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库兹涅茨“倒U”假说检验

农村消费水平偏低,是阻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结合我国2000-2011年相关数据,对政府转移性支出在促进农村消费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特征,随着转移性支出的增长及其到达某个点时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成正相关关系,当超过这个点后,其影响程度将减缓.因此,要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作用,并规范政府转移支付制度,调整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     

农民工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流动模式与代际差异

文章利用2008-2010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MIC),对农民工家庭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进行了测量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消费不平等高于收入不平等,而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存在明显的流动模式差异与代际差异.收入来源和消费结构分解表明,劳动收入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而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则为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对基尼系数进行的夏普里值分解进一步显示:流动模式差异对农民工家庭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而代际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分析

文章选取2003-2021年我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距估计法（SYS-GMM）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动态效应。文章的主要结论为：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135,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分地区看,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消费效应最为明显,中部、东部地区次之。此外,政策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而城镇化并未提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为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现有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普惠金融的监督管理。     

经济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特征的调查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专家访谈、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消费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消费观念和体育健身意识得到了一定的普及.他们因年龄、人力资本、行业分布和月收入等方面的不同而呈现出需求特征的差异.求实心理动机是其首要的消费动机,以致其消费类型以实物型为主.体育消费水平按逻辑划分为4级,其中“101～300元”基本级人数最多.由于工资收入水平不高和闲暇时间不够等原因,体育消费水平总体偏低.据此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的建议:保证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体育消费水平;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着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健身意识和兴趣,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细分体育消费市场,推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体育产品,提供切合其需求的消费产品.     

关于北京市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研究

利用北京市城乡居民1985年～2005年的人均消费、政府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数据,以跨期替代的居民消费模型为基础,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挤入效应,且挤入效应在长期内明显强于短期;决定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最重要的因素是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的敏感性比城镇居民低,其消费更加依赖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农民工储蓄与消费动因及效应实证分析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其储蓄和消费总量巨大,已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对成都市中小企业中的异地务工农民工问卷调查基础上,通过统计和探索性分析等方法,发现:(1)农民工的结余资金主要流向务工地储蓄和汇款回家,而汇款回家的主要意图又分别为赡养老人、子女教育、更新家庭用具和建新房;(2)对农民工储蓄水平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收入、在本地工作的工龄和年龄,而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是消费水平的最大影响因素.     

从结构到文化：农民工消费研究回顾与展望

农民工研究是当下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从消费行为、消费结构、消费观念等方面就近年来中国农民工消费的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综述.一个基本的发现为:已有农民工消费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结构方面,且以区域定量调查为主要方法,消费文化和消费社会功能的研究至为薄弱.而消费文化的研究将会升华农民工消费的意义,并利于农民工消费理论的建构.为此,在研究方法上尚有待加强实地研究和比较分析的分量.     

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分析

基于新迁移经济理论,本文构建了子女随迁、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全国5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随迁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城市消费,其中,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在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并通过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从农民工消费结构看,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生存型消费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促进农民工发展型及享受型消费,有利于推动农民工城市消费升级.     

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量分析

采用1978～2007年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前期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运用OLS方法对影响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成正比;前期消费支出过高会使当期消费支出减少;消费者物价指数与农民消费支出成正比,但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提高只是增加农民消费支出金额,并不增加消费品数量。因此提高福建省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应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     

吉林省居民生活消费的城乡差异及发展趋势分析

城市和农村作为两种不同的生活地域,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环境和消费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本文首先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倾向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了2003-2012年吉林省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差异;然后运用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方法,分析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储蓄余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社会保障支出、人口抚养比等因素的关联性;最后借助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预测了吉林省2013-2016年的城乡生活消费支出差额及发展趋势。     

对制约我国农民工体育发展因素的分析

通过文献资料法,对我国农民工体育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贫乏;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农民工包括体育在内的各种权益得不到保障;农民工有健身的需求,但参与体育运动的意识不够.而制约农民工体育发展的因素主要有: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农民工群体文化上的封闭性;农民工收入、消费水平低下;农民工流动性大,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工体育场地设施匮乏等.     

我国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及其“锯齿状”消费路径

农村地区的社会现状决定西方消费理论很难找到能够完全解释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中国解”.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表明,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并不平滑,而是具有明显的“短视性”、“阶段性”和“谨慎性”特征,这些特征共同作用致使农村居民的消费路径呈现出“锯齿状”.这一消费路径可以更好地解释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为进一步制定行之有效的启动农村市场的政策提供了新视角.     

基于ELES模型的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根据2013年陕西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数据,建立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陕西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价格弹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陕西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较为强烈;在八大基本消费品中,住房、食品和医保占比较重;消费水平偏低,消费潜能得不到释放的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太低.政府应努力扩大农村居民就业,增加其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     

深圳“九五”时期居民消费研究

以“九五”时期深圳居民生活消费统计数据为依据,从深圳居民的收入、支出水平入手,对深圳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及变化特点进行分析,探讨“九五”时期深圳居民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财政支农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弹性效应分析

一直以来,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都是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的热议话题.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居民基数庞大,财政支农能否有效拉动农村居民消费,对于改善农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多元回归分析,逐项探究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住房、医疗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对农村居民食品、文教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而对设备、衣着、交通和总消费的影响不够显著.     

共同富裕视角下和谐消费及其经济增长空间效应

从共同富裕视角深入剖析和谐消费的理论内涵，发现和谐消费包含消费力和谐、消费关系和谐以及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有机统一，其中，消费力和谐与消费关系和谐分别反映了共同富裕的效率与公平思想。为进一步明确中国和谐消费的发展状况及其经济增长效应，根据和谐消费的理论内涵，探索性地构建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7—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和谐消费水平，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和谐消费的经济增长空间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从时间趋势来看，2007—2020年中国和谐消费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但整体而言，中国消费和谐度有待进一步提升；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国和谐消费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异格局。（2）和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在剔除异常值、增加控制变量与更换空间权重矩阵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3）进一步检验发现，和谐消费能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牵引高质量供给，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供需联动机制。据此，建议以居民收入提高与社会保障完善为主线，促进消费力和谐；以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与社会信用体制健全为抓手，改善消费关系；协同推进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以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云南省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问题分析

简单介绍了关于研究消费问题的主要理论和研究成果.然后从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两个方面研究了云南省消费的变化和现状,接着,根据云南省的消费情况,采用一种最适合的消费函数分析云南省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并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对云南省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时间序列层面上的分析,指出消费结构存在多元化,良性发展的趋势.     

进城农民工的卫生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以南京市的进城农民工为例,通过调查其居住状况、消费支出、健康状况以及疾病处理等,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居住状况较差;在整个消费支出中基本消费占据了绝对比重,医疗消费比例偏低;农民工自我健康评价较高,与农村居民相比,农民工的两周患病率略低;在疾病处理上,农民工较为消极,其通常选择低成本的处理策略。     

不确定性视角下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分析——基于黑龙江省13个地市50个村的调研数据

本文从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不确定性视角出发,以黑龙江省13个地市50个村的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黑龙江省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衣户规模、心理感知、预期收入、持久性收入和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影响显著;失业率、暂时性收入、社保支出、消费环境、基本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影响不显著.     

退休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差异与机制

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考察了户主退休经历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退休经历显著降低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其中家庭消费支出的大幅度降低主要源于衣物消费、住房消费、耐用品消费与交通通讯消费的变动。这一结果在选择不同带宽进行稳健性检验,及基于不同退休年龄、不同退休群体进行反事实检验后均得到一致的结论。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退休经历会降低家庭收入、增加户主居家活动时间与抑制认知能力,从而影响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退休政策对低收入、低人力资本与低社会资本家庭产生更为明显的消费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