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评析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危机表现得尤为紧迫和严重。全球化语境下对现代性的反思表现出新的特征,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突出反映了这一特征。对理性的不同态度使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分别提出了重建现代性与重写现代性的不同构想;在完成各自的构想中,哈贝马斯采用了普遍语用学的方法,重建普遍交往理性,利奥塔则用语言游戏的方法解构普遍理性;哈贝马斯为现代性设计了一个美好的交往乌托邦,利奥塔则终结了现代性的乌托邦理想。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普遍交往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交往理性超越了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视域,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思想指导。     

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与东亚现代化

哈贝马斯捍卫现代性;现代化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现代性问题出自工具合理性,交往合理性可以重建现代性。哈贝马斯承认多元性,肯定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交往合理性理论承认东亚现代化的路径。     

"现代性"道德之隐忧及其哲学反思

"现代性"道德所确认的基本价值理念具有普遍规范性和形式有效性,但仍是一个不完善的、有待批判的、开放的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是"现代性"道德的两个重要维度,正是由于个人主义对社会、自然和宇宙的"人道主义的僭妄"和工具理性的"手段对目标"的统治霸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采取还原主义态度,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语),致使其陷入"现代性"道德的合法性危机."现代性"道德绝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而是开放着可能性的"起点";只有通过对"现代性"道德危机的揭示及其哲学伦理学的反思,才能使其向过去的道德文化传统和未来的道德形上学重建敞开自我反思的批评空间.     

论现代性条件下文学价值多样性多元共处互补

现代性的首要原则是主体性自由 ,现代性具有自由、民主、平等、独立的特征。哈贝马斯认为 ,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导致社会分化 ,现代性即分化性。社会分化导致文化分化 ,文化分化导致文学分化以及文学价值取向的分化。文学价值多样性在现代性条件下多元共处、互补 ,具有必要性、可能性和必然性     

规范与权利视角下的公共性——论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局限

哈贝马斯是20世纪公共性和交往哲学的代表人.他的公共性理论受阿伦特公共空间的启发,力图在现代性的框架内解决现代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公民社会理论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原型,从中抽象出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为现代社会的多元民主奠定了理性的基础."商谈民主"理论是对现代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理论的调和.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停留在规范与权利的现代性框架内,无法从深层上回答现代社会的德性与伦理危机.     

论哈贝马斯的对话式民主及其对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对话式民主提出了一套试图在多元利益主体间通过对话、协商、沟通的方式达成民主的理论主张。哈贝马斯对话式民主强调基层民主、政治主体、政治过程、社会文化等因素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具有现代价值。哈贝马斯的对话式民主为当前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提供许多有益借鉴。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理性危机与主体重建——哈贝马斯、伽达默尔与泰勒的现代性反思

现代性危机的核心是理性和主体的危机,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重思理性和重建主体。在主体重建的理论尝试中,哈贝马斯以交往范式重构理性,伽达默尔以理解的历史性原则限定理性,泰勒以超越的善联结理性。三者共同揭示了理性在主体重建中所需的交往、历史和超越维度。同时,主体重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成为了一个实践问题。     

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性向度解析及当代审思——以哈贝马斯交往范式与交往实践旨趣为论域

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反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哈贝马斯在检视工具理性膨胀的现代性危机的同时,试图通过交往理性的建构重建启蒙理性,改造被扭曲的“生活世界”,进而拯救现代性。交往理性所要调节的不是单个主体与被反映和掌握的客观事物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间性关系。哈贝马斯从主体间性出发,基于普遍语用学,通过语言行为的交互一致、商谈伦理的解决方案、“生活世界”的意义追寻来建构交往理性。这种突破意识哲学的理性认知框架,以达成主体间的“理性共识”为中心而建立的交互主体性交往范式,扬弃了意识哲学的主客对立,扩展了传统的理性观,对交往行为合理化提出了创新性的见解。但他忽略了交往实践中的物质因素,因此带有一定的理想化、先验性和局限性。交往是人的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在人工智能时代和数字化交往的背景下,克服交往异化,需要辩证认识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关系,弥合交往实践的客观物质性和主观能动性。     

“启蒙”的复变:后现代主义逆流的多阶变导

现代性危机孕育了后现代理论的盛况,因为后现代理论的建构性倾向,引起现代性概念的出场.一个应启蒙运动而生的理性主义在今天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与审判,差异化运动成为新文化革命的热流.呼唤新的范畴、新的哲学范式和写作方式变得异常的急切,然而,无论韦伯的圣灵热火、哈贝马斯"未竟"的事业还是利奥塔的文化重建和福柯的生存美学都不过是夸大了文化的功能.现代性的危机还会成为后现代性的危机,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面对是否真的"回到事物本身".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前期主要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内涵及功能的探索而阐发市民社会问题.公共领域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奠定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根源于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领域和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领域对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侵蚀,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拓展了市民社会理论的问题域,增强了其解释力,诊断了现代性的症侯,推进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复兴,但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自身也存在着限度.     

在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之间——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现代性批判立足点评析

阿伦特与哈贝马斯都将现代性危机的核心规定为主体性造成的危机,前者认为主体化造成了以政治危机为代表的疏离世界,后者则从主体性批判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批判的哲学-社会学双重维度来分析现代性危机。因此,他们都意识到现代性必须走出抽象主体性。为此,阿伦特选择了复多主体性,哈贝马斯选择了主体间性。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则更为明显:阿伦特并未放弃主体性,而是从单一抽象主体走向具有个别性与一般性双重维度的复多主体;与之不同,哈贝马斯消融了主体性,从而着眼于主体间性的结构性与逻辑性。这种差异为我们将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置于阿伦特的复多主体性的视域下来反思提供了可能。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的基本宗旨是把交往理性当中的商谈原则贯彻到政治领域,试图通过利用商谈的手段在公民间形成政治共识,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尽管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     

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与商谈伦理的基本原则

通过对“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治哲学话语模式的深刻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程序主义的民主概念。这种新的商谈理论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民主形态,它表明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理论的系统与生活世界范式转向事实与规范的司法与民主范式。然而,此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断裂,应该说新的民主模式是对交往合理性的积极回应,在程序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中总有商谈伦理学基本原则的回现。商谈伦理所坚持的普遍性、论证性和主体间性原则同样适用于程序民主的建制化过程。在此意义上,阐释商谈伦理原则有助于我们对哈贝马斯商议性政治理论的基本理解。     

民主文化的多元性与承认的政治——查尔斯·泰勒基于文化现代性理论的论说

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存在两种现代性理论,即文化的现代性与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前者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视为西方文化变化发展的独特产物,后者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视为所有文化变迁的必然归宿。基于文化现代性理论,泰勒主张民主文化的多元性,认为现实世界不存在单一的、稳固的、标准的民主文化,存在的是多元的民主文化,而多元民主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在以彼此之间的承认和尊重为前提。     

哈贝马斯的真理观与民主合法性的重建

哈贝马斯力图在真理的基础上重建民主合法性 ,使民主摆脱工具化、形式化的局面 ,从而实现民主与自由的有效结合 ,及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超越。他以道德普遍主义为支点 ,跨越民族国家的局限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理性的生活方式。     

现代人焦虑、现代性反思、现代文化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文化危机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文化的深刻指向是人的一种"生活样态",不可否认,现代人的生活状态普遍遭遇了文化焦虑的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代性文化危机的探索集中在技术理性异化危机、大众文化异化危机以及人类生存异化危机中,他们对现代性文化危机的探索是对文化自觉的反省,是对现代性文化的重新建构。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文化自觉的思潮对当代中国构建现代文化有着重大启示,这体现在要以益智、益心、益德和益生价值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理念。     

交往与共识何以可能——论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

后现代主义认为日益加深专业化造成了各个领域的专家,进而形成不可通约的差异和难以消解的权力话语,交往和共识是不可企及的地平线.哈贝马斯则认为,共同的生活世界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同情,而交往理性则为重建现代性方案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再造了哲学传统.     

现代性：一项以“交往理性”为中心的重建性规划

现代性是一项由启蒙哲学家阐述的规划，虽然此规划出现了危机，但这不足以导致现代性终结。危机的原因在于，知识与信仰相分离，系统把生活世界殖民化了。诊治现代性病症需要重返黑格尔的“哲学前院”，挖掘出他埋藏的交往理性的前身，即“和解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应该围绕“交往理性”来重新规划现代性，实质上，这只能是对现代性的续写。     

如何过一种理性的生活——论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构建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人这三个因素组成的,只有在三者的相互协调中生活世界才能维持存在。系统与生活世界起初是融为一体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系统逐渐脱离并侵入到了生活世界,使得生活世界殖民化了。对此,哈贝马斯并没有停留于单纯的理性批判,而是转向了对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构建,即通过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文化解释体系"的重建以及法律和道德手段的综合运用,最终建立一种合理交往的生活样式。由于不能深刻理解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治疗只能是隔靴搔痒,其构建的生活世界也就带有了一种理想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