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身份与中国古代赠序和远游诗的兴起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赠序和远游诗,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诗词达到巅峰的唐宋期间。表面看,这好像是经济和文学发达时随之产生的自然现象,但深究起来,人们却发现其中有许多从文学现象本身出发难以解释的地方。要回答这些疑问,以往我们惯用的审美视角显然无能为力,须得结合其他方面来读解,方有可能弄清楚作者的本意。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必须从文人身份这个维度出发,才能有一个全新的视角,进而对其进行现代阐述。     

近代中国外来语入诗现象及其诗学意义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以外来语入诗的创作现象,古已有之。及至近代,随着中外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不少诗人将英语音译词和日语汉字词植入旧体诗中,并往往采取自注形式加以解释。近代中国外来语入诗现象主要集中于以竹枝词为代表的古体诗,岭南和上海是其最活跃的创作地域。就跨文化视角而言,外来语入诗具有独特的诗学意义,它的出现不仅带来了新的思想文化,标志着一种新的诗学观念诞生,而且拓展了诗歌题材,具有建构异国形象的功能;同时促进了中国诗歌从旧到新的变化,对新诗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六朝送别诗与文人生活

六朝送别活动与送别赋诗是六朝文人交谊与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从六朝送别诗可以了解六朝文人对皇族官僚的依赖性。并且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政治的变化,这种依赖性呈现弱化趋势。还可以了解六朝官僚与治下吏民的关系,窥测六朝文人之间或真挚或应酬性的交游状况,审视六朝文人的亲情与友情乃至六朝社会的人际关系。     

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

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究其成因,主要有儒家思想学说的影响、中国古代文人自身经济状况的压力、文人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这三方面因素。这种政治情结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交往的诗学——钟惺、谭元春论《诗归》书与竟陵诗学的登场

钟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是反映竟陵派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是促成竟陵诗学成为晚明诗坛主流话语的核心力量。这种诗学力量的形成,除了来自选本自身所传递的颠覆性诗学理念,同样离不开二人在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钟、谭二人通过借助与友人间的往来书信,揭示《诗归》在编选宗旨、诗学理念、诗歌评价上的独特之处,由此彰显《诗归》“与世独异”的编选策略,标明异于“后七子”、公安派的诗学立场,传扬独具一格的批评观念,构建自成一体的话语系统,从而在晚明诗坛树立起竟陵诗学的旗帜。     

宋元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

宋元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歌本质所在的阐述,二是对诗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诗气表现的考察.在上述三方面宋元诗论家都继续拓展、充实与深化了对诗气的论说,是古典诗气论系统的一个重要传扬阶段.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诗与史

“六经皆史”,史、诗相混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一直很有影响;西方诗学则更强调诗与史的不同,诗与史相混的观念几乎没什么地位。中西方诗学的这种差异,根源于历史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对诗和诗学的影响及关系不同。对诗与史的关系,中西方诗学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都认为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诗与史的联系不仅表现于发生学,还表现在诗人与批评家不可或缺的历史观念和诗与史互补互动等方面。二者区别不仅在于所描写的对象、所表现的内容、所塑造的人物,所使用的语言等方面,更在于其主体性、真实性等等的不同。     

“空间”：中国古代诗学的特质和研究维度

时间和空间本是人类探索的两个具有终极意义的话题,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人们也多从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进行探讨,而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因其语言性长期以来人们将其看成是时间性的艺术。一般而言,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就中国古代诗歌来说,时空之美虽然是其终极的审美追求,但其中空间之美则又是最本质的,因此中国古代诗歌如其说是时间性的艺术,毋宁说是空间性的艺术。而中国古代诗学作为对诗歌艺术的理论认识或总结,其基本理论范畴与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揭示了其作为空间性艺术的特质,因此,空间或空间性既是研究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维度,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特质。     

建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体系的新尝试——评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一些学者开始以西方接受美学为理论参照。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读者接受的思想资料进行审视和研究。如今,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一批可喜的成果,同时也向我们展示出广阔的学术前景。邓新华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诗学》)就是该研究领域内一部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接受美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内兴起的,它主要研究读者文学接受活动的一系列特点和规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接受美学就是西方的专利,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文学接受的思想资料就相当丰…     

中国古代诗学的心学特色

诗学是关于诗(广义的文艺、美学)的理论阐释与批评。"诗本于心性"可以说是诗学的一个纲领性话题。从"诗言志"开始,到"吟咏情性"、"言,心声也"、"诗原乎心者也"、"天下无心外之物",千年承传,"心"成了诗学的精髓和探讨的中心。从而使中国古代诗学具有了"心学"性质。从本体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有与西方诗学迥异的看法。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最重视创作主体的内在修养与审美心理作用。对于创作过程,古代诗学更是深情关注,警语妙论,精彩纷呈,不少命题至今仍使人感到深刻新鲜而耐人寻味。     

论中国诗歌意境美的建构

诗歌意境建构审美功能 ,在于能以所成之诗象空间与谐动之力 ,将审美者的生命经验加入其中 ,并延宕其感受时间 ,实现生命信息的交流与共感。因此 ,诗歌意境建构重要因素的语象系统应有充分的导引力 ,其所含信息就要新鲜 ,富有生命活力 ,富有启迪性 ,从而构成体现“空—舞—道”结构的诗的意境。这种以体认宇宙的生命活力为审美指归的意境建构 ,乃是东方艺术精神的体现。中国诗歌意境美可分为壮美与优美。壮美的意境 ,必有雄浑壮阔的语象系统与体现生命强力的刚猛之舞 ,必有广阔的空间 ,成大境界 ;优美的意境 ,必有轻柔恬静的语象系统 ,以及体现在生命自由和谐的曼婉之舞。     

论金笠诗嘲戏风格和女性题材的汉诗渊源

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是金笠诗歌的整体性风格,而女性题材则是其诗的重要内容。要深入理解金诗整体上的嘲戏风格和其女性题材的世俗情调,对汉诗传统的借鉴是一个重要原因。金诗对从先秦到唐宋的汉诗传统都有所汲取,其中李白、苏轼和柳永的影响尤巨。狂傲不羁的李白诗、怒邻骂座的苏轼诗和风流从俗的柳永词构成其诗歌嘲戏风格和女性题材之世俗情调的重要渊源。     

中国诗歌:“混沌—个性”发生论

根据源于中国古代而由现代自然科学界建构的混沌学思想 ,对诗歌乃至文学艺术的发生进行广义文化背景上的观照 ,提出了关于诗歌乃至文学艺术的“混沌—个性”发生学说 ,认为诗歌发生于一个无法也无需完全确定描述的混沌过程。由于个性情境、个性组合的不同 ,每一首具体的诗都有不同于其他诗的个性发生模式。由于发生因子的无法事先确定与每一首诗的发生结构都不一样 ,因此 ,诗歌是如何发生的 ,要到一首具体的诗完成后才能分析出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统计的意义上归纳诗歌发生的主要原因 ,建立关于诗歌发生的包含了充分随机因素的秩序系统     

汉语语音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汉语语音史是二十世纪初诞生的崭新学科。传统音韵学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史料 ,剔选出大量的史实。本世纪初 ,发源于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言地理学、语音学传入我国或应用于我国的音韵研究 ,一个正确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科———科学的语音史才得以诞生。语音史着眼于汉语的历史发展 ,进行语音系统的描写和构拟。近百年的语音史研究可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拓荒期 ( 1 90 0— 1 93 0 ) ;耕耘期 ( 1 93 1— 1 93 7) ;蓄势期 ( 1 93 8— 1 94 8) ;增播期 ( 1 94 9— 1 978) ;繁华期 ( 1 979年以后 )     

论现代诗学中十四行体式的理论建构

对十四行的移植与借鉴,中国现代诗学界一向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怀疑论。第二种是否定论,而大多数人持的是赞成的态度。赞成的理由有三:一是认为十四行体最适宜于表达盘旋的情绪,二是认为十四行诗是最适宜于表达沉思的诗体,三是认为十四行体与中国旧体诗的格律有相通之处,因而容易为中国诗人所接受。现代诗学十四行诗理论的核心话题就是十四行诗的中国化,汉语本位,乃是现代中国诗学关于十四行体中国化问题的基本思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标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科学的理论创新机制,形成了党的领导集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三者齐心协力共同推进理论创新的新局面。     

日本学者山本和义的宋诗研究

山本和义是日本宋诗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宋诗文献整理、宋诗的分期、宋诗的特色以及苏轼个案研究等方面.尤其是后二者,颇有一得之见.在宋诗特色方面,山本和义认为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理性化、题材日常化以及自然的描写方式上;在苏轼个案研究方面,山本和义主要着力于苏轼诗中的人生体悟、苏轼及其周边文人的社交唱和诗等.山本和义的研究,善于将所要探究的问题纳入到当时的史学与诗学背景之下,深稽博考,细致分析,阐发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引领了日本学界的宋诗研究,也为我国的古典诗学研究提供了参照与借鉴.     

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

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如何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勇于开拓而不失去自己精神的家园,成为一个知古知今、知中知外的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汉学研究,而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共同课题。有感于此,本刊邀集活跃于相关领域的当代学人,以“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当代益用”为题发表笔谈。本期推出的一组文章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先生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意在结合自己的《道与逻各斯》一书,就当前国际汉学与西方理论成果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重点在于如何正确运用中国与西方阐释学理论与方法。苏州大学教授方汉文先生将视域集中于当前讨论的焦点之一,即如何建立中国文学史新模式的目标上。南开大学教授宁稼雨先生则就当今古代文学研究中跨文化的主题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学方法近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均相当流行,如何看待其得失,并使其本土化,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文化学,是本文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从广义的国学研究角度进行的反思,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本组文章与一般流行的笔谈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以各自的实际研究成果来展示自己的观念,并不停留于空泛地谈论应当如何,或是就某一个观点展开激烈争论。这未必不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界相当重要的一种理论话语模式。归根结底,并不在于提倡“问题”还是“主义”,而是研究的实绩能说明一切。当然,我们仍继续推出多种形式、多种看法的文章,其中也可能包括有争议的观点,目的在于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与多元化。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念学说的中国理论形态

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并没有留下论述意识形态的专门著作,但在他撰写的大量指导中国革命的著作中,尤其是<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反映了他系统而又丰瞻的意识形态思想.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思想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中国革命实际的需要,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典型,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所创造的一些理论范畴和命题概念至今还放射着真理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