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价值理论的第三种模式

我国的程序价值理论模式大致分两种,但此两种模式都没有解决程序与实体公正的关系问题,存在缺陷,无法指导中国的司法改革.程序价值理论应当采纳第三种模式,即:在立法的宏观层面,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构成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而在司法的实践层面,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构成纯粹的程序正义,理论上是不完全的程序正义,在制度上却作为纯粹的程序正义而发挥了作用.只有采纳第三种程序理论模式,才能真正理解法治社会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为法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元正义”的误区及反思

我国程序独立价值说或优先价值说是在打着"重程序"的旗号下,吸收国外的程序本位主义理论而兴起的,同时又迎合了审判实践的现实需要,即,为提高审判效率放弃客观真实,转而追求法律真实。然而,这也导致法律正义原本具有的"一元"属性被人为地割裂成"二元正义"——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这就违背了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从裁判者角度而言,程序正义是可以感知的实然状态,实体正义是存在于观念中的应然状态;就当事人而言,他们的"正义"观念中无疑包含实体内容的法律正义。质言之,实体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内在生命和灵魂,程序正义则是法律正义的物化载体。而"二元正义"观以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各自独立为前提,必然造成程序正义的缺位,实体正义也将失去其外在形式和载体。     

追寻程序的正义--谷口安平程序正义理论探析

当代的程序价值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另一类是程序本位主义理论.谷口安平是倡导程序本位主义理论的法学家之一.本文通过分析他的代表作<程序的正义>,揭示了他提出的两个主要命题"诉讼是实体之母,诉讼法是实体法之母"、"权利先于实体法,判决创制了权利",并着重探讨了程序正义的价值.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实体的关注远超过对程序的关注,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程序价值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取得其应有的地位.因而,探讨谷口安平的程序正义理论,对于唤起人们对程序问题的关注,深化和发展我国诉讼法理论,推动诉讼文明的进步都会发挥重要作用.     

论程序正义的实现

程序正义在我国被广泛接受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我国的专制和人治理念过深。但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司法改革目标已确定,程序正义是我们司法改革重要链条的一环,必须实现。程序正义面临许多现实难题和困惑,确立程序正义的观念并以此作为审判方式和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理念,才能最终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并实现程序正义与国际司法程序正义的接轨。     

人权保障语境下的中国程序法制建设

人权保障是我国程序法制建设的价值目标,人权是衡量程序正义的主要价值标准。程序正义能限制权力、实现实体性人权、确认并保护程序性人权,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手段。从人权保障看,当前我国程序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程序正义意识不发达、程序法规不健全、现有一些程序法的条款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只有确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完善程序法制,才能真正尊重和保障人权。     

论程序正义的自主性价值——程序正义对裁判结果的塑造作用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经验表明，审判程序公正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增强程序自身的内在道德性，还可以对裁判结果具有影响、选择和决定的效果。这主要体现在“庭审实质化改革”所带来的程序自治效应、审判程序改革导致的结果选择功能、量刑规范化改革引发的裁量限制作用以及涉案财物追缴程序改革所促成的程序阻隔效果等方面。据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实质的程序正义”的理论假设，这一理论可以克服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的局限性，更好地解释程序正义对于裁判结果的积极塑造效果。这是程序正义自主性价值的又一体现。     

基于德性法律论证理论的程序正义标准

从广义的法律论证理论角度看,西方学界主要从德性伦理学理论和人文主义两条路径来解决法律决策的程序正义标准问题,但前者不能满足法律论证程序标准的公共性要求,而后者能够确立但不能证立法律论证的程序正义标准。通过变造现有德性伦理学理论而得到的德性法律论证理论认为“事实—价值—共同善”是价值选择行为的结构,人类繁荣是法律论证的最高依据,而人类繁荣有其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德性法律论证理论致力于克服人文主义和现有德性伦理理论的逻辑困难和公共性问题,能够确立并证立法律论证的程序正义标准。因此,可以依据德性法律论证理论的基本立场,尝试建构起法律论证的程序正义标准。     

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理论基础与性质——以死刑核准权的变革为视角

受我国传统刑事法律价值取向的影响,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在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存在着不足,需要进行改革以达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价值的最终实现。在这个问题探讨上,基础理论的研究尤为重要,通过对我国死刑复核程序核准权的变迁与回归历程的考察,可以分析死刑核准权变革的深层次法律意义,探求死刑复核程序建构的理论基础,重新定位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为目前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与制度设计上的参考。     

程序正义及其现实意义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速度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其中包括审判方式等程序制度的改革也尤为引人注目,而在“法制程序化”这一法制现代化的要求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我国传统的程序理念,也更加关注程序正义。一、我国传统的程序观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一直视程序与实体是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关系的关系,因此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的关系也等而视之,使人们评断某一诉讼结果正义的标准,只看是否符合实体正义的要求,而很少关注程序正义的问题。从而忽视或否定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在传统的程序观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意蕴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心在于"感受到程序正义",其突显了人民的法治主体地位,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立场,体现了主客观统一的程序正义评价标准,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法治实践、情理法深度融合的理论结晶。"感受到程序正义"的法理表达便是主观程序正义,其理论内核至少包含主体间性的本质属性与情感治理的价值追求两个方面。"感受到程序正义"的主张有助于阐释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程序机理,有助于揭示人们自愿服从法律权威的心理动力。     

程序正义新释：内涵与选择

程序正义理论对于结果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在英美法系国家,程序优于实体的观念一直在指导着司法实践,也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程序正义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基本精神都应当一致：程序正义应当是属于法律程序本身的内在优秀品质,这种优秀品质应当确实存在并独立而非依附于程序的工具性之中。中国受到古代法制传统的影响,程序正义不受重视,法官更为了追求实体裁判的公正而漠视程序正义。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对程序正义的尊重和执行应当内化为法律人乃至所有国人的自觉行为。     

略论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我国有的学者著书立说，不同程度地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下简称认识论）是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说：“如果诉讼活动不是认识活动，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属于认识活动，那么将认识论作为证据法的理论基础，就显得不科学了。”并进一步把坚持认识论指导证据法的主张说成是理论上的“误区”，还认为我国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形式理性观念”和“程序正义理论”。这种观点反映到诉讼证明标准上来，便是认为认识论导致了只重实体正义，忽视程序正义，导致了一味追求客观真实标准而忽略了诉讼效率。主张用法律真实来代替…     

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目前,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关系,诉讼法学界论述的较多。而且,由于我国素来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许多法学家试图矫正这一传统,对程序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实质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也是法理学必须研究的问题。本文从程序与实体谁先产生,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谁为手段谁为目的,立法与执法的关系,形式与实质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五个层面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关系进行了法理思考。     

现象、原理和规制：人工智能司法与刑事程序正义的融合之路

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刑事司法中得到深度应用,并且在预测警务、犯罪风险评估、量刑决策辅助等法律事项上发挥出技术层面的效率优势。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介入刑事司法活动当中,对传统刑事程序正义理论的基本理念和价值产生技术性冲击,尤其是算法偏见和算法黑箱等难以避免的技术难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裁判中立原则、程序公开原则、程序对等原则和程序参与原则。但是,在弱人工智能司法的现实语境下,刑事程序正义理论因为司法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依旧可以发挥规制作用,而在人工智能司法中贯彻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尊严理论、司法公信力理论以及分布式道德责任理论。最后,刑事程序正义理论应当借鉴技术性正当程序理念,通过引入机器决策风险提示、算法透明原则、算法审计以及算法问责机制等举措来实现技术赋权,强化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障。     

浅析法治社会下的程序公正

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最大价值 ,正义始终意味着某种平等。正义的形式不仅体现在实体的正义 ,程序公正同样是正义的表现 ,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障。程序公正所体现出的价值功能对我国法治社会的进程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诉讼证据基本属性的阐析

诉讼证据的基本属性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这是在我国长期流传的正统观点。但笔者认为并不能准确反映诉讼法学和证据学上的特点,应该用真实性、相关性和合法性来概括其基本属性,才有利于对诉讼证据的正确认识和把握。通过对诉讼证据基本属性的分析批判,可以深入了解诉讼法学和证据学意义上的关于证据属性的理论和司法实践有关问题,以期有利于我国的法制进程。     

程序正义——正当程序价值探究

正当程序作为理念,是西方法律思想、法律传统的体现,蕴含着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怀和对正义理想的追求。正义观念往往同自然法概念联系在一起。正当程序作为制度,通过程序实现自然法的正义理念,建立起通过程序的正义和通过程序的法治理论。正当程序的价值体现在对人的权利的保护之上,既具有相对于实体的程序价值又具有自身的独立价值。     

关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诉讼理念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事再审制度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仅追求实体正义,强调纠错功能,有其一定合理性,但过于片面,忽略了再审制度应承载的其他价值。刑事再审程序诉讼理念除应包含实体正义外,还应把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念统合起来,从而达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并重的目的。     

重新解读代际正义的可能性——基于政治哲学史的比较研究

国内既有的代际正义研究主要关注和阐释罗尔斯的理论,但是,采用更广阔的政治哲学史视角对休谟、边沁、康德和罗尔斯等学者的相关观点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代际正义内在逻辑和理论张力的理解。利己主义哲学认为自利是人类的天然权利,功利主义正义观认为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力量的博弈和利益的交换,上述观点对代际正义构成逻辑障碍。直到康德的义务论重置了正义和善在伦理学中的位置,以及罗尔斯在程序正义论中提出“无知之幕”下实现代际正义的正当决策程序,才最终完成代际正义可能性的证成。代际正义证成后又面临一些新的理论批判,但这并不妨碍其对当代社会价值观形成深远的影响,及其对我国践行“新发展”理念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     

哈耶克、罗尔斯正义观差异比较及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哈耶克与罗尔斯提出了不同的正义观。在正义的应用对象是社会制度还是个人行为、正义的核心内涵是程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正义的制度要求是多元民主社会还是资本主义、正义的税收政策是累进税制还是比例税制等问题上,二人都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产生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分别选择了社会契约论和自生自发秩序论作为理论基础。二人的正义观启示我们,实现社会正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制度正义和个人行为正义、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法治与德治、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