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人辞赋观念

汉人辞赋并称、混称,以赋称辞。在汉人辞赋观念中,辞即是赋,赋即是辞,辞赋一体。汉人亦赋颂并称、混称,以颂称赋。能以颂称赋之颂则为诵,是赋之一体;赋、颂不能互代之颂则为美盛德之形容之颂,别为一种文体。汉人辞赋观念中判定赋体的核心标准就是不歌而诵。汉人是从文体的表达方式——配乐而歌或不歌而诵来判定辞赋,今人却以文体内容和形式的主要特征来判定辞赋,因此造成了汉人和今人辞赋观念的差异,也形成了今人对汉人辞赋观念的误解与困惑。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枚乘、枚皋父子小传

枚乘(前?—前140年)与其子枚皋均为西汉重要辞赋家。淮阴(今属江苏清江市)人。枚乘,字叔。曾在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的宫廷做过郎中和文学侍从。辞赋《七发》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汉代大赋的前驱。该赋对“公子王孙”骄奢淫逸的放荡生活作了真实的暴露和深刻的描写。文词伟丽,洋洋洒洒。它奠定了新体赋的形式,促进了汉代辞赋的发展。引起后代许多作家的模仿,形成了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号为“七体”。据统计,唐以前仿枚乘之作者有四十家之多,汉武帝登位,派遣使者以“安车蒲轮”(以蒲草裹住车轮,使车子安稳)接枚乘来长安,因他年     

情深文明的诗人之赋——论薛季宣的辞赋创作

薛季宣的辞赋创作显示了当时理学对文学的宽容和对文学精神进行改造的努力。他的赋,具有浓郁情思和壮大气势,具有饱满的济世热情和追求文道统一的愿望;他的赋涉笔成趣,有极强的娱乐性,充分发挥了辞赋滑稽诙谐的传统;他的赋纵横捭阖,充分展示了其渊雅的学识和驾驭辞章的能力。他的赋虽然也多是道德之文,但是由于文学性比较强,从而淡化了、遮蔽了其中的宣道的成分,他因此也表现出一个赋家应有的特质,这是他和其他理学辞赋家所不同的地方。他的赋情深而文明,其内容的端方严正和辞藻的华丽切合"丽以则"的"诗人之赋"。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武帝旌旗在眼中——汉赋的武帝书写及其省思

汉赋的兴盛与武帝的关系非常密切,汉赋作品中对武帝人物图像的呈现尤其值得关注。在汉赋创作中,自司马相如《上林赋》对“天子校猎”的描写,其中内涵的武帝“尚武”的形象,到扬雄《长杨赋》对武帝朝“武事”如抗击匈奴战争的具体展示,以及东汉京都赋对武帝作为的得失评价,又喻示了对其形象构造由武仪、武事到武功的变迁。而其中牵涉到的庙制建毁的争议,礼德思想的省思,又是赋家视武帝为一重要的历史坐标,并予以文学化的书写。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论司马迁对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楚辞作家屈原和西汉初年赋家贾谊、司马相如立传,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过,记载了早期文学集团的活动,并大量载录辞赋作品,为保存辞赋文献、保存辞赋研究资料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司马迁还发表了最早的辞赋评论,他认为辞、赋无别,汉赋直承楚辞而来;他十分强调并高度肯定辞赋的讽谏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评汉赋的夸张虚构与华丽辞藻,并最早对具体辞赋作品作出评点与解析。无论是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清理还是辞赋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司马迁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垂范后人,功不可没。司马迁理所当然是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以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试论屠格涅夫“散文诗”的民族情结

屠格涅夫是 19世纪俄罗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晚年创作的 82首“散文诗” ,以简洁、凝练的风格 ,隽永的笔调 ,抒写了作家对社会生活和人生的深沉思考。本文从他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性格的赞与忧以及对爱情的张扬三个方面 ,探讨了他的民族情结。     

论袁智忠散文诗的美学特质

散文诗人袁智忠凭着不倦的艺术探求而逐渐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对此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在情感内容上具有浓厚的牧歌意绪;二是在语言形式上舒放自如,三是在表达方式上以小见大,这些构成了其散文诗的美学特质,也是他的散文诗能够受到诗歌界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深层原因.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王昌龄妇女诗论略

王昌龄的妇女诗主要描写了三种女性:宫女、贵族妇女、民间女子。宫女诗多表现望君幸临和羡艳受宠的情绪;贵族妇女诗概括了女子的现实命运;民间女子诗多表现自由、欢快的感受。场景描写、民歌艺术是王昌龄塑造妇女形象的主要手段。王昌龄大致以宫女诗寄寓个人情怀,以贵族妇女诗传达诗人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以民间女子诗表现诗人的理想境界。     

翻译与建构——刘半农对外国散文之诗创作技法的借鉴

刘半农是国内最早翻译泰戈尔和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译者之一。在翻译两位外国诗人诗作的过程中,刘半农接受了他们的影响,吸取他们的创作技法,在自己的散文诗创作中做了成功的借鉴。对比分析刘半农的散文诗翻译和创作,印证了刘半农在两个方面借鉴外国散文诗的创作技法：一是对屠格涅夫散文诗对话体的借鉴,二是对泰戈尔散文诗独白体的借鉴。刘半农的诗歌翻译、译诗借鉴与诗歌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互相影响。     

论当代诗人散文中的诗性——以《晕眩》为例

诗歌与散文的文体之争,是我们这个时代写作中一个最具戏谑色彩的隐喻之一.当一位诗人转向(也许只是间或)散文写作,其不仅是在探索着散文的文体可能性,而且力图保持其作为诗人的身份;也就是,在写作中他既维护诗歌与散文的界限,又试图将诗歌的结构方式(而不仅仅是气息)渗进散文或转化成散文的要素.在一定意义上,其散文和诗歌构成了一种"对位"关系.     

以文为诗：余光中诗歌的得与失

余光中的散文家气质使得他的诗歌创作兼有散文文体的长处与缺陷,"以文为诗"的探索既使他的诗歌雅俗共赏,也为中国诗坛提供了新诗发展的一种可能。     

论《宋书·乐志》的乐府诗批评

与音乐关系密切的乐府、歌诗等是沈约一生所关注的重点。沈约《宋书》在继承司马迁《史记·乐书》、班固《汉书·礼乐志》的基础上,不仅正式设立了《乐志》,让音乐从礼仪中分离出来,而且四卷的"乐志"内容很丰富。正因此,沈约现所存见的乐府诗,数量之多,在先唐诗人中几无可比。沈约之于乐府诗的收集与整理,主要表现在《宋书》的三卷《乐志》("乐二"至"乐四")之中,其虽然不属于乐府诗总集,但却是可以与乐府诗总集媲美的。因之,这三卷乐府诗所呈现出来的"整理类批评"特点,也就自然是值得重视的。而《乐志》中的一卷"乐一",则为沈约"题解类批评"的代表作。"整理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对于当时的音乐文化建设、乐府诗的辑录与整理等,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对后世史学家与文学家的乐府诗批评,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因而在乐府诗批评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王褒的前期诗作与南朝宫体诗风

王褒是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他的前期诗作创作于宫体诗盛行的南朝,但是总体风格并没有受到宫体诗风太大的影响,五言诗更接近以清新明丽著称的永明体,乐府诗虽然借鉴了宫体诗的一些创作手法.但基本上还是健康积极基调.     

庞德的《神州集》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化

庞德早期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主要见于他1915年翻译出版的《神州集》里。《神州集》收录的18首汉语诗歌英译文译自19首中国古典诗歌。庞德主要以他提倡的英语现代诗歌的散文价值作为翻译的参考标准,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现代化,使中国古典诗歌以现代英语自由诗的形式进入英美文学界,并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