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诗名在两宋的晦显及其原因

李贺的声望在两宋诗坛经历了一个由晦而显的变化过程。宋人论许重义理、主韵味,对贺诗奇警刻露的风格颇有抵触。这在北宋表现得尤为明显。南宋中、后期,李贺声名渐著,研究、仿习贺诗者日多,这与其时江西、江湖诗派末流流弊丛生,有识者欲以贺诗词采、意境予以针砭的努力有关。     

宋代诗话中的雅俗论

雅俗论在宋代诗话批评中首次得到充分地展开 ,其内容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高标去俗崇雅 ,将其视为诗作审美的普遍美学原则 ;二、辨分雅俗之别 ,执着于从不同角度对两者本质内涵及其特征展开论评和界定 ;三、倡导以俗为雅 ,探析从内在接通雅俗的必要性及其所内蕴的艺术审美机制。这深刻地影响了有宋以来的诗歌实践及其理论批评     

茅盾作家论之流变刍议

在茅盾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评论活动中，作家论型文学批评的创作为后世文学发展确立了一定的规范，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茅盾的七篇作家论及其创作背景的分析，不但可以辨析这种文体的演进过程，而且能够体现茅盾文学思想逐步溶入左翼主流文学的过程。     

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流变及其典型形态考论

"发明"备受汉唐儒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阐释方法,因之而成为儒学阐释传统重要的方法论来源。"发明"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发明"之于理学,虽然表征为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和阐释路径、方法,但就其目的性而言则具有共同性。两宋理学之"发明"因其涉及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也就顺乎自然地成为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重要表达方式。受到理学家"发明"诸方法影响而创作的某些理学诗类型,自然就具有了与文人诗截然不同的诗歌风貌。对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涵蕴与理学诗表达方式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为我们深入探讨中西方共同存在的"哲学"与"诗"的会通问题等,提供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亦可为探讨新时期儒学创新性转化提供方法论的历史借鉴。     

论社会认同研究的多学科流变及其启示

文章通过考察社会认同研究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中的流动,揭示认同问题在现代性条件下的逐渐凸显。认同问题从最初的哲学层面上的思辨思考,进展到社会心理学层面对个体心理状态、以及群体心理的描绘与解释,再到社会学层面对社会精神状态的衡量与判断,是一个递进深入的过程,也表明现代社会在日益分化的同时对意义共同性的需求。如今,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之时,传统文化同样面临着社会认同的重构问题。     

千古流传"江鲍体"——江淹对鲍照的接受及其贡献

江淹在<杂体诗三十首>中成功地模拟了鲍照诗.其准确地把握了鲍照诗的精神特质,首次在题目中标出了较能代表鲍照诗歌成就的题材,比同期人更早地给予鲍照在诗歌史上应有的地位,在鲍照的接受史上有"发明其妙"之功.从语言、风格和构思立意上,也可以看出江淹在创作中对鲍照的承袭和接受.     

论两宋端午诗之公共写作与个体写作——以“续命缕”意象为中心

两宋端午诗使用“续命缕”等同型意象的情况十分常见,就其写作主题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是以端午帖子词为代表的公共写作,诗人的眼光是向上的,目的在于颂上;二是抒发个人情怀为主的个体写作,诗人的眼光是向下的,更关注自身的生命感悟及对历史兴亡的沉痛思考.究其成因,则和创作场合的不同密切相关.另外,公共写作带有仪式化的突出特点,而个体写作重在张扬创作个性.     

论"元和体"之形成与接受学的关联

“元和体”是诗史上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唐元和年间诗歌的一种重要体式。本文在详细解读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白氏长庆集序》的基础上,对“元和体”称谓的产生,创作与传播、接受的时间,形成的过程,传播的范围、方式和接受者的层次、态度,元、白的两面心态及其趋于自觉的接受意识等,予以考订、辨析。认为:“元和体”与接受学具有紧密关联,其接受过程犹如一柄双刃剑,既在接受者与原作者间形成有力的双向互动,又因拙劣的仿效而导致大量庸滥作品的产生。而从终极意义上讲,没有接受者,元和体诗就难以形成完备的规模和传播的高潮,也就没有从唐代开始一直传到今天的“元和体”的称谓。     

论《白鹿原》的版本流变及其革命叙事

被誉为"民族秘史"的《白鹿原》,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三个重要版本:即初刊本、初版本和修订本.虽然它们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大文本,但不同版本对革命叙事的差异化处理,又让人不得不将之分割开来解读.初刊本以其克制性的手法,完成了宗法易变史的确立;初版本通过细节描写的完整还原,体现了家族文化史的分量;修订本则秉持主流意识形态立场,对民族正义史进行了修正与强化.因此,《白鹿原》的版本流变史实质上是革命故事的重新叙述史.     

古诗意境与当下诗魂

诗魂是当下诗歌的根本缺失,因汉语诗歌传统的必然延续性,古诗意境成为拯救当下诗魂的有效途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后主词,真所谓血书也”、“语不惊人死不休”三方面是这种拯救的具显现。     

穆旦四十年代诗歌创作的现代性

穆旦于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诗歌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意识,他的诗作以冷峻的笔触戳穿了现实中的隐瞒与欺骗,彰显了作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充分体现了诗情与哲理的完美交融,展现出诗歌的现代性特征。     

金元明词简论

本文勾画金元明三代词作的大体轮廓，概述了金元词的疏快风格和明代词的蕴藉风格，以及这种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     

20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兼驳王泽龙先生"旧体诗词不宜入史"论

20世纪诗词继承中国优秀的人文精神,融合现代思想品质,开拓创新,取得重大的成就,理当写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五四"以来长期盛行的二元对立认识思维,给古今文化文学研究造成了误解误判.王泽龙先生所谓诗歌语言、体式的"现代性",追求"欧化体",实为"殖民化心理"的表现.判断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价值标准是真善美的统一,而不是"新旧"、"雅俗".诗歌创作不能盲目迎合后现代主义思潮.沦为商业时代的消费品.王泽龙文中论诗词格律走向"解放自由",存在知识上的谬误.胡适的诗体改革,使新诗误入歧途."旧体诗词不宜入史"的观点是错误的,需要抢救、保护20世纪诗词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并从事全面深入的研究,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增添力量.     

中国哲学共同体的“诗词作业”与“心灵审美”

<正>有些习焉不察的现象,一旦深究起来,结论往往令人吃惊。譬如,本文写作之际,原本以为我们这个共同体就自身素质问题早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文献,可谷歌搜寻"中国哲学从业者素质",     

歌德的历史主义与席勒的“人性的诗”

18世纪德国的现实造就了歌德等一批诗哲的非凡,那些旷世无匹的艺术创造是由生命的沉思所酝酿、发展起来的。其中歌德的历史主义和席勒的人生感伤,正好演绎了这段德国文学的辩证合题。本文认为,无论是歌德具有辩证理解的历史主义,还是席勒对人性完美的关注,都聚集于人本身。     

"人"、"我"、"心"、"身"——兼论哲学的性质与现代哲学的特点

"自我意识"是人的内在规定性,也是哲学产生的前提条件和出发点.哲学在思考人的问题时,曾经长期囿于内在的意识范围.然而,人的自我意识的矛盾结构不过是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和人与自身的矛盾关系的观念形式;人只是从特定自然选择下的特定生物发展而来并永远受制于自然,这一经验的事实也要求哲学在思考人的问题时,不能只取形上的、超验的态度,而必须参照经验包括人的生理的和文化的经验性特征.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可用中国俗语"亲兄弟,明算账"说明之.     

《淮南子》自然观:继承和超越——《淮南子》与先秦道家自然观的比较研究

《淮南子》兼综儒墨道法阴阳诸家,却以“道”为归,故其自然观在与先秦道家思想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明显具有理论的独创性。它一方面向我们敞开了一个万事万物各适其性、和谐流转的世界图景与生活画卷,另一方面,它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又证成了精神之维的创造性与能动性,为人类立足于自己的感性实践活动来追问存在的方式与意义提供了新的认识之维。     

都市日常生活的诗化与宋代城市诗歌的转型——邵雍城市诗歌书写的文学史意义

宋代邵雍的城市诗歌书写,开辟了城市诗歌的一个新方向,不再是将城市视为与田园相对立的、与理想相排斥的空间,而是从积极、肯定和赞赏的眼光去书写城市.邵雍的城市诗歌赞美城市生活,建构起新的城市意象和安乐、隐逸的都市家园与精神世界.而对于中国文学史而言,邵雍城市诗歌书写的意义更在于他探索了新的城市文学的发展方向.     

找寻自我的心灵之旅--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达洛卫夫人》简析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意识流小说中以女性独特的视角,通过对人物意识流动的描述,展现了人物找寻自我的 历程。本文分析了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达洛卫夫人》,讨论了她对个体生命和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