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已婚妇女生育观的代际变化─—以梅县、东莞抽样调查实证分析为例

广东已婚妇女生育观的代际变化─—以梅县、东莞抽样调查实证分析为例刘梦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广东已婚妇女的生育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从１９７０年的３２．７‰、２６...     

寿光县妇女生育状况分析

<正> 为了掌握我县人口发展趋势,做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现依据收集到的部分资料,试对我县妇女生育状况作一分析。一、妇女生育出现了新特点据我县人口志记载;“自1950年人民政府颁布婚姻法至1964年,本县婚嫁平均年龄保持在男20岁,女18岁以上”。在1964年以前,我县妇女生育模式特点表现为:生育高峰期长而分散;育龄开始早结束迟。即在18岁开始结婚生育,一直到40岁后才逐渐结束生育。七十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1981年我县分年龄组生育率(见表一)。     

低生育率的社会学后果研究

一、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水平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经历了 70年代迅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之后 ,于 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分水岭 ,即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又进一步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进入 90年代 ,中国人口生育率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之下的人口比重由 80年代末期的 33 %上升到 1992年的 82 %① ,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发生了质的飞跃。世纪之交 ,我国总体人口继续保持着低生育水平 ,1999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仅为 1 8,低于更替水平许多。就世界范围来看 ,我国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水平 …     

从死亡水平对生育水平的内在关系谈贫困地区人口控制

一个人口群的死亡水平直接影响到妇女的生育,即是说,人口存活率与生育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生育的目的,一是为了“种的繁衍”,要生育足够数量的后代来接替老一代,达到世代延续.二是为了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来创造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人口死亡水平高,存活率低,妇女就必须以高生育水平来弥补损失,这种生育意念的长期诱导作用,妇女就必然早育、多育.反之,则是晚育、少育.,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广大农村地区医少药状况更为严重.人口死亡率高,存活率低,妇女生育水平也就高.如1981年全省3个民族自治州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4.86,而其他六个地、市同一指标为4.03;1989年3个自治州总和生育率下降到3.21,而其他地、市则降到2.85.     

山东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的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省妇女生育水平明显低于政策要求水平。全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主要是计划生育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工作,规范了妇女的生育行为,妇女的生育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妇女按“晚、稀、少”的生育模式生育是造成山东省妇女实际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

低生育率问题是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均衡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出生率持续低迷,2019年东北地区出生率比全国低40％以上,出生人口数量进入持续减少阶段.与2000年相比,2019年出生规模降低了37.5％,降低幅度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了40.4％.从低生育陷阱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未来东北地区提升生育水平面临很多困境,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年龄老化,婚育结构变化,叠加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增长负惯性持续强化.从取消生育限制、提高生育意愿、减少妇女流出和提高已婚育龄妇女数量等方面入手,可以减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状况,遏制低生育率陷阱的继续加深.     

影响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因素及广义的计划生育政策

一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广实行以来,在控制人口增长和促进生育率下降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极大成功。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50和60年代(除三年困难时期以外)一直保持在每个妇女6—7个孩子的高水平,1963年更高达7.5。从1971年     

贵州省育龄妇女生育率变化趋势探析

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客观准确地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对于科学地认清人口形势是很必要的。本文主要根据《贵州省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以及《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对近10年来贵州省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和孩次别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年龄别生育率 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是分析妇女生育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用以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的年龄分布特点。     

论建立农村人口控制的自我约束机制

截至一九九○年七月,我国人口为11.33亿。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又正处在育龄妇女生育高峰期,每年约以1700万的速度在增长,到2000年人口将有可能突破13亿。根据我国十年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要求,今后十年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要控制在12.5‰以内,任务艰巨,困难很大。我国目前每年有900万左右的计划外生育,其中约90％在农村。农村有47％妇女多胎生育,使生育率居高不下。因此,90年代人口控制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农村人口实行计划生育难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还缺乏一种人口控制的自我约束机制。几千年的旧思想、旧风俗,根深蒂固地束缚着农民的观念,农民对计划生育政策     

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研究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人口学根据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生育率转变的标准模式，即经济发展是生育下降的唯一动因。本文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生育率的转变有别于传统的标准模式，即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创新为生育率下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表明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走的是一条计划生育与社会发展并举的特殊道路。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刍议

1 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有一个发展转变的过程,50年代至70年代初,推行人口兴旺政策,这一阶段,少数民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由1952年的5.29提高到1970年的6.57,从60年代中期起,少数民族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由过去的低增长状况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类型。1971—1981年少数民族进入酝酿开展计划生育阶段,1977年9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报告》中指出:“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有利于发展人口的政策,为了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也应积极宣传、普及妇幼卫生、节育科学知识,对子女多、间隔密,有节育要求的夫妇给予指导和帮助。”自1982年之后,在少数民族中正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198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     

浙北浙南不同经济格局对人口和生育的影响

自70年代以来,我省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人口出生率和育龄妇女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然而,各地的发展有着明显的不平衡性,总的来看,浙北的生育率低于浙南。其差异的原因,除了计划生育工作起点时间不同之外,浙北、浙南不同的经济格局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环境是导致生育率差异的深层原因。为了探索不同经济格局与群众生育观念、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以至整个区域人口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而探索研究不同经济格局的不同人口对策。我们选定桐乡县和瑞安市分别作为两种不问经济格局的典型,进行比较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的人口理论与政策概观

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不仅是当今中国的人口政策,而且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七十年代开始,在全国普遍推行计划生育,在短短二十来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人口的增长率有了大幅度下降,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六十年代的5.68下降到八十年代的2.07,人口再生产类型正在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各民族人民的婚姻、生育观念,正在由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向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转变。这些成就的取得,其中很重要的     

1980—2010:中国人口政策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5.8下降到略低于2,创造了中国人口奇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事求是路线的确立,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恢复、发展了人口学,为计生工作创造了良好环境.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公开信>的发布被认为是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此后,国家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从政策法规制定、物质投入和组织建设各方面为人口计生工作提供保障,使中国人口控制成功度过"爬坡阶段".     

试论社会化水平与生育控制

我们从控制人口增长的实践和对生育率变动的分析中,往往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在一般情况下,生育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关系。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表明,1981年全国城市一胎率占87.9％,领证率为77.6％,农村的一胎率和领证率都不到城市的一半,分别为42％和31.3％,这种趋势在任何年份大体一致。1982年世界人口统计资料表明,总和生育率发达地区为2,发展中地区为4.6,其中中     

城镇化与人口抑制之间的内在机制分析

近年来,法国、德国等很多高度城镇化的发达国家,生活很富裕,但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在我国,继上海自1993年以来出现人口负增长后,北京也出现人口零增长。而我国许多农村特别是有些偏僻边远的农村地区,山穷地少人多,人口生育率反而比城镇高许多。越穷的地区人口生育越多,越富的地区人口生育越少,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这对我国已经而且正在进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启示?21世纪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据此是否该作出调整?或者说城镇化对抑制人口增长有什么内在机制?本文试图对此做一些探讨,以求教于同行。初看起来,城镇化与…     

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本文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2010年间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考察与分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生育率早已降至1.5左右的极低水平,生育率过低不是中国的福音,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将不堪设想。重新审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与人口问题,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避免中国未来出现严重人口危机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新世纪山东稳定低生育水平探索

人口过多一直是山东省的一个首要问题。如何稳定我省已实现的低生育水平 ,具重要意义。农村计划生育的“村级自治”是计划生育管理法制化的必然要求 ,保持城市的低生育水平的稳定 ,搞好人口问题的综合治理 ,则必将推动我省跨世纪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向广度、深度发展     

超低生育率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措施——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长期超低生育率必然对人口总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研究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应对措施,为中国低生育水平地区提供借鉴.分析太仓人口发展状况发现,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太仓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二十年为负值.同时基准人口比例也低于同期全国的基准人口比例,长期处在远低于1的状态,户籍人口过快衰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太仓由于户籍人口缺少生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依靠自身难以实现年龄结构均衡.这其中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女性晚婚比例的提高,使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明显减少,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也占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影响出生率上升的强化机制完全吻合.太仓生育水平的提高缺少足够的动力,未来必然保持原有生育水平甚至会继续下降.太仓户籍人口依靠人口迁移缓解了自然增长的持续下降,外来人口缓解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矛盾,但增速已经由快到慢.从太仓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措施来看,面对人口结构不均衡带来的老龄化比例较高、独生子女婚育冲突以及失独家庭等问题,需要基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三社联动”思想,发展志愿者团队和社工机构,为政府购买养老等服务提供支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针对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处于未富先老状态,政府购买服务缺少经济支持,需要在预防低生育率陷阱产生以及养老支持定位于保基本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山东省人口控制效益研究报告

中国始于 2 0世纪 70年代初期的计划生育活动 ,最终取得了生育率大幅度降低的显著成效。山东省生育率的下降对促进本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人口控制也有负面效应。对今后的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 )重视人口控制投入 ;(二 )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 ,迎接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挑战 ;(三 )实行补偿政策 ,保护人口控制效益创造者的切身利益 ;(四 )改革和完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 ;(五 )适时对生育政策进行微调 ,减少人口控制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