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城迁移过程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

文章从假设乡城迁移是农户家庭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调整家庭劳动在城乡间的配置、追求家庭预期净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出发,建立了农户净收益最大化乡城迁移模型,根据模型把乡城迁移过程分为单阶段永久乡城迁移过程、两阶段永久乡城迁移过程和单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三种类型。通过分析和计算三类农户四种劳动配置净收益和相应的约束条件,对中国乡城迁移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中国乡城迁移的过程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定量的预测。     

考虑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因素的陕西省城镇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人口省际迁移与乡城迁移对城镇人口发展有重要影响。本文构建了包含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因素的动态预测模型,对2010-2060年陕西省城镇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第一,省际迁移和乡城迁移人口在年龄结构上呈倒V型分布,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随时间推移,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趋势减缓。第二,在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的影响下,2047年陕西省城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之后回落,而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规模在预测期内始终呈现增长趋势。第三,人口省际迁移和乡城迁移因素使陕西省城镇老龄化趋势得到显著改善。     

乡城迁移对移出地家庭养老影响的探讨

中国的乡城迁移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及影响的程度迄今仍是一个缺乏细致研究的领域。在回顾国内外有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问题 ,勾画出开展研究的理论背景 ,并从生活照料、经济供养和精神慰籍三个方面总结了乡城迁移对老年人生活的可能影响 ,最后从系统研究的角度规整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思路     

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沪的数据分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     

“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

本文分析了当前普遍范围的用工荒是由于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资引起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结果。在此利用新家庭经济学单一模型理论分析这种经济行为是与简单单一个体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相区别;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在金融资本及现代教育人力资本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家庭成员劳动力资本对外投资实施风险规避,在家庭内部实现收入分享,风险共担。这种经济行为带来的在工业制造和农业无法有效释放人口红利的结果,最终导致用工荒和环境负外部性以资本替代劳动的现代农业生产。     

阶层分化与农民乡城永久迁移--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CGSS 2010的数据分析发现,只有不到1/10的农民已经实现乡城永久迁移,接近1/10的农民有乡城永久迁移意愿.阶层分化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具有重要影响:白领阶层农民已经永久迁移和有永久迁移意愿的比率均最高,蓝领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次之,农业劳动者阶层最低;主观阶层、阶层流动预期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主观阶层等级越高,阶层流动预期越好的农民永久迁移意愿越高.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设计应改善蓝领阶层的生存环境、加大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农民进入白领阶层的渠道,以推进农民的城镇化进程.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运用多层次Logit模型分析影响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的个体因素和迁入地因素。研究发现,外来人口的迁移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城城迁移所占比重的上升导致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户口类型等因素对迁移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迁移更多地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由于外来人口在就业和工资收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加之迁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业岗位的增加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并且其预期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相脱离;城市平均工资增长率的提高对非正规部门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减小了潜在迁移者的迁移概率。     

农村留守妇女家庭联合决策模型及政策含义

本文在贝克尔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我国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共同决策模型,研究了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劳动时间配置与家庭福利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家庭综合收入最大化是家庭福利最大化的关键,在当前约束条件下,女方选择留守,丈夫外出打工是家庭福利最大化的无奈选择。本文提出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培训留守妇女与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等方面出发,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3000个农户、2008-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固定效应法与工具变量法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迁移规模、迁移方式与迁移区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迁移规模虽然对农户农业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农户人均收入与利他性收入：自发性迁移与政府组织性迁移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且自发性迁移的作用更强;省内县外迁移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最为显著,其次为县内乡外迁移．省外迁移不影响农户收入：劳动力迁移规模提高了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贫困户的贫困无缓解效应．也不影响富裕户的收入水平。     

失业率、年龄结构与人口迁移率的相关性研究

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及实践两种角度,对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年龄结构及失业率是人口迁移率大小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相关性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 21世纪我国人口的迁移做了预测。     

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隶属等级分析

基于反映健康不同维度上的50个变量,本文用隶属等级模型将1998年被访高龄老人的健康状态分为健康、比较健康、功能受限、体弱多病、极度虚弱五个纯类.分析结果表明,健康隶属度随龄增加而递减趋势明显,城乡在健康隶属等级上的差异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总体上说,健康隶属等级年龄差异大于性别差异,性别差异大于城乡差异.     

提高安徽省人口文化素质的思路与对策

安徽省经济基础薄弱,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教育事业总体上比较落后,导致安徽省人口,尤其是劳动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严重地制约了安徽省经济的发展。针对安徽省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人口文化素质的实际状况,结合省情省力和"科教兴皖"战略,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包括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调整教育结构;增大政府教育投入,并建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巩固和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农村教育结构;加强师资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等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对我国人口城市化道路的思考

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对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走什么样的人口城市化发展道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又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反思,提出了我国应走以规模扩大式为主的人口城市化道路。     

寿命学的难题

寿命学研究的根本宗旨和归宿是揭示延长寿命的理论导向和途径,其核心问题是延长预期寿命使之日益接近最大寿命,甚至与最大寿命重合.但是,达到这一目标及其困难,甚至是不能实现的遐想.我们只能尽一切可能使两者更加接近,完全重合是在可望而不及的未来.     

Effects of the timing of marriage and first birth of the spacing of subsequent births

Analyzing data from a fifteen-year follow-up surve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originally surveyed in 1957–58 and resurveyed in 1973–74,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he timing of marriage and first birth on subsequent child spacing, holding constant the effects of other variables that may be sources of spuriousnes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ge at first marriage has a causal effect on the occurrence of a short first birth interval and that age at first marriage and premarital pregnancy interact in their effect on the occurrence of a short second birth interval. Age at first marriage has no causal effect on the spacing of the second birth for those whose first child was maritally conceived. The spacing of the first birth, however, appears to have a causal effect on the spacing of the second.     

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甘肃省人才问题研究

本文对近10年来甘肃省人才状况进行了简要总结和分析.通过对人才总量及相对存量、人才的地区分布、人才的行业、职业构成以及科技、教育(主要是师资)状况的分析,就我省人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了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