清江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太湖东部的湖田生态(15-20世纪)

明清时期形成于太湖地区东部的湖田,其稻作生态以水环境为中心。由于水环境丰富,存在着一系列的水生条件下的稻作与植物多样性。为了防水灾,人们种植了早稻,再生稻与双季稻也有一套相应的丰水环境下的栽培技术。由于水草和水生植物在产生和物种上的丰富多样,稻作施肥与积肥环境非常好,这些都有利于农业提高复种指数,种植双季稻。清代人口增加,栽桑养蚕兴起,与稻作相结合,形成了桑基稻田的农业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的特色,都使湖田地区的稻作生态与太湖东部的其它地区显出不同,这种不同对明清时期江南有特殊的意义。     

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

1820年霍乱传入江南之后,城市污染的市河遂成为一严重的疾病问题.清末民国年间,在大城市,大量土井和外来人口的存在,使得饮用和使用不洁水源的现象,仍然存在,故霍乱感染人数,仍然相当多.在中小城市,由于生活用水主要依赖江河和井水,也有比较高的感染率.但在某些水流速度较快、水质清洁的小市镇,其感染率则较低.     

地理交通视角下的五代巴蜀文学生态

五代巴蜀文学异质多元、波澜壮阔,存在不同文学版块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输血重构现象.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干戈扰攘、战乱频仍,许多文人为躲避战火的摧残纷纷选择入蜀避难.巴蜀地区关阁栈道、曲折往复的陆路交通地理以及溪流纵横、高山滩川般的水路交通条件,对入蜀文人的行旅创作和迁徙态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入蜀文人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他们对新奇陌生、亘古蛮荒的巴蜀文化带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心理和隔膜情绪.入蜀文人颠沛流离的身世遭际以及对蜀地文化凄迷感伤的认知心路,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巴蜀文坛的审美价值取向与文学创作风貌.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