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书简

××老友:你交来的论文《当前诗词创作及其展望》读过了。读后想起几个问题,提出来共同商讨。一、没有提文人诗怎样影响民间诗,似嫌片面你说在悠久的诗歌源流中,民间诗歌与文人诗歌这两个传统互相联系,这是对的;但是只提民间诗歌对文人诗的巨大影响,没有提文人诗怎样影响民间诗,仍嫌片面。你引鲁迅的话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已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尸,他们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但我总觉得文学史上两个诗歌传统的关系是互相交流、互相吸引的。照鲁迅的说法,便成为一方掠取另一方的关系,这并不符合我国诗歌史上两个传统互相交流的实际情况。五七言诗起源于汉魏,极盛于三唐;长短句词起源于隋唐,极盛于两宋,距今都     

群体的听觉艺术:诗的一次构想与实践

中国诗歌会和后中国诗歌会诗人群一登上诗坛就以一种外倾化的思维范式强化隋感世界的时代色彩,致力于让诗回归群体的听觉艺术的构想与实践,他们重新点燃民间歌谣的艺术智慧,激活了诗歌的歌咏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新诗现代化.同时,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创作矛盾和负面影响.     

唐代文人禅诗禅意论:孤静·空灵·冲淡

唐时禅宗一派的空灵流溢的审美观感,对唐诗内容、形式以及诗人审美心理的嬗变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诗与禅的联姻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蔚为大观的诗歌体制——禅诗,唐代文人更是融合诗与禅的精思妙路,另辟蹊径地耕耘出文人禅诗的广阔天地.孤静、空灵、冲淡是唐代文人禅诗总的美学风范,通过对这组审美范畴的深化解读,无论对诗歌美之内质的求索,还是对禅宗悟之肌理的剖析,抑或是对唐一代文人禅诗之禅意的探掘都大有裨益.     

唐代通俗诗派的文化阐释

唐代通俗诗派是一个带有佛教性质的派别,由一群游离于统治阶层之外,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民间知识群落组成,其诗以佛教意识形态为代码,表达了下层百姓的社会意识。在诗歌形式上蓄意摒弃了传统的诗教文化,采用民间话语,拒绝、颠覆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贵族诗歌规范和审美方式,使诗歌语言重返社会底层最纯朴本然的生命状态,对唐代大众文化语境的形成以及文人通俗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渭城、《渭城曲》与《阳关图》:一个诗路别离意象的生成与经典化

“渭城”作为秦都故地,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蕴含的历史地域空间,入唐后又进入诗人的创作,成为一个意旨丰富的诗歌意象。由于盛唐时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配乐演唱,并以《渭城曲》(《阳关曲》)之名广为传播,“渭城”作为诗歌“别离”意象的指称意义,亦因此而凸显。入宋以后,《渭城曲》(《阳关曲》)在社会上仍影响广泛,不但成为文人诗、词抒写别离情怀的标志性意象,此外,还成为一些画家绘画的素材。宋代文人的诗、词创作,确立了“渭城”意象的别离意旨,强化了情感表现力度,而画家特别是李公麟的《阳关图》画作,又进一步丰富了渭城别离主题的意趣。由于宋代文人的诗、词及画家的绘画创作,“渭城”作为文学作品的“别离”意象得以经典化。“渭城”在唐代原本是唐人长安西行的起点,西行之路经阳关而绵延至西域,又因诗人沿途吟咏,遂成为一条自长安西行的唐诗之路。因此,“渭城”也可谓是唐代长安西行诗路上的一个标志性别离意象。     

论现代诗歌的贵族化与平民化

先有民歌而后有文人诗。文人诗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诗歌在文人手里分化为平民化诗歌和贵族化诗歌。五四白话诗歌是文人民间歌谣基础上对新体诗的尝试,在后来的发展中走向平民化和贵族化两途,交错迭进。平民化与贵族化反映出诗歌形式演变规律性趋势和美学旨趣。平民化诗歌是外视角文本,所采用的是现实话语,语词的意义指向使阐释者能轻松找到构成它们秩序的外在语境,其话语的实际程式与读者的阐释模式在语词意义处契合。贵族化诗歌是内视角文本,由于使用心理语话,将其阐释模式置入诗中以实现其阅读期待。而现代诗歌在体现这一特征时,明显看到政治意识的影响,如平民话语演变为阶级话语。     

《李峤百咏》的启蒙思想与诗学价值

唐以前,蒙学读本以识字为主;到了唐代,诗歌被引入到社会诸方面,训蒙诗的创作便成了唐诗与文学、蒙学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唐训蒙诗以咏物为主,兼及咏史,《李峤百咏》即为各咏物类训蒙诗之典范。然后世论者对《李峤百咏》多有贬抑,甚至引发了后代对咏物诗不同的价值评判,更有论者认为《李峤百咏》文体陈腐并多夹连篇累牍之隶事用典。其实,作为训蒙诗,《李峤百咏》开创了唐蒙学发展之新领域,开启了格式化诗歌创作的新阶段;作为五律咏物诗,《李峤百咏》实现了对诗词经典的多样认知与阐释。无论就启蒙思想还是诗学价值而论,在唐代文人的诗赋作品中,《李峤百咏》都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李白、王昌龄的绝句艺术比较探索

五、七言绝句,虽然起源于南北朝,但最终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近体诗的重要体裁之一,并固定了表现形式,却在唐代.唐人绝句,在唐诗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在唐诗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南宋洪迈在《唐人万首绝句》的序中说:“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清代王夫之更是说:“不能作七言绝句,直是不当作诗.”①在唐代绝句诗的创作中,名家辈出,风格迥异,呈现出一个姹紫嫣红、百花齐放的局面.     

中国说唱文学之祖新探——荀子《成相篇》在中国说唱文学史的价值和地位

专家学者们历来认为唐代 “ 变文”是中国说唱文学之祖,然而本文论证荀况 《成相篇》才是中国说唱文学之祖。《 成相篇》 之主要形式以六句为一章。《 成相篇》 采用当时民间歌谣形式。《 成相篇》 中普遍运用“ 四字对偶句” ,开文人诗歌运用对偶之先河。《 成相篇》 运用长短句形式、运用对偶手法,其影响波及后代汉乐府诗歌、宋词、元曲以及民间说唱文学。《 成相篇》 分为三段。第一段以 乱 为核心,先叙致乱之因,后论拨乱之法。第二段由今日之乱 而怀念往时之治 。第三段乃《 成相篇》 之核心,提出君主治理国家、拨乱反正之方略,对大治社会进行描绘。     

敦煌一卷本《王梵志诗》儒释相谐的教化特点论析

敦煌所出一卷本《王梵志诗》共12个写卷,存诗92首.这些诗歌不同于其他卷《王梵志诗》,其诗皆采用格言形式,为五言四句,语言通俗,内容浅显易懂,偏重于对世人生活节仪、处世之法的训导,所以有学者将其归入教诲诗.一卷本《王梵志诗》也是反映敦煌民间教育的代表之作,具有俗世治家教育、佛家训化劝诫等方面的教化功能.其中72首诗歌强调对子女进行孝道、勤学以及个人修德教育的重要,重视手足之情的培养以及家长的榜样作用,这些内容符合儒家教育思想,是其教化功能的核心所在.另20首诗歌采用佛教格言劝导世人,这和唐代佛教的繁荣及世俗化有关系.通过一卷本《王梵志诗》可以管窥敦煌唐五代时期民间教育“儒释相谐”的特点.     

王通的《续诗》与《诗经》

自孔子删《诗》之后,后儒就为之传注之学,不敢越雷池一步。惟隋末大儒王通能承圣人之业,为之《续诗》。王通认为《诗经》显示了世道兴衰之由,亦可用以修身养性;他作《续诗》的目的一是为了明王道,亦要振兴萎靡的儒学,二是要以诗歌的发展变化展示时代的变迁。同时王通对诗又有其美学认识。     

关于仓央嘉措诗作“道”歌与“情”歌之辨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一直是18世纪初谜一样的人物。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最为有争议的人物。一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一是因为他颇有争议的诗作。两者都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和文学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诗曾有过“情诗”的解读,但人们却不能忘记和抛弃他活佛的身份。本文试图从佛学层面对其诗作进行宗教道歌的粗浅考辨。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比较论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两个最重要的诗歌现象;精英意识感召下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是朦胧诗的主要价值取向,第三代诗则以鲜明的世俗关怀指向坚持平民立场与平民叙写;朦胧诗常常将个人化的“小”我附着在具有着政治、历史、文化内容,象征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大”我之中,而第三代诗则重在表现个体人的生命体验;朦胧诗通过各种修辞手段,构建了充满隐喻、象征意义的意象世界,第三代诗则将口语的运用推向了极致;朦胧诗奠定了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的基调,第三代诗则彻底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向度。     

论《毛诗》与刘桢诗歌

刘桢的诗歌创作深深植根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丰厚土壤之中。它表现为对《毛诗》文本及其经学阐释的吸收与融合,这种吸收融合不仅存在于刘桢诗歌的意象、语汇、表达方式、艺术思维等方面,使其成为建安诗歌吸收融合《毛诗》的突出典范,而且还催生了刘桢的诗学理论观点,并深刻影响到钟嵘的诗歌理论。     

汉诗的东渐与流变——日本汉诗

日本汉诗是中国诗歌东渐日本的文化结晶,是汉诗最大的海外支脉。在共同的文字基础上,随着对汉诗的不断受容与扬弃,日本汉诗逐渐将域外文化与自身的民族性相融合,走向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学传统,同时在语言文字、内容题材、汉诗训读方面创新求变,最终完成了汉诗的本土化嬗变,使日本汉诗获得了不同于中国诗歌的异质特性,成为源于汉诗而又异于汉诗的日本的汉诗。     

《诗经》与先民之“高禖崇祀”

古人有“崇祀高禖”以求子的习俗.《诗经》中的《大雅     

九叶诗派与中国诗歌的道德审美理想

道德审美理想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诗歌在文化思想方面的主要构成要素。中国诗歌的道德审美理想的本位是国家与群体,其主要内容是国家、民族关怀。九叶诗派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经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了中国诗歌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艺术主题,尤其是在揭示现实的负面因素方面显示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诗歌辨体论

一部中国诗史,被以朝断代并冠以诗词曲等不同的别名,同时又加以正变、雅俗的辨正,于是诗歌每有新变必先遭冷落,而一旦为文人所受容则又落窠臼。其中有对声律的误解和无限夸大,有对文人雅趣的过分追求,有对大众审美的极度蔑视。这不仅表现在创作理论的滞后,更可怕的是对那些难得一见的前瞻理论的漠视与误读,如曹丕的“贵远贱近”论,钟荣与皎然的“声律”论,刘勰的“通变”论,王国维的“文学代胜”论等,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发展。于是它使诗歌不断在雅俗之间摇摆,引起后人对“复雅尊体”、“当行本色”及诗必盛唐、词必两宋的不断反思,同时也催生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革命。一部中国诗史就是在这种音乐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共同推动下,流而不断、变而不变、自下而上不断进行着的革命中写就。     

以诗译诗 形神兼备

诗歌翻译是难度最高的翻译,关键问题在于译文能在多大程度上再现原诗的形式和神韵。要再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再现诗歌的音韵之美,诗歌的译者必须具备诗人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