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经济与汉代社会经济结构

关于汉代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问题,史学界正在开展讨论,意见很不一致。这些意见大体上分为国有经济说、小农经济说、地主经济说。笔者同意地主经济说。“经济结构”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从狭义上理解,即何种所有制形式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由于地主经济在汉代居于主导地位,因而它便构成了汉代社会经济结构的主体,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此外,主张汉代为奴隶社会的同志,以为榨取耕奴剩余劳动的形态,是汉代的经济结构。笔者就此已有另文加以评论,不再赘述。     

六朝时期江南城市贩运贸易述论——以都城建康为中心

六朝时期贩运贸易兴盛发达,地主官僚、军队寺院以及民间大小商贾通过水路运输,在江南城市间贩运各类农副产品、地方特产、手工业品以及各种奢侈品,利用地区差价获取丰厚利润。其中农副产品成为城市贩运贸易的重要内容,常有大宗贩运。此外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也为江南城市贩运贸易提供了丰富的物资。     

清代前期保定地区 庶民中小地主的发展

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始终在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上,存在着缙绅与庶民的严格等级划分。所谓庶民地主系指地主阶级中非身份性的阶层,其中尤以中小地主居多。清代前期,保定地区的土地关系中,庶民中小地主滋生发展的社会现象十分突出,清楚地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经济、政治发生深刻变化的基本特点。本文对此试加论述。     

赤壁之战新论

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辩证统一,赤壁之战即属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表面看来,赤壁之战是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之间的一场大搏斗,如果我们挖掘更深层的原因,则会看到它是东汉末年社会结构发生局部变化而引起的强烈震荡.而这种震荡的震源,则是来自封建生产关系量的变革.生产关系的量变,不但从经济上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而且由于地主世家与豪族地主势力的膨胀,从政治上影响了东汉封建政治的权力结构,提出了权力再分配的需求,构成了东汉社会结构震荡的深层原因.东汉地主阶级的构成是多层次的,从身份性来说,有身份性的地主世家、有非身份性的豪族地主和一般地主;从其对政权的关系来说,有统治阶层、有非统治阶层.因此,地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集团、各层次之问的斗争也显现出多层面、交插性特点.在统治阶层中有外戚与其它地主世家利益集团的斗争,也有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统治阶层与非统治阶层     

论汉代田庄的历史地位

汉代田庄在汉代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汉代田庄的存在与发展,对于汉代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顺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田庄主是在地方上拥有较强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名门著姓,控制着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有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乡村教化、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作用。由于田庄是一个综合经营的实体,具有能够"闭门成市"和自给自足的特性,在国家强盛时期,田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在国家控制无力的情况下,田庄又会成为割据势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支柱,表现为国家统一的对立物。田庄对汉代社会所起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汉代国家控制力的大小。     

为什么“上海势力”会成为“借师助剿”的主要社会基础?

“上海势力”是一股在近代史初期迅猛发展起来的社会力量组合,其构成相当复杂,主要有:早期买办、旧式商人、地方官僚、地主、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等。虽是各色人等、五花八门,但他们又具有共性,即都是植根于上海江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和政治体系,与之共生共荣,有着极为密切的利害关系。因此,当太平天国革命行将横扫这     

南北朝时期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的比较研究

寺院地主经济的研究,是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三至六世纪尤其如此.一是由于它成为封建地主经济的重要成分,构成地主经济的另一翼;二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以及城市工商业经济构成三种私有经济成分.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之间有着不少共性,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同样受着封建地主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影响.但在另一方面,寺院地主经济毕竟是整个地主经济中具有自身特点的经济成分,因而又有别于世俗地主经济.近年来,寺院地主经济的研究,日益为史学界所重视,一些学者把宗教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探索.然而,系统地将南北朝的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加以比较,进而揭示寺院地主经济的独特个性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曾在《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一文中,阐述了我们的看法.现再作此文,拟从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二者产生的社会条件、形成和发展的具体途径、以及各自在发展中所体现出的特点等方面,作一些比较分析.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与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庶民社会的人生畅想与精神漫游──论中国古代小说的俗文化本质

古代小说被轻视的历史境遇实质是权力文化和文人文化对民间文化排斥的结果,表明了广大庶民在政治、经济不平等之后的文化不平等的历史事实。小说观念上,因其远离“大道”和“街谈巷语”而被权力文化与文人文化分别从政治、道德层面和艺术层面排斥。在小说主题上,其“忠义”的政治倾向其实并不一致。忠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意识的伦理化,义则是个体化的人格境界。后者往往构成庶民社会破坏社会既定秩序的道德依据。小说内容的传奇性是以庶民的“尚奇”意识为导向的,是其对自己存在状态的一种人生物想和心理体验。由神怪、侠义、公案、性爱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奇物、奇人、奇事、奇情不仅是庶民的道德需要,也是审美需要,完整地体现了庶民社会的宗教、道德、政治和婚爱价值观。以奇为是的叙述显示出古代小说美学形态的幼稚和商业机制的早熟。而叙事的大团圆结局与其说是一种审美原则,莫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庶民世界观。     

徽商经营淮盐最早时间不晚于西商

《清史稿》等史料表明,明前叶经营淮盐的商人主体,是由西北商与淮商(又称扬州盐商)所构成。即该时期淮商不包括西北商。且在当时的淮盐经营中,也无陕商、晋商、徽商等一类称呼。从这种意义上看,不但徽商与西北商是处在不可比状态,而且连陕商、晋商是否为西北商主体也须论证。再据地方史料记载,徽州早在明初,甚至宋元时期,便有人迁往两淮,并有人在那里业盐。是盐法志科第记录表明,构成明前叶西北商主体者,为陕籍商人(另可能还有晋籍),而同时期的淮商主体,则只能是徽籍商人。且该时期在淮徽籍盐商绝不是一个小数,其科举业绩也早于西北商。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前叶又是徽商与西北商同时在经营淮盐。明中叶以后,西北商加入淮商,与徽商一起构成新的淮商主体。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     

从《新青年》的忧患意识看五四爱国主义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五四爱国主义在继承传统士大夫济世拯民、爱国报国精神的同时,更赋之以全新的内涵。它摒弃了传统士大夫对于君主权威的依附人格,代之以生机勃勃、个性独立自主的民主气息;它饱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又充满着源于开放意识的信心与乐观;它不是盲目的“忠君报国”,而是立足于“科学”、“民主”之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爱国。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