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牛白马”传说所反映的契丹历史

契丹的族源传说“青牛白马”人所共知，学界也纷纷对这一传说做了很多解读，根据汉文史料中的一些记载及契丹早期历史可知，辽中京及其周边地区自北魏就是奚族居住地，契舟奇首可汗的妻子（可敦）就应该是一位奚人，而青牛白马传说的出现，则是辽朝皇族与后族权力制衡的结果。     

中国古代“媒”的嬗变

对“媒”产生、发展的历史考察分析认为 ,“媒”在中国古代社会除了担任婚姻中介人这一主要职能之外 ,还在各个历史时期体现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展现出一幅极具民俗风味和社会风貌的历史画卷     

五四时期的新美学精神和新艺术形象

五四时期不仅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美学精神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点。新的美学精神以科学化、民主化、民族化和大众化为特征。体现在新艺术形象上有三个特点:高扬典型化,摒弃类型化;高扬平民化,反对贵族化;强调科学化,摒弃神秘化。而这些,不仅是属于古代范畴的“近代”与属于现代范畴的“现代”的历史分界线,而且还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真正起点。     

王维辋川别业的园林意境

唐代是中国古代园林风格转变的重要时期。唐代文人园林艺术家王维的造园实践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山水、植物、动物、建筑、色彩、声音等方面体现了王维力求顺乎自然之势的造园思想,舒展的空间形态,幽邃的天然景色,朴素的建筑风格,诗情画意的意境,其精心营造的辋川别业呈现出以“清、空、淡、远”为特征的完整的园林空间意象。     

现代民俗小说之成因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民俗与小说结缘这一文学现象 ,2 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从不同角度将其称为“乡土文学”、“地域文学”、“田园小说”、“乡镇小说”、“农村题材小说”等。本文认为 ,“现代民俗小说”作为一个创作倾向术语 ,可以概括民俗与小说结缘这一文学现象 ,可以涵盖上述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 ,并在文学史上有其形成和发展的特定成因     

从“三国演义”到鲁迅，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

中国文学书刊在泰国的传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02至1932年,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三国演义”时期;第二阶段是1932年至1975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交替影响的过渡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鲁迅、金庸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以1975年中泰建交至今多样化、多元化的历史时期。通过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竞争激烈,值得警醒的是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相比,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思想影响力在泰国逐步减弱。这一典型案例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龙:男根崇拜与皇权崇拜的结晶——兼谈龙对生育观念的影响

<正>长时期来,人们公认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对此,新近一些学者颇有疑义。其因: 1、学者们一致认为,一个氏族只采用一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作为本氏族的图腾。但经考古发掘,中国古代的崇拜除了龙之外,还崇拜有鱼、鹿、鸟、龟、羊等等,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古代苗族“狗图腾”正义

什么是图腾?图腾(Totein)原是北美印第安奥基华斯人(Ojibwds)的方言,意思是“他的亲族”。认为自己的氏族同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这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便是该氏族的祖先或守护神,亦即图腾,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得好:“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或符号;如狼是狼氏族的图腾”。图腾崇拜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普遍现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在其古代都曾有过自己的图腾崇拜。     

中国古代掘宝母题动植物功能的跨文化探源

中国古代金银变化母题,关于寻宝中动植物功能、神物作为寻宝器具的信奉,是一个外来的神秘信奉。庞杂的古代金银变化母题,离不开这一外来思路的最初启发。关于“银伥”看守金银的信奉,也当是上述掘宝民俗同一故事的别种说法,及其逆向思维和补充。藏宝掘藏故事中的蛇、鼠意象,其文本渊源,在巴利文本生故事与中古汉译佛经中普遍流传的“感恩动物忘恩人”母题中,也可以找到其蛛丝马迹。     

试论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特色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以其独特的技术和风格在世界建筑文化之林独树一帜。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内涵反映在技术和风格方面的特色有四个:一是礼制体现着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主题;二是风水术对中国古代建筑影响很大;三是东方大地的农业文化与“浓于伦理”的哲学思想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材料模式和结构“语汇”,而以土木为主要建筑材料也就基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技术、结构、空间组合和艺术形象;四是以“诗情画意”为主导思想的自然风景式的中国古典园林。     

马桑树传说建木考

马桑树自古是一种灌木,但中国西南地区却流传着马桑树是高大乔木,且能通天的传说。笔者认为此传说的产生是中华民族各地古老神话传说交流融合的结果。该传说可能是从古巴蜀通天神话吸收中原龙文化和东方扶桑神树复合而成,是华夏多元一体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在传承过程中互相交融的产物,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意义。     

《搜神记》故事的民间信仰及其文化模式举隅

干宝《搜神记》是著名的志怪小说,因其对民间生活与神怪信仰的直接反映,可视为研究古代民间信仰的重要史料。通过故事抽样可见其民间信仰的模式特点：民间相信无名神祗可以定人生死,但是其兼具通融人情的特点;平民百姓的日常修为,可以作为与神商讨自救的资本。这种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     

“文治复兴”与礼制变革——祠堂之制和祖先之礼的个案研究

从宋元到明清,中国社会步步形成士大夫、国家与庶民共谋的"共主体性"的政治文化。"祠堂之制"(伴随着国家礼仪的士庶化)和"祖先之礼"(伴随着民间礼仪的国家化),则是宋代儒家士大夫企图恢复尧、舜、禹三王之治的运动——"文治复兴"中开始的士大夫重要的"制世定俗"的礼制变革和文化实践。"文治复兴"的积极贡献之一是客观上将民众动员和调动起来,并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和政治事务之中。虽然民众并不简单屈从帝士共治的"修齐治平",却因此"激活"了他们的多元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被"文治复兴"激活和政治启蒙的华南地域,经济和文化有了空前广泛的发展。华南庶民宗族丰富的文化创造、民间宗教信仰的广泛发展,亦都是这一过程的伴随结果。     

民间信仰的情感之维与村庄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

从桂北农民基于信仰基础的情感视角来考量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行动者,可以发现并理解传统民间信仰在当代村庄公共生活中发挥整合功能的抽象机理。通过把集体仪式嵌入村庄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断在人们情绪高昂的时刻唤醒内心深处的亲情,村民们形成了将子孙绵延的情感之链作为生命依托的意义系统,而兄弟与村友则成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永恒的同道者。通过以丧礼为代表的情感宣泄机制,人们直觉到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产生出宗教般的神圣感,它型塑了全体村民对于村庄的深切认同与情感依恋,使得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甘心付出,并主动承担责任.     

滑县李方屯年画《全神图》中的信仰心理研究

民间百姓的信仰是直接和随意的,但这种直接和感性的背后却有着井然有序的心理结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民间信仰一概斥之为迷信.深入其内在的信仰心理,就会发现,在貌似盲目的祭拜仪式背后却隐含着人类共同的、基本的心理需求.解读他们的信仰方式,也就了解了人与自然最直接的关系.     

南亚树木崇拜和佛经母题对于树神传说的触媒

三国两晋时代,南亚树木崇拜传入流播,与中土生态困境引发的理性思考交汇,构成了中土民俗心态的一次震撼。其在介乎民俗传说和文学之间的树神母题中,凄楚而顽强地表现出来。佛经故事母题伴随着佛教的众生平等、戒禁杀生等观念,深入到中国古人民俗心理中。树神崇拜也成为中国古代植物神崇拜的核心。     

中国古代建筑朴素的绿色观念概说

中国古代建筑大多数基本上是绿色的,或准绿色的。在古代建筑发展史上形成了“象天法地”“建筑节俭”“因地制宜”“崇尚自然美”和“风水环境意识”等思想观念。总结、继承这份建筑文化遗产,对中国绿色建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公祭、文化遗产与民间信仰——以天津市G镇三霄娘娘信仰的恢复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的公祭活动与民间信仰的恢复一同成为学者瞩目的焦点。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及其实践的展开,各种民间信仰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天津市G镇三霄娘娘信仰的恢复过程说明了国家公祭活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对于三霄娘娘信仰恢复的促进作用。换句话说,公祭活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代表了国家的价值诉求,而在此之下,民间信仰仍然按照原来固有的逻辑在国家的价值诉求之下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淮南子》的情感论

《淮南子》中情感论材料丰富,虽散布于各卷中,但可从中总结提炼出这样一个体系:情感的发生论、规约论、表现论、接受论;而且论述深入详致。这一承前启后的体系化情感论发生在汉初,而且发生在一部著作中,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不但可由此管窥中国古代对情感世界的较早而又较为全面的自觉性体认,而且这对研究古代文学情感学体系也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汉代由先秦的重志轻情,一变为重情轻志,在《淮南子》这里已露端倪,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人道当情”论、“诗缘情”论在汉初就已开始酝酿了。     

中国古代蜡祭的民俗心理探析

中国古代的蜡祭仪式与西方民俗观念中的杀死谷神的仪式是相通的 ,蜡祭的目的是“息老物” ,其实就是杀死衰老的谷神。蜡祭中的禽兽形象就是谷物之神的象征 ,腊八粥具有着西方的圣餐意味。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最重大的祭祀就是蜡祭和神稷 ,春社是庆祝植物神的再生仪式 ,蜡祭是庆祝衰老的植物神死亡的仪式。社分春秋两祭 ,而秋社和年就是从蜡祭分化嬗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