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阎锡山与蒋介石的政治关系

阎锡山与国民党中央及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拥蒋防蒋”。阎锡山这一政治策略的形成,经过了一段较长的历史过程。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前,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和阎锡山善于钻营的本性驱使,阎和当时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以及蒋介石之间还没有什么来往。后来,在北伐中,阎锡山看到北方的局势将发生急剧变化,再不容观望迟疑,遂声言响应北伐,愿在北方作反奉的先锋。蒋介石叛变     

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三次南京之行

晋中战役结束不久,阎锡山的统治中心--太原即陷入了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成为孤岛.但是,阎锡山仍然在作困兽之斗.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三次南京之行,就是在此形势下发生的.阎锡山第一次南京之行,旨在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报告其困守太原的情形,希望得到援助;阎锡山第二次南京之行,其使命除应蒋介石之邀,调解府院关系外.亦为寻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和有关方面对太原进行支援;阎锡山第三次南京之行,是奉代总统李宗仁之命,参与国民党中央关于国共和谈等问题的磋商.阎锡山此次抵达南京后,虽因交通受阻未能返回太原,但他仍不断给其困守太原的部属撑腰打气,鼓励他们负隅顽抗,绝不投降,直至太原解放.     

一部研究平津战役的力作

《平津战役研究》是李建国先生继《辽沈战役研究》、《淮海战役研究》之后的又一部力作。阅读全书,笔者认为它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值得肯定。1.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对平津战役进行研究,与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进行研究相比,难度要大得多。这个难度就在于,平津战役虽然时间不长(历时64天),但其过程是非常复杂曲折的。华北敌军分布在东起唐山,经塘沽海口、天津、北平,西至张家口,长达500公里的狭长地带,形成了一条兼顾东逃西撤的“一字长蛇阵”。如何防止华北敌军西撤绥远和南逃江南,是毛泽东战略思考的重心。毛泽东将我军首先攻打的目标锁定为围…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汪蒋关系的对策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汪蒋关系的对策□邵政１９２４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开始了以“党内合作”为形式的合作。但是，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占主要地位的始终是资产队阶级各派的代表人物，汪精卫、蒋介石是两个主要的代表。孙中山逝世后，汪蒋围绕着争夺国民党...     

评“国民党广西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广西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现对这次会议作简要评介,供进一步研究参考。(一)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就派出代表到广西筹办党务。由于广西战事连年,加上新桂系对从广州派到广西办党务的人“都无好感”,所以,工作进展非常缓慢。至1925年秋,才搭成了梧州市和桂林县两个党部的架子。但梧州市党部筹备会被苍梧劣绅严海峰等人捣乱,人员被赶走。是年10月间,我党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共产党员到梧州改组市党部,才使梧州的工作有进展。     

抗战前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

抗战前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智效民西安事变之前，阎锡山是继张学良、杨虎城之后与中国共产党以“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实行合作①，并被誉为“其守土抗战的主张确能深入民众”②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首领。近年来，人们已经从党史研究领域对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和存废之争:桂系、蒋介石对全局的角逐

1927年至1929年,蒋介石与桂系以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与存废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对全局的角逐。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是双方协议分占东南与两湖和蒋桂相安、共同北伐的必然结果。它成立后在对两湖的治理尤其与蒋介石的财政较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成为当时各政治分会中的典型和蒋介石的眼中钉。它的撤销,既是桂系在这场角逐中败北的必然结果,亦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体制不可能是分权共掌而是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     

反蒋“扩大会议”述评

一九三○年八月,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互相联合,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下简称“扩大会议”)。后因局势变化,迁往太原。“扩大会议”以“整个之党还之同志,统一之国还之国民”为号召,反对蒋介石“蒋即是党,党即是蒋,蒋外无党”的个人独裁专制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成立约法委员会,草成《太原约法》,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王静“两广事变”又名“六一运动”，是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领袖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以逼请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为名而于１９３６年６月１日发动的一次反蒋事变。事变历时三个半月，终以蒋介石与广西地方实力派签订条约而和平解决。自国民党开展“...     

潜伏与虚弱: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华北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执政后,完备的地方组织乃是实现其领导的重要前提,然而华北各党部面临地方实力派的抵制,无法扎根基层。紧接着日本又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使得国民党在内外交恶的政治环境中,难以顺利开展工作,华北党务的发展局限于个别地区的潜伏活动。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开始恢复和整顿华北地方党部,但由于战事的演进和日军的压力,国民党在华北的党务仍旧虚弱无力,甚至陷入停顿。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华北国民党组织的潜伏性和虚弱性,导致其抗战伊始就无法承担起在华北领     

强化党治的普选仪式——1931年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探讨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会议代表选举相比清末和北洋时期的全国普选有重大的倒退.国民党内执政派系将此次国民会议视为给自己加冕和强化自己武力统一合法性的机会,未有扩大政治参与,与党内外精英分权的想法.参加国民会议的合法政党只有国民党一个党.公民的选举权获得要经过党部的许可.选举机构中没有其他群体的代表,只能体现国民党的意志.选举投票时采取记名投票法,便于选举操纵.党部对选举过程进行了控制和干预,选举自由度很低.这样的选举丧失了民主的精神,它本身也成了新的反蒋借口.     

赫尔利与国共联合政府谈判

1944年10月至1945年2月,国共两党在赫尔利的斡旋下,就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进行了谈判。此次谈判过程一波三折,充满变数：先是中共修改赫尔利的方案,接着又是国民党修改中共的方案,然后又是中共拒绝国民党的方案并提出新的要求,最后又被国民党所拒绝。在此期间,赫尔利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国民党软硬兼施,苦寻对策;中共则态度强硬,拒不妥协;最终,国共联合政府谈判宣告破裂。究其原因：一是赫尔利不谙中国国情且有失公正,二是国共两党的立场和原则相距甚远,三是国共两党相互妥协的时机尚不成熟。     

陈独秀为何不出席国民党"一大"?

陈独秀对国共合作始终抱有怀疑与排斥态度,虽然加入国民党,但对国民党的批评未曾停止.这些批评引起了孙中山及其他一些国民党员对陈独秀本人的强烈抵制,也一度造成两党关系紧张.加之1923年下半年,积极促进国共合作的马林被调回苏俄,魏金斯基来华对马林的政策"纠偏".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陈独秀没有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战时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化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执政的国民党通过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高校中设立党部及对出国教授进行政治集训等方式,加强对知识精英的操纵和控制。但大学教授在国民党化过程中种种表现只能看做是其拥护抗战的政治姿态,并不能说明教授已经成为国民党忠实的追随者,从结果来看,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化也并不成功。     

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战后中间势力的崛起与分化

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政治力量 ,由分散而趋于整合 ,形成松散的政治同盟——中间势力 ,崛起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调停内战为标志 ,中间势力步入政治核心层面 ,对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其政治追求与政治现实的严重脱节 ,随着时局的发展 ,以制宪国民大会为分水岭 ,中间势力最终发生分化 :一部分沦为国民党的附庸 ,大部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其和平民主建国的构想得以实现。     

论中国共产党与国统区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

抗战前期 ,在中共妇女界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国统区各党派和各界各地广大妇女团结起来 ,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统区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在国统区党组织的领导和党员干部的带动下 ,国统区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 ,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和平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国民党违背诺言,东北军内部意见分歧,国内局势紧张,内战阴云又起.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南京到台北——1949年“国府”迁台经过

1948年底,内战中不断失利,国民党高层都在酝酿撤出南京。此后,从南京到广州、重庆、成都,尽管大多数国民党高层人士主张在大陆坚持,但是,1949年底,蒋介石最终决定中枢迁台,其中原因,主要有蒋认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基础较好,他的关键幕僚亦坚决赞成,以及金门战役的影响等等。     

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

抗战初期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领导第三厅的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宣传高潮,而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同时也使第三厅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