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统善恶：方以智与晚明无善无恶之辨

“至善”与“无善无恶”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的重要论辩,明末思想家方以智以“至善统善恶”这一命题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说做出了诠释和辩护,该命题中蕴含的对“绝待”和“对待”关系的思考也是对宋代理学中朱熹与胡宏论性之善恶的继承和发展,即通过对道/理是否有对待来解释至善之性是否有对待,以形上建构的方式对晚明这一论争做出回应。一方面作为“绝待”的“至善”不落于具体相对待的善恶,也即“无善无恶”,这是从形上本体的层面言说;另一方面作为本体的“无善无恶”是先天之性,有善有恶是后天之性,统贯先天后天的“至善”意味着在具体现实的人性善恶之中要让本体的善性显露出来,这是从本然状态的层面言说。“至善统善恶”说以对“至善”的强调纠正阳明后学特别是王畿“四无”说导致的走空蹈虚之流弊,重新倡导价值层面上对“至善”的肯认,推崇实学的功夫论指向。     

宇宙论与价值论之重合与纠缠——朱熹思想中理气关系问题新探

作为儒学思想形态,朱子理气论不仅是为了说明世界之存在,更重要的是为儒家道德修养实践提供依据与基础.因此,他一方面要将理作为现实世界之本体,从理出发对世界万物作为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理之纯粹性,从而保证儒家的价值定向.这两方面的不同考量导致了其思想中宇宙论与价值论两种不同视角之重叠.从宇宙论视角看,理气从来都是"一体浑成",而决非"两元对立";理不仅从理论上说是气运动变化的根源,而且也实际地具有着主宰与制约气之作用.从价值论视角看,纯粹之理自身则总与那未完全实现理的实然之气或具体事物间表现出某种差距,从而产生了"理气为二""气强理弱"的种种观感.朱子对宇宙论与价值论两重视角之存在亦未有明确之自觉与区分,于是造成了后世对理气关系的种种困惑.     

本体与境界--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综论

本文从本体的无动无静、无出无入、无思无虑入手,分析了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命题的深刻内涵.在王阳明的观念中,认识到本体的无善无恶才能证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良知明觉的存在的绝对性,才能保证人生实践实现自由的超越.因此,无善无恶不仅是现实有善有恶的实践修养的根据和本体,还是人生修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作者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突出了儒学本体论中人生实践的自由超越的特点,揭示了人生道德修养过程所具有的自由快乐洒脱的一面,是对儒学本体论发展的重大贡献.     

朱熹理本论及其根柢之误

朱熹理学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本论为核心,形成精密的哲学体系。但朱熹之理却有诸多混同概念,主要有太极即理、道即理、仁即理、性即理等,形成朱熹理学独特的思想造型。朱熹理本论的思想渊源,从派属来看,主要是＂三教合一＂的产物;从师承来看,则与周敦颐、二程、张载等有关。其理论实质则是以伦理纲常为最高原则。其错谬之误主要有：多种概念的混同,暴露了其理本论的根柢弱势;以＂理＂为＂道＂,实为多余与浪费;＂理＂唯性无实,难为本体之用;以纲常为本体实为错谬;理气各有偏颇,均不可为本体等。结论是：朱熹之理不仅是哲学概念混同,更是其理非实而不可堪任本体之用。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中的重情思潮

心学主张良知"彻上彻下",反对割裂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在心学学者看来,情与性处于为物不二的状态,故情具有浓厚的心性学价值,真情即至性。王学所言的本心是万理毕具、虚以应万物的至善本体,恶是心体迷失本来面目也就是不真的后果,真与善在心学中几乎可以划上等号。而情恰具有真挚无伪、直入人心的特征,因此,便具有了重要的心性学价值,情深便可体道,也唯有情深方可体道。因此,受心学影响,晚明文学中的情是高度道德化的,真情即理本身。晚明文学中的情与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情在审美形态上有所区别:它肯定情感的强烈,并将其视为"真"的必然后果。晚明的情对"理"还具有推动作用,晚明文人关注形而下的人情日用,主张因情制礼,将人情、人欲之大同视为理的基础与准则,拒绝礼的僵化与异化,从而赋予理以周流变动、与时俱进之义。     

儒家仁说及其与耶教思想之比较——以朱熹、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及利玛窦为中心

朱熹的仁说包括本体论、心性论及工夫论三个层面。本体论层面,仁是天理在人性中的呈现,是高于形而下之气(情)的形上本体。心性论层面,仁是兼包四德的心之全德,是孝弟(爱)之所以然的形上本体依据。工夫论层面,朱熹强调以敬存心,去除私欲的障蔽,则天理自然澄明,就能达到仁。另一方面,黄氏父子从其理气、心性、理欲合一的立场出发,批判了朱熹基于理气、心性、理欲二元论的仁说。利玛窦从其天人、灵肉、理欲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又批判了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儒家仁说,其立场与结论与朱熹及黄氏父子互有异同:在本体论层面较近于朱熹,而在心性论与工夫论层面则较近于黄氏父子。而黄氏父子的思想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思想也有所吸收。     

论张载哲学的环境伦理意蕴

张载哲学思想饱含深刻丰富的环境伦理意蕴,其本体论强调“太虚即气”,认可自然的本体地位;其认识论认为人通过自身感官作用于外物,获取对外界事物的认知是有 限的,只有“德性所知”,才能“过人远”;其人性论主张用心体物,如果不能体物,则改过迁善,使“气质之性”中的恶返本于“天地之性”的善;其伦理观则强调“民胞物与 ”,祈望以博爱之心对待人与自然万物。     

朱熹的“理”:“生生之理”还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以唐君毅、牟宗三的不同诠释为中心

唐君毅依据朱熹言理气不离不杂,认为在朱熹那里,理贯而主乎生生之气之流行中,从而从形上学的层面把朱熹的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从这一诠释出发,他不仅认为朱熹的"生生之理"是对于程颢言"生生之理"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进一步对朱熹的理气动静作了自圆其说的阐述。与此不同,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是对程颢视道体性体为"即活动即存有"者的根本转向。重要的是,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气动静的诠释,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而有所创新,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诠释相互对立,展现了朱熹学术的不同面向,并给予更多的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王夫之对《周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王夫之对古代易学历经四十年的潜心精研，建立了自己的易学。首先指出天的本质是太和清刚之气，把天概括为产生万物的理气的统一体，批驳了“天一理”说。在论述天地化生万物时，阐发了“乾坤并建”说，视“独乾”为异端，批判了老子和邵雍的天地有始说。王夫之把太极改造为极大至上的物质范畴，提出天地为宇宙的本体、万物是本体产生的作用、体用同时俱生的思想。王夫之的道器论，既指“道者器之道”，规律或准则是事物的规律或准则；又指“道”是万物的本体或普遍规律，批判了道器割裂的唯心主义道器论。王夫之揭示天地万物变化的根源在于“二端”，由于阴阳二气的交感作用，生生无穷。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从生存基础到力动之源——朱子哲学中的“气”论思想

理气观是朱子哲学的核心,但其理气关系不仅在于凸显天理的超越性,同时也反显着气的实在性。因此,对于朱子的理气观,不仅需要从理的角度进行理解,同时也需要从气的角度进行解读。从理气关系的角度看,气始终充当着一切存在之前提基础的作用;而从生物之具到人的生存基础,就是朱子哲学中的气在宇宙天道与人生世界中的两种不同的表现。但无论是生物之具还是生存基础抑或是宇宙发展的力动之源,气既是作为所有存在之前提基础出现的,同时也代表着人所必须超越、驾驭与主宰的对象;而从生存基础到力动之源,则充分展现了从自然到天性这一人既生存其中,同时又不得不时时面对的世界。     

从孟子到朱熹的心性哲学

孟子对于中国心性哲学的开创 ,主要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尽心知性而知天的模式 ,在孟子看来对于心不在于去认知 ,而在于将自己的内心发挥到极致 ,这样就可以体认本心而知天。张载第一次在心性本体论上 ,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 :心统性情 ,把“情”这一概念置入心性问题的讨论中。朱熹则进一步发挥了张载的命题 ,提出性为体情为用 ,并在性情之上 ,加上了一个统领主宰 ,即心 ,将孟子的心性之心转换成主体性心的概念     

朱熹关于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理一分殊说”

"理一"不是实体,是极好致善的"表德",即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分殊"是万物的个体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理一与分殊的关系不是概念论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生命论的整体与分体的关系。理一在万物中,在人的心灵中。"理一分殊"说不只是从概念"推下来",而且是从经验"推上去",是经验与观念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人人有真、善、美的价值诉求,但最重要的是理会多样性,立足于分殊而理会理一。理一作为生命的根本法则就是仁,其实现的方法是"忠恕",只有尊重事物的差异性,从中理会一贯的道理,才能实现共同价值。朱子从生命哲学的立场,试图为人类生活建立统一的价值法则,直接讨论人类生存方式这一重大课题,并深入到心灵世界的深处,挖掘共同的生命诉求,坚持多样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态,通过多样性的实践而实现共同价值,有其重要意义。     

论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的说法起源于张载和二程,朱子对此又有所发展。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首先指具于气禀之中的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其次,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还包括了程颐在解释恶之来源时所说的"才"在里面;再次,朱子之气质之性还包含了张载和程颐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在朱子哲学中,这几种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朱子早年的时候受张、程哲学的影响,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认为气质之性是由天地之性加气质构成;但在后期,朱子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而淡化了天地之性的说法。     

论丹道修炼的逆与返

丹道修炼讲求顺、逆、返、还功夫,顺能生生,逆成仙圣,原始返终,还虚合道。丹道的哲学意义,在于生命本源之追寻。道生万物,道为宇宙创生本体,道法自然,生生不息,从无到有,由生至老,可谓顺着成、住、坏、空历程而下,生老病死,终至于无。故悟道体道,即在于归根复命,回归自然清静大道。丹道的修炼意义,在于性命双修,与道合一。其功夫境界,借由守中抱一、虚极静笃之无为法,以常保精气源源不绝之能量,从而导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之有为法功夫,此即逆、返之道的探求与实践。修炼丹道可趋吉避凶,能养生护身,达到性命圆满,回归本体,证得“我命在我不在天”之圆足小宇宙,达到超越形神、久视长生的境界。     

四句教新探

王阳明将无善无恶确定为心体,不只是为了接引上根顿悟之人,也不只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正心,而是要建立一个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讲的有是即无而有,不同于程朱之拘礼,同时它讲的无是即有而无,也不同于佛老之出世。以四句教为标志的阳明学说是三教融合的新阶段,也是宋明理学的新发展。     

《庄子·齐物论》对“分”的拒斥

《齐物论》提出了《庄子》全书的理论宗旨,即万物虽然作为个体各有特殊性,但在道的高度上他们没有轻重、先后、优劣之分,并在道中相统一。与"齐物"相反的状态就是"分",在现实中表现为是非之辨与善恶之别。庄子认为"分"是世间一切混乱的根源,因为"分"意味着局限性、确定性,而这种暂时的以不确定的标准确立的分别,是违背最终的道的。这种拒斥"分"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义。     

朱熹晚年思想

晚年(60岁以后)朱熹以道心为道体,强调"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主张"此心虚明,万理具足,外面理会得者,即里面本来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达道耳"。可以认定,朱熹晚年走的是孟子心学的理路,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心学而非今人所谓"理学"。     

叶适的道器观及其对心性之学的批评

在浙江学派诸思想家中,叶适对程朱学派的批评是比较系统的。在道与物(器)的关系问题上,叶适的论述较薛季宣、陈亮等人详尽,认为道与器统一,而统一的基础不是道,而是物、事、器,即世界上存在的具体事物。当理学排斥见闻之知,专务内省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盛行之时,叶适提出了“内外交相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叶适还从儒家经典、道统及程朱学派理论渊源等一系列问题上对程朱学派进行了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