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宋季遗民词对清代三大词派的影响

宋季遗民词将艺术手法与思想内涵完美结合,在唐宋词史上涂下浓墨重彩一笔,对清代词学亦产生重要影响。清代词坛三大主要流派即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他们不论是理论批评上还是艺术创作上都受到过宋季遗民词的影响,但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清代三大词派在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过程中,或是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是倾向艺术手法的借鉴,或是推扬其思想理论,各取所需,借石攻玉,宋季遗民词对清代词学的发展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谭献的词学思想

谭献的词学思想明显体现出从嘉道时期向同光时期过渡的特点。他对张惠言和周济既有继承之处,又有改造变通之处。“柔厚之旨”,是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词之内蕴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前人词学创作主张基础上,他提出了“潜气内转”与“一波二折”之说:“幽涩”之美与“虚浑”之境是谭献对词美感特质所作的新的归纳和总结:谭献虽然丰富、发展了常州词派的读者接受理论,但由于其浓重的政教说词观念,其词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读者自由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对此要客观地加以评价和分析。     

论元好问的词学思想

元好问在词学理论上有着独特的建树,在承继苏轼以来“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即“词诗”说的基础上,在其词学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词史意识。他还进一步借助于传统诗论,引入“言外”说、“滋味”说和“情性”说等理论,并将苏、辛作为体现“词诗”理论的典范,在词体的本质、功能以及风格、流派等一系列词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颇有新见的主张,由此使“词诗”说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给后世的词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论临桂词派的"词史"精神

“词史”的概念是清人比照“诗史”提出的。晚清以王鹏运为首的临桂派词人以史入词叙写时事,以史家晦笔反映敏感的政治事件,通过个体心灵的感受反映出那个国运陵夷时代的民众心声,体现出了与“诗史”相通的词史精神,为晚清词坛增添了新的亮色。     

20世纪词学批评流派论

词学批评进入 2 0世纪后 ,其流派规律发生了变化。按照词学观念与词学方法的不同特征 ,2 0世纪前半叶存在着传统派、现代派、新变派三大流派 ,若简单地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派势必会隐蔽词学批评的新变及现代色彩。建国后由于社会政治批评的极端化 ,流派成为“流弊”。新时期词学批评流派呈“泛化”状态 ,但是其形成还是可以预见的。从地域来看 ,国内只能以群体出现 ,国际上则有中式批评派、日式批评派、西式批评派等三大流派。以高校与研究机构为中心 ,或者以老学者为中心通过师承 ,也有可能形成流派。这一切都与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紧密关联。     

论临桂词派

词,源于隋唐,盛于宋,元明渐趋衰落,有清一代,出现了中兴局面。清初逐渐形成了以朱彝尊为领袖的浙西词派,和随后的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先后统治清代词坛二百多年。同治、光绪年间,王鹏运、况周颐崛起词坛,显示出新的风貌,受到时人的推崇。王鹏运、况周颐与同时的朱祖谋、郑文焯被誉为“清季四大词人”。因为王、况都是广西临桂人,所以人们称他们为“临桂词派”或“粤西词派”,又简称为“桂派”。桂派与浙派、常     

况周颐词的创作流变与近代词坛风会

况周颐传世有《蕙风词》等词总集3种、别集12种,现存词作460余首。他一生的词创作及风格凡三变：初无师友研讨,为词囿于小我,抒发性灵,轻倩纤艳;中岁得益于王鹏运规诫,融入主流词坛并成为词坛主流,所作依“重拙大”,寄寓身世家国之感,柔厚沉郁;晚年与朱祖谋切磋,回归自我,词抒遗民哀思,声律与体格并重,凄艳浑成。况氏主要取法周邦彦、吴文英、姜夔、史达祖,融合南北宋词之长,将浙西、常州词派合一,体现了传统词学在近代的发展流变与最后的辉煌。     

浅谈王鹏运的词

浅谈王鹏运的词周礼军王鹏运（１８４９———１９０４），字幼霞（佑遐），号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今桂林）人。他在词的创作、理论、校勘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与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被合称为“清季四大词人”，同时也是清末临桂词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生经历过中法战争...     

崇雅词学观的不同审美取向——兼论浙西、常州二词派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论词都崇雅,本文以浙西、常州二词派词学选本中的宋季遗民词为中心,考察了宋季遗民词在清代的接受情况,通过分析,得出其崇雅的词学观各不相同,浙西词派的崇雅观重视词体的艺术形式、修辞特征,常州词派则重词选题立意的风雅、雅正,故而雅中有别。     

论浙西、常州词学的南北宋之争

清代词学,以浙西、常州两派为大宗。而两派论词,均以宋词为指归,只是南宋姜、张雅词符合朱彝尊、厉鹗“醇雅清空”的审美规范,因而被浙西词派所推崇;北宋浑涵自然的令词则给张惠言、周济的“比兴寄托说”留下了更为宽广的阐释空间,因而为常州词派所瓣香。所以说,南、北宋之争的实质乃是两派词学理论论争的表现。今日治宋词者在借鉴两派理论时,应还原其历史语境,跳出其门户之见,以还宋词本来面目。     

唐音始肇:王勃对初唐七言歌行发展的贡献

七言歌行是初唐时期最具审美特色的诗体之一。王勃作为初唐重要诗人,以诗文革新运动为契机,实践了援赋入诗的写作方式,促进了七言歌行在初唐的勃兴。同时,作为初唐歌行写作的先行者,他的作品长于抒情,语言华丽,在句型和押韵上流动灵活,更具有婉转流丽的音乐美,对于初唐歌行的体制规范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歌行作为诗歌王国里的自由之子,其体制规范只有大概的意义。它更重要的特征乃是自由。这正是歌行难以定义的原因。歌行这种既具有一定的体制规范、又开放自由的诗体学特征,正与大唐盛世的政治文化品格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王勃在歌行的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也正是这一特征。王勃以自己的诗歌美学和创作实践对七言歌行的勃兴和发展及开启一代唐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诗中有画”辨析

“诗中有画”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经典批评术语,围绕着它,生发出了诗画转化说、诗画相异说和诗画一致说。究其本意,苏轼所认为的“诗中有画”,是指诗歌要像绘画一样具有相似写意风格,并且这种艺术风格是由绘画主导产生。围绕着“诗中有画”的争论,反映了不同时代对诗歌形与神关系的不同看法,是一种话语运作的结果。     

山西历史战争景观诗歌及诗人空间分布及形成动因研究

战争诗人笔下的以人类战争活动为题材的诗歌及战争诗作者本身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诗作的内容风格、作者籍贯的地理空间分布都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山西作为我国历史战争的重要策源地,出现过数量众多的战争诗人,他们的籍贯往往集中分布在特定的地域、甚至家族之间;而诗作内容所依托的城市、河流、山脉等地理景观,则更为集中,形成了“诗城”、“诗河”、“诗山”等战争文化地理景观。这种空闻分布形成的动力机制不仅是区域历史战争的反映,同时也受着地域政治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影响。     

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和翻译的若干问题分析

诗歌的翻译追求的是一种信、达、雅的意境,“信”是指译文要准确无误,“达”是指译文要通顺畅达,“雅”就是指译文要优美自然,诗歌的翻译反映的是异域的风土人情,诗歌翻译对加强地区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诗歌翻译过程中在诗词风格、文化意境、形体比喻及表现的手法上均存在很大的差别,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和翻译上存在不少的难点,将外国诗歌的意境在翻译的文体中体现出来是艺术性较高的一项工作。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看杨万里诗歌的理学内涵

杨万里的诗歌在南宋诗坛独树一帜,其深厚的理学内涵是其自成一体的重要原因.程颢所提出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理学命题与杨万里诗歌有着密切联系.杨万里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盎然生意、仁者情怀和“乐”意都是由对“与物同体”这一理学境界的体察中延展出来,从杨万里诗歌的这三个层面入手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揭示出杨万里诗歌内在的理学意蕴.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特征浅析

本文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为研究对象,试从题材、体裁两方面对其歌诗特征进行探讨。     

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三重价值向度

黄宗羲的“诗以道性情”说在清初诗学中独具特色。考察其诸多诗学撰述,“真”、“广”、“深”这三重向度实为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基本价值尺度。     

论唐人诗文中的“镜子”及其文化内涵

唐代诗文作品中的"镜子"意象,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审美内涵。唐代镜子的造型款式日新月异,其花样装饰较之前代大有改观。在唐代,"镜子"是夫妇定情、新娘婚娶的嫁妆,又是友人别离赠送留念的珍品。此外,唐人深受道教文化影响,"镜子"又是他们求福纳吉、消灾避邪的吉祥宝物。在唐人文作品的意象中,佳人照镜是流年暗换、青春易逝的无奈叹息;文人览镜是士人岁月蹉跎、功业无成、奋起抗争的无奈心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