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争：从“托古改制”到“取今复古”——重新从康有为出发

古今之争问题,是近代中国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时至于今,在盲目的复古和浮泛的西化风潮中,我们仍需要重新来对待这一问题。本文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文化综合论出发,来考量近代以来我们是怎样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在这种考量的具体过程中,康有为构筑了我们的起点,也成为我们的参照。     

蒙文通经学思想中的“齐鲁之辨”

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李太后与“国本之争”

论及明朝万历政局演变,"国本之争"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明神宗之母李太后在国本之争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和影响,史界就缺乏系统深入的阐述。本文拟对此问题做一初步解析,有不妥之处,务请方家指正。     

解析“西沃之争”:理解美国公共行政的一个视角

美国是最早将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国家,其长达百年的公共行政学发展为世界公共行政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40年代以前,公共行政学长期被科学管理理论垄断,但是随着二战之后各个国家行政管理理论出现了与国家发展的不相适,公共行政陷入了身份危机。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西蒙与沃尔多之争(以下简称西沃之争)缓解了当时公共行政学的危机,促进了公共行政的多元化发展。本文聚焦于西沃之争的背景、内容及其对整个行政学史的重要价值。     

《盐铁论》刑、德之争及其当代意义

<盐铁论>刑、德之争不是法治和人治之争,而是术治和德治之争,焦点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术"为本.应以"治道"理解法治.德治与法治是"治"的两种表述方式,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两种对立或并行的治国方式.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孙中山早年主张法治 ,晚年倾向于党治。 1 92 8年 ,国民党统一全国 ,宣布训政开始 ,由此产生党治和法治之争。蒋介石受中原大战刺激 ,接受胡适等人权派的要求 ,主张制定约法 ,进行“政治刷新” ,而胡汉民则以孙中山“遗教”为依据 ,反对在当时制定约法 ,并在许多问题上批评和牵制蒋介石。其结果是 ,蒋介石以暴力压制不同意见 ,一场有关民主和法治的论争转化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 ,国民党由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 ,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分裂     

孔颖达论诗、乐关系及其诗学史意义

诗、乐关系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汉儒的弃乐言诗,到宋代郑樵的以乐论诗,再到南宋以来的以诗统乐,这种转变离不开唐代孔颖达的先导之功。作为经学史上集中论述诗乐关系的第一人,孔颖达通过“诗乐相将”“诗为乐心”诸说化解了先秦季札观乐与汉儒以义说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汉代义理诗经学的流行,启发了宋代以来的诗乐话题,奠定了后世学者以诗统乐的诗学理路。后世学者既要顾及《诗经》的乐歌性质,又要防范一种彻底的“主声”之学危害“思无邪”的正旨,往往就要通过反思郑樵的声歌诗经学从而回到孔颖达的诗乐学说。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从“军人优先权之争”透视新时期军民关系

军人优先权之争是新形势下军民关系的一个缩影,他的解决关系着新时期军民光荣传统的弘扬,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关系到强军梦、强国梦的实现。由军人优先权之争的拓展,我们发现新时期下的军民关系具有经济纠纷增多、关系复杂、彼此误会加深等问题,而导致这些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利益的根本原因,又有信息技术发展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外部原因,同时还有体制机制内部原因。为此,必须从理念、思想、机制等方面下功夫,促进新时期军民关系健康和谐发展。     

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一个文献述评

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古今之争",是关于古典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与现代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论。目前国内外有关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的"古今之争"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仍存在着三方面的缺陷,即:忽视了施特劳斯重提"古今之争"的学术环境、忽视了施特劳斯理论的现实关怀、忽视了对其思想渊源的深度考察。     

魏晋南北朝军事学术杂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学术思想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主要内容包括"天下一家"、融众取长的战争观念;以治为胜、制必先定的建军思想;"弘思远益"、通揽全局的战略决策思想等等.军事学术成就客观,军事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兵学理论的宝库,是中国历史上冷兵器作战时代军事思想的重要总结,对后世军事思想的递嬗演变曾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魏晋南北朝"新道学"现代解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学演进与原始道学、两汉道学不同的新表现,主要是持续时间长,分布面广,论说者众,思维方法多样,个性作风各异.何晏、王弼的贵无论,阮籍、嵇康的自然之道论,向―郭注庄的实有论,葛洪玄、道、一三合一论及陶弘景道生元气再生太极与万物论等,构成本时期"新道学"之主要思想,显出时代新风貌新景象,为中国道学史增光添彩,实属重要阶段.     

葛洪与魏晋玄学

玄学是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潮,其中包含着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养生思想.玄学家在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的社会中,通过对虚伪名教的批评和对生命本真的关注,使养生之风盛行一时,也影响到道教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对神仙存在的论说,对得道成仙途径与方法的介绍,充满着玄学的清谈思辨和养生追求.本文将葛洪的道教思想放到与魏晋玄学的相互关系中来加以考察,以期展示葛洪通过借鉴魏晋玄学的养生思想推动了道教仙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关中地区的移民

魏晋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移民分外迁与内迁两种。外迁移民类型主要有躲避战乱、灾害型和政府强制型。外迁关中移民结局大多悲惨,或被杀、被掠,鲜有光鲜于世者。关中移民内迁亦有两种类型:一是统治者为充实长安,维持政权与发展经济而进行掠夺性移民;二是周边地区人口主动迁至关中。内迁移民从不同方向而来,具有多方向性、民族复杂性、多元性的特点。内迁移民对关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神话与魏晋诗歌

神话在魏晋诗歌中广泛地存在,构成魏晋诗歌的重要内容。神话对于魏晋诗歌,在内容、形象、语言、深层涵义以及诗人的个性表达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同时,魏晋诗歌也对神话的发展发生作用,促进了神话的仙话化。魏晋诗歌广泛地运用神话,这与神话自身的丰富意蕴、神话的自然发展、魏晋时期搜奇记异的社会风气以及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都有关系。     

魏晋文人集会活动所凸显的文化意蕴

从魏晋文人三次著名的集会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曹操父子与建安诸子宴饮游园赋诗活动的影响;还可以看到,这类聚会由最高统治者出面组织逐步发展到成为由具有共同文学爱好的人士自由组成,文人的独立自由意识在增强。不仅如此,魏晋文人的集会活动还体现了某种哲学意蕴和民俗文化特点。     

论魏晋《论语》学的言说范式

《论语》学发展至魏晋时期出现了《论语集解》、《论语释疑》、《论语体略》、《论语义疏》等一系列重要成果,并逐渐地建构出得意忘言、辨名析理等独特的解释学方法范式。在援三玄解经的过程中,儒道合同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论语》学言说走向。而开启以本体论视域解释儒家经典,以人生哲学替代宇宙哲学的解释学致思,触发中国早期语言哲学向纵深的发展,则是魏晋《论语》学的又一学术贡献。     

魏晋时期祭祀礼制与儒家教化

魏晋时期的祭天礼制,主要以郑玄的经学思想为基础。魏晋时期的宗庙祭祀主要承续两汉礼制,在围绕孝和礼,私和公的问题上,曹操从公的角度主张遵从礼,晋元帝从私的立场寻求孝,这有助于从儒家教化角度建构社会民风。魏晋时期民间层面的祭祀,随着佛道两教逐渐推广,新的神灵崇拜祭祀模式形成。     

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孔颖达通过《毛诗正义》有意识地对两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学进行扬弃、规范和整合,融贯群言,剖析精当,既保存了先秦汉儒以来《诗》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又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关于《诗经》学相关问题的规范和体系,促使《诗经》文本及其诠释正式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并成为学子的教科书,登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