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以分析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相互关系为基础,依据相关统计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关系程度.结果表明: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两者间的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提高,耦合度从低水平耦合阶段逐渐过度到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从严重衰退失调发展演变为初级协调发展.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低水平一直是制约两者耦合协调度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投资力度;注重社会保障服务质量的均等化,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注重二者的协调发展作用,不能偏重于一方的发展或是交替的阶段性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时空耦合关系

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1993—2013年间,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度变化平稳,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增大,由低度耦合协调演化为高度耦合协调;（2）各地区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度均处于颉颃阶段,但耦合协调度则存在一定差异,贵州、西藏、甘肃三省属于低度耦合协调类型,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处于高度耦合协调,其余省份则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继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应考虑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发展条件的差异,采取因地制宜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     

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总体趋势与政策解释

采用我国1978-2014年的数据,分析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程度的变化趋势并提出对应的政策解释。通过构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后获得了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现代水平的变量数值,然后基于离差系数最小化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长期滞后于城镇化水平是制约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主要瓶颈;除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存在短期的波动向下趋势以外,其余年份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带动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尽相同,而且各阶段协调发展度的变化与我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关联。     

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通过建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和协调度模型,对辽宁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对其时间和空间特征进行分析,指出辽宁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经历的两个明显的阶段以及辽宁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表现出的显著地区差异。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是检验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为切入点,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就长株潭城市群在2010—2018年期间的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展开具体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总体维持在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达到了较高水平的生态城镇化;长沙市的核心效应明显,领跑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进程,同时长株潭城市群三市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有些区域差异;其三个城市或存在城镇化滞后与生态环境滞后等问题,延滞了其生态城镇化进程.未来推动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城镇化须以"两型社会"为引领,以"生态绿心地区"为生态示范,以绿色工业提升城镇化质量,将长株潭城市群三市打造成为以绿色为底色的现代化、生态化、一体化的高质量城市群,为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的推进提供强有力支撑.     

连片贫困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演进态势及影响因素——基于2004—2015武陵山区71县、区（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构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指数,对2004—2015年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进行格局演化和现状分析,构建空间面板模型,从金融发展、城镇化水平、县域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产业结构等多维视角探寻影响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的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进程呈现出起点低、演进态势显著向好的总体特征。2004—2015年,该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水平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04—2007年的失调阶段、2008—2011年的低度耦合协调阶段以及2012—2015年的中度耦合协调阶段。武陵山区71区县城乡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存在高度的正相关特征,就其影响因素而言,金融规模扩张水平、城镇化水平、县域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等因素对武陵山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负向促进作用。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山东的证据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耦合协调发展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2010-2019年山东省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剖析。结果表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增长态势强劲;耦合协调水平时序演变稳步向好,从中度失调实现了初级协调;相对发展水平演化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同步发展-乡村振兴滞后-同步发展”四个阶段;驱动因素中,政府能力、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创新水平、公共服务均等化、信息化水平为阻碍因素。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构建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2011-2020年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指标数据,运用熵值法并构建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测度模型,对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以及相对发展类型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但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上还有待提高;（2）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D值得分保持稳步上升趋势,并在2020年达到中级耦合协调阶段;（3）根据相对发展度显示,2018年以前西藏乡村振兴发展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2018年以后两大系统初步实现同步发展。     

基于CMT技术的镀锌钢 铝合金板焊接变形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2005—2015年各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之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结果表明：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综合序参量、农业集聚序参量均呈现波动性变化趋势;新型城镇化综合序参量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农业集聚综合序参量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各省份之间的耦合度存在明显差异,整体看,东部地区耦合度低于中西部地区;从两者之间的协调水平看,东部地区的协调水平也低于中西部地区。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优化农业集聚,能进一步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但东中西部地区需要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     

中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建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系统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由失调衰退—过渡—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区域内部协调度差异较小,土地财政相对于城镇化发展表现为"滞后—超前—同步"的演变特征;中部地区协调度及其内部均衡性次于东部,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或同步型发展;西部地区协调度最低,内部非均衡性也最显著,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转变。因此,我国应实行差别化的供地策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减轻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以促进城镇化与土地财政协调发展。     

我国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分析

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协调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基于199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我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耦合协调水平的变化特征及时空差异。结果表明：从时间上看,20年间,我国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耦合协调度均值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耦合协调等级由“勉强协调发展”向“濒临失调衰退”转变;且31个省（市、自治区）耦合协调度跨越了10个耦合协调等级,大多数省份处于“濒临失调衰退”阶段和“勉强协调发展”阶段,已实现协调发展的省份数量较少。从空间上看,我国农业发达省份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四大区域耦合协调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中部、西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且区域间差异显著。由此提出促进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提高人才供给能力、调整人才供给结构、优化政策制度安排以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等。     

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耦合效应研究

利用系统发展视角,构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以及各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2005—2019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面板数据,从时空不同角度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态势及省市差异特征做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省市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呈现快速上升的良好态势,而乡村振兴则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各省市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都不断上升,长三角地区整体水平较高.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与物流发展相对滞后,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在长三角省市间,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均存在一定差异,但其差距存在缩小趋势,并呈现收敛趋同倾向.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二者较高的耦合协调水平是支撑三系统耦合持续演进的关键因素,应挖掘乡村振兴在三系统持续演进中的潜力.     

兵团“三化”发展的协调性分析

该文从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三个维度选取36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2003—2013年兵团"三化"的发展水平,借鉴离差系数函数计算兵团"三化"的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兵团"三化"的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依次降低;兵团"三化"的协调度逐渐增强,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度最高,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度最低;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有利于兵团"三化"的协调发展。兵团应从发挥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强化工业的支撑地位和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三个方面,促进"三化"的协调发展。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以滁州市为例

构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2010-2019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亚类型也存在异质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受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的影响显著,两两交互作用增强.     

中国公共资源城乡共享、网络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对公共资源城乡共享、网络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我国31个省份2011—2019年耦合协调度特征,探讨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机制.结果表明:2011—2019年我国公共资源城乡共享、网络化与城镇化综合水平呈波动性增长;各省份耦合协调度介于濒临失调和良好协调之间,"两极格局"现象突出;时间维度上,耦合协调度呈"W"型增长,上升与演进的速度缓慢;空间上,耦合协调度分布与"胡焕庸线"基本吻合,整体上呈"东部>东北>中部>西部".需持续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大乡村地区网络化建设,促进公共资源城乡共享更加公平.本文研究对数字乡村建设、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创新城乡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一定意义.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及驱动机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推动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是保障黄河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通过阐释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评价2012-2021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时序演变和空间特征两方面分析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2)从时序演变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协调度及耦合协调度均有所提升,其中耦合协调度呈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演变,由衰退失调型转向过渡磨合型,整体未达到协调发展;从空间特征看,耦合协调度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3)不同驱动因子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显著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据此,提出推动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耦合研究

基于2005年、2010年和2018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别测度了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能够为促进区域旅游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株潭城市群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下降趋势,除水域生态系统外,其它生态系统均有所下降,各生态系统的单项生态服务价值也有所减少.2)2005—2018年间,长株潭城市群的旅游城镇化响应水平可分为三个阶段:2005—2009年间为初步发展阶段,此时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有所下降;2010—2014年间为平稳响应阶段,旅游城镇化响应水平较为稳定;2015—2018年间为稳步上升阶段,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明显增加,旅游业与城市化能够共同发展.3)研究期间,随着时间推移,旅游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2018年在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沙市出现轻度失调状况.     

农业大省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耦合协调研究

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最终目标,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保障和支撑,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分析和判断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现状,有利于准确把握农业发展的规律。运用熵值法测度安徽省2011—2020年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指数,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安徽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先缓慢后快速的上升态势,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呈现波动式缓慢上升的趋势;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度从2011年的磨合耦合转变为2020年的高水平耦合,互动效应逐渐强化,但由于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始终不同步,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仅从2011年的严重失调状态转变为2020年的勉强协调状态。建议安徽省应着重补齐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短板,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良性互动发展。     

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耦合研究

文章构建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两系统的指标体系及耦合评价模型,基于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分析甘肃省2006—2016年期间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发现:2006—2016年甘肃省的城镇化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均有明显的提升;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正相关性;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已从严重失调转为低度失调,处于不断优化的正向发展。因此,甘肃省要重视金融产业发展,探索出甘肃省多元化的本土城镇化模式,进而实现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     

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时空格局及趋势预测——以张家界市为例

利用耦合模型、重心-标准差椭圆及障碍度等方法,分析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关系及时空格局,构建修正后的灰色马尔科夫模型,对未来十年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进行精准预测。结果表明：（1）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而社会治理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较小波动变化特征,增速相对弱后于旅游城镇化水平。（2）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的耦合协调度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经历了“一般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良好协调—初级协调”的耦合类型转变过程,旅游城镇化超前型特征明显;从空间分异看,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是先扩大再收缩的态势,表现向武陵源区集聚的发展特征。（3）旅游城镇化系统的障碍度小于社会治理系统,从指标障碍度平均值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旅游收入占GDP比重＞旅游人次＞每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亡率。（4）未来十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将持续上升,但在2026年会有所下降,最终在2028年会处于优质耦合协调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