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回鹘还是吐蕃在公元789—792年间夺据了别失八里?

(一)回鹘与吐蕃在公元789—792年间对别失八里(北庭)的争夺,是人所悉知的历史事实。这场争夺的结果如何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民族以往的情形。公元740年,回纥攻杀了东突厥的第二可汗,从而称雄于大漠之北。安禄山作乱反唐之际,回纥的强大援军对唐朝平定这场叛乱起了重要作用。自此以后,回纥国势盛极一时,其领土逐渐扩张到天山以东地区。至于吐蕃,它在唐朝全力对付安禄山叛乱的时候,乘机夺占了河西走廊上的东西诸州。     

公元650—820年唐蕃关系述论

历史上雄据青藏高原的吐蕃与唐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七世纪三十年代,在松赞干布冶理下的吐蕃已是一个统一而强盛的王朝,而唐太宗君临的唐朝也正处于威震海内的鼎盛时期。唐太宗被各族首领共尊为天可汗,“入贡”、“请婚”的使节络绎于长安道上,在这一     

后唐、后晋、后汉王朝的昭武九姓胡

后唐、后晋、后汉王朝的昭武九姓主要来自唐代的六胡州，以及随沙陀部落东迁之昭武九姓和回鹘败亡后降唐部落被安置在代北的昭武九姓。昭武九姓是沙陀崛起代北的主要军事力量，后唐、后晋、后汉王朝的建立、演变与昭武九姓密切相关。所谓“沙陀三王朝”其历史是沙陀突厥与昭武九姓共同活动的历史。     

《唐会要·葛逻禄国》疏证辨误

《唐会要·葛逻禄国》的记载过于简略且多有错乱.葛逻禄分布在西、中天山北麓地区,唐朝曾于649年在葛逻禄、悒怛二部置“葛逻州”.车鼻部居地在今吉木萨尔县境内.郁督军山左右的葛逻禄人是唐朝讨伐车鼻可汗后于650年安置在该地的,713-741年间转为回鹘属部.天山北麓亦自744年冬开始为回鹘领辖.葛逻禄朝贡献马的时间是715年.突骑施乌苏米施可汗是744年5月或稍前某月被磨延啜俘获,当年10月被杀的.突厥叛酋阿布思(李献忠)是753年被葛逻禄俘获,次年由程千里解送京师的.葛逻禄集团于758年2月13日-759年2月2日间移徙至西天山南北地区.     

唐前期农牧结合的军事战略

农耕与游牧政权的军事互动,是研究古代胡汉关系的重要问题。隋末唐初胡汉交融背景下,中原王朝与草原势力都出现了借鉴对方军事优长的趋向,但生产方式的巨大差异使二者无法完全趋同。唐朝军力强盛的关键,不是以蕃兵完全取代府兵,而是实现了农牧两种军事力量的互补与协同。唐太宗开创“南北兼跨”的政治格局,数量众多的突厥、回纥骑兵进入唐军作战体系,与府兵、兵募相互配合,在技术、战术、战役等层面极大增强了唐朝军事力量,形成农牧结合的军事战略。高宗时“南北兼跨”格局结束,但讫至安史之乱,唐朝依然可以利用依附边疆的草原部落,延续农牧结合的军事战略。借助军事战略的视角,可以进一步理解古代农牧文明交流互动的历史过程。     

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

本文对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回纥人、粟特人以及鞑靼人只是沙陀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而不是沙陀的族源 ,沙陀的族源是西突厥别部处月部中的朱邪部落。朱邪是沙陀最早的部族名 ,永徽三年后文献中始以其居地“沙陀”名之 ,贞元年间沙陀人离开沙碛 ,史书恢复“朱邪”的名号 ,于是朱邪成为姓氏 ,沙陀成为族名。沙陀金山卒于开元二年之后 ,而不在之前。沙陀人早期居地当在金娑山之阴、蒲类之西 ,《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有误。在唐、吐蕃、大食、回纥四方角逐中 ,沙陀基本上是与唐、回纥联合 ,共同抵抗吐蕃     

唐代弱水西山羁縻部族探考

今四川西北岷江、大渡河上游地区,曾被称为“弱水西山”,是唐朝与吐蕃长期争夺之地,本文所要探考的,主要是唐前期和唐中期该地区实行羁縻府州及都护府统治时期的部族分布及其社会经济、文化及人口发展情况,认为唐代中后期的“西山八国”,基本上是由唐前期弱水西山六十八羁縻州部族所建,他们是现代嘉绒藏族的先民。     

柔然族的习俗(下)

柔然国与匈奴、鲜卑、乌桓等国相同,是一个“部族联合国家”,它以柔然族为中心,附之以许多服属于它的同种族和异种族的部族。这可通过下述各史实得到证实:柔然可汗社(山仑)最初吞并了高车各部族,从而使柔然得以强大;邻近小国均因苦于柔然的寇扰而依附于柔然;柔然在吞并高车各部族时,高车部族人叱洛侯背叛高车渠帅,为社(山仑)作向导,功绩卓著,被封为大人(部帅);魏将长孙翰袭击柔然可汗大檀,杀柔然大人数百名;吐贺真可汗     

唐代"蕃族"赋役制度试探

唐代赋役令中对“蕃胡”征收货币税并非因为“商胡”的经营性质 ,税银羊的对象主要也不是“商胡”。内附“蕃胡”或诸国内附“蕃胡”主要指居于北方境内从事畜牧业的各少数民族 ;赋役令规定的税额是隶于正州县与羁縻州的“蕃族”普遍遵循的原则 ,剑南地区“夷獠户”也按半输的税额纳税 ,但并非所有羁縻州都承担赋役 ,仅限于与唐有较强依附关系的已“同编户”者。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对不同形式附唐或内迁的少数民族在起征赋税时间上给予优惠     

唐蕃时期"主权"归属探微

西方一些学者在他们的作品中,把吐蕃说成具有“主权”的国家。其实,唐蕃时期没有“主权”的概念。只有唐朝与吐蕃友好交往,彪炳史册的唐蕃“舅甥”一家关系。如果不顾历史事实,硬要用“主权”去套,“主权”属于当时的大中国。     

一部研究回纥史的新著面世

杨圣敏著《回纥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书,是一部研究维吾尔族古代史的新著。该书较详细地论述了自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后16世纪回纥的起源、发展、形成统一民族以及西迁的历史过程,探讨了回纥与现代维吾尔族、裕固族的关系。 该书的特点在于,对于回纥史中已有定论的问题、事件和历史线索,仅作简略的介绍,而集中篇幅深入地探讨和考证了学术界争议较多和较敏感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新材料和新见解。以下就对该书各章所提出的新观点择其要者作一简介: 该书第一章指出了中国历代汉文古籍中的翟、狄、狄历、丁零、铁勒等,都是该民族突厥语的自称Tǖrk或Tǖrǖk的不同的汉文音译。公元前11世纪左右进入南西伯利亚的北狄,由于当地生态环境的差异,以后逐渐分化成了生产与习俗有明显差异的东西两个集团,即后来汉文史书中所称的“西丁零”与“东部高车”(北丁零)。回纥出自东部高车,而且最初是狩猎、采集为生的森林之民。 第二章,否定了中外学界流行已久的所谓回纥联盟分为内九族与外九部之说(冯家升     

阿史德元珍与暾欲谷

一、关于辅佐骨咄禄,为创造突厥第二帝国(682—744年)建树了功勋的阿史德元珍,与作为毗伽可汗(716—734年)的“谋主”而受到重用的暾欲谷的关系,原先夏德认为是同一个人,但岩佐精一郎氏则指责此说“纯系孟浪杜撰”,小野川秀美氏亦附和之,还有刘茂才,尤其是古米列夫也提倡是两个人。对此,克里雅什托尔涅依从历史学角度批判了刘茂才的意见,进而从语言学方面提出了新的论据,加强了同一人说。可是,他的论证也难说能够完全推翻岩佐氏的两人说。下面,只就岩佐说的论据中尚未     

“■王”封号新考

本文认为 ,“”并不是藏族 ,它与藏族并无直接的关系。“”是古代川东一带的土著部族 ,其中心在今渠县一带 ,唐高宗之所以封松赞干布为“王”,是因为松赞干布协助唐平定中天竺 ,献俘长安 ,响震天竺。这一事件与汉高祖“募取人定三秦”的典故颇为相似 ,因而唐高宗借汉高祖“募取人定三秦”的典故赞誉松赞干布 ,并封其为“王”。这一举措进一步巩固了唐朝与吐蕃之间稳定的政治局面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回鹘与吐蕃对北庭、西州、凉州的争夺

七世纪初叶,正当西方“基督教世界”处于相对寂静、滞息而缺乏活力时,亚洲东部、北部,一直到西藏、新疆及其阿拉伯半岛地区却显得异常活跃,唐、回纥(鹘)、吐蕃、阿拉伯的相继崛起,给这些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也启动了此一广阔区域内务民族、国家间的相互往来与交流。回纥与吐蕃间的早期民族关系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揭开序幕的。 回鹘与吐蕃间的关系延续时间很长,以840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由于回鹘、吐蕃两大政权皆处于相对兴盛时期,基于对西域、河西两大沃野肥地的垂涎,对丝绸之路控制权的觊觎,双方间围绕着北庭、西州、凉州等重要城镇和交通枢纽进行了一系列的争夺战;后期,回鹘、吐蕃统一政权不复存在,双方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争战,所以,双方间的关系更多地呈现出睦邻友好、团结互助的迹象。 关于840年以后回鹘与吐蕃间的关系,笔者已有专文论及。本文将探讨的是回鹘与吐蕃间在840年以前以相互战争为主要特征的关系,拟分为争夺北庭、争夺西州、争夺凉州三大部分论述之。     

南诏北臣吐蕃发微

我国西部和西南边陲,在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之间,先后出现了藏族所建的吐蕃政权,以及以乌蛮、白蛮为主体民族所建的南诏地方政权。他们既与唐朝保持着友好关系,又视其实力的消长,周期性地侵扰唐朝的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地区。唐、吐蕃、南诏三方关系或附或叛,或离或合,是不断变化的,但这种变化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有其“势所必致”的必然性。本文仅以唐天宝间南诏“北臣吐蕃”事作一探讨,就正于大方之家和读者。     

先秦时期西域地区胡巫研究

巫作为先秦时期一个特殊的群体,是知识的掌握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学界大多认为是通过商人、部族迁徙及战争中的士兵等实现的,很少有学者论及胡巫这一群体在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将根据西周遗址中出土的蚌雕人头巫像和胡巫“西王母”,周穆王西行的向导、翻译、使者河伯栢夭,以及阴山岩画与《山海经》的关联论述胡巫在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所起到的先导和开启作用。     

松赞干布发兵助王玄策事析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发兵相助唐使王玄策,击败中天竺(今印度),夺回天竺诸国向唐贡物。这一史事充分反映了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汉藏两族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友谊的一页。一公元7世纪初,天竺分为东、南、西、北、中5个部分。其时,唐王朝与天竺诸部来往较密,关系也很和睦。贞观初,各天竺均曾一再遣使唐朝,唐太宗也几次派梁怀璥、王玄策等人出使天竺,并派人到天竺“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尤其值得提出来的是,唐太宗还派出高僧玄奘去天竺游学,玄奘在印度历时15年,广会僧众,遍游天竺。回国时带回大量佛经。     

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

中国古代的“族”字原指氏族军事组织 ,后具有了分类学意义 ,西周时期主要指宗族。随着国家组织的发展 ,血缘关系意义上的周氏宗族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力量 ,同族的观念也在国家形式的政治层面渐次扩大 ,中原“诸夏”为同族 ,蛮夷戎狄为“他族”。先秦文献中的“五方之民”是最具民族志意义的记载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对“族类”关系的影响是一个方面 ,而以当时“中国”之“教”来教化天下的观念 ,则产生了“有教”则无“族类”之分的观念或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族类”观与今天理解的“民族”具有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     

从来源、形制和传播看唐《破阵乐》及其影响

《破阵乐》是唐代著名祭祀宴享用大曲之一,也是著名唐代“三大舞”之一,《破阵乐》是对这系列乐舞的总称,其最初来源是有胡化倾向的民间军乐,随着唐礼乐制度改制,经历了复杂的燕乐化过程,演出形制也多经改易。其流传时间之长,传播范围之广,变衍版本之繁,其他唐大曲难以比拟。《破阵乐》影响极大,承载着唐代几代皇帝的明显政治目的：制造国乐,弘扬国威,扩大国际威望。     

由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下)

三、吐蕃与粟特前面谈了很多都是关于粟特及其与别的民族的关系 ,不过当不为离题 ,对于理解下文论及的问题该是必要的背景 ;而且 ,当时西域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 ,如此暂作交代 ,于前后脉络都能较为清晰。我国魏晋隋唐文献把中亚不同城邦来华的粟特人分别冠以不同的汉姓 ,有康 (撒马儿干 )、石 (塔什干 )、安 (布哈拉 ) ,及米、史、何、曹等 ,统称“昭武九姓胡”(具体则各书记载略有出入 ,有些如穆、火寻、竺并非粟特城邦 )。各国粟特人或因经商久居 ,或因中国边地空虚乘机占据 ,或出于其他原因移居中国 ,日久则依附者愈多 ,自成聚落 ,不少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