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考据"视野中的"文学史"——新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序

按现有的学科分野,罗根泽的学术业绩大致体现为诸子学、批评史、文学史三大块.关于批评史与文学史的关系,罗根泽的表述多有变化,但放长视线看,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一种"文学史",更能体现郭绍虞、罗根泽等第一代批评史家的情怀.罗根泽文学史研究的成绩,不及诸子学与批评史,但其著述有白手起家、发凡起例的大气魄.宏大的界说与体例,体现了其"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而"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考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则是其文学史著的最大特色.     

论苏轼学白居易诗

苏轼的"元轻白俗"之论意在衬显柳瑾的才华,不能看作是苏轼对白居易的真实评价.实际上,苏轼对白居易怀有一种很深的敬慕之情,且非常重视对白诗的学习和借鉴.而他学白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他既常在诗中表现出对白居易思想观念、人生态度的深切认同,而又改变了白诗津津乐道于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享受,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作风.苏轼学白诗的这种特点对宋诗的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     

关于"文学理论学"及其他

目前,国内文学理论界缺少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董学文教授的《文学理论学导论》就是一项难能可贵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围绕着对于《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的基本评价,笔者提出了"一学三支论"的新观点.所谓"一学三支",就是任何一个学科都至少有三个分支学科,即学科理论、学科批评和学科史."文学理论学"应包括"文学理论的理论"、"文学理论的批评"和"文学理论史".还认为,"文学"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错误观念,应废弃"文学"称呼,将"文艺"作为"语言艺术";应废弃"文学学",保留"文艺学"."文艺学"不等于"文艺理论",它的内涵要大得多,包括"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史".应保持"文艺学"的独立性,严守"文艺学"的边界,防止"文化研究"的收编.     

从"知识学"高度再论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兼及所谓"后殖民主义"批评论者

在备受关注的中国文论"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讨论中,不少学者认为"失语症"与"重建论"的提出只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中国式的"后殖民批评".实际上,从"知识学"的高度看,"失语症"具有"后殖民主义"与"存在论"的双重内涵."失语症"的批评论者只看到其"后殖民主义"的表层意义,而对其在"知识学"和"存在论"上的内涵则并未有所领悟.从"知识学"高度再论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问题的确是深化"失语症"讨论的当务之急.     

钱穆对《明儒学案》评价之转变

钱穆起初对《明儒学案》评价较高,直到讲授《中国史学名著》时仍对《明儒学案》推崇备至。而从1971年3月之后的一些著述中可看出,钱穆逐渐不同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一些观点,批评其"门户之见",论明代学者时亦举出《明儒学案》所未收之材料进行分析。钱穆对《明儒学案》评价的转变,与其学术思想从"阳明学"到"朱子学"的转向密切相关。     

论"良史"--兼评郭预衡《中国文学史》的"良史"观

先秦"良史"可分为"直笔"、"博雅"两种类型,孔子修<春秋>,博雅有余而直、核不足.汉代司马迁则是"复合型"良史"的典型代表.唐代刘知几在汉人重学问、魏晋南北朝重才性的基础上提出"才、学、识"三长"的"良史"观.唐代以后,论"良史"者多在"三长"之上略作增益而已,如胡应麟的"三长"、"二善",章学诚的"才、学、识、德".近现代撰写文学史者多沿此发展,但他们都不及当代郭预衡<中国文学史>"才、学、识、胆"的提法新颖、准确、深刻、通俗.     

"自我"、"纯诗"与"人生":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诗学本质观的三个视点

在现代中国文化裂变的大背景下,"自我"的确立可以说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确立,而"自我"的演变也直接影响到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演变."纯诗"论的产生,一方面导源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另一方面是受到了世界诗歌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人生"论诗学本质观的产生,则一方面是导源于社会现实的急迫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和西方文化、文学相互激荡和衍生的结果.无论"自我"论、"纯诗"论或"人生"论,它们都有现代中国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创新(共四篇)从"泛学科化"到"去学科化"——文艺社会学视角的中国文论30年及应对策略

中国文论30年所经历的从"去政治化"到"泛政治化"过程,也是一个从"泛学科化"到"去学科化"的过程.在1980年代具有整体性的"向内转"所引发的"新学科"运动与"泛学科化"思潮中,文艺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尽管相对滞后但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与进展;而世纪之交的具有"向外突"性质的"文化转向"所导致的"去学科化"取向,却造成了文艺社会学重建工作的中断或"悬置".作为文艺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交叉,既可以有偏重于文艺一社会之学的"文艺社会学",也可以有偏重于社会-文艺之学的"社会文艺学";既可以有文艺学学科定位,也可以有社会学学科定位.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和发展空间.因此,对于当下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来说,建设具有"多维论"性质的文艺社会学现代形态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论王若虚对白居易的接受及其得失

王若虚之推赏白居易,一方面固然缘于他对白诗的喜好,另一方面则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既是对宋人过度贬抑白诗的一种反拨,也是对当世诗坛求靡夸多、务奇争险风气的一种针砭,而其救治的药方,便是向白诗的"哀乐之真发乎情性"、"坦白平易,直以写自然之趣"回归.王诗对白诗的效法,有失有得.而从接受史的角度看,其理论与创作均具启示意义.     

以赋为词:柳永的市井之"俗"

"以赋为词"作为柳永作词的一个重要手法,与"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柳永长期混迹于市井民间,其受市井俗文学的影响具有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另一方面,受市井俗文学影响的"以赋为词",又使得柳永一部分词作因词境的直露浅切、结构的平铺陈列而具有"俗"的特点."以赋为词"正是沟通市井俗丈学与柳永俗词的一个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