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一)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1993年是他诞生100周年纪念,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他光辉的也充满波折的一生。 我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一名红军老战士。从1969年起又曾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4年多,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记叙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前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史实,作为对一代伟人的纪念。     

《凤凰涅槃》中若干艺术形象征意义初探

郭沫若同志早期的代表作《凤凰涅檠》,是一首富有象征意义的优秀诗篇,诗人运用象征手法,刻划了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过去,人们对这些形象的象征意义,见仁见智各说不一。本文不嫌浅陋,亦拟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凤凰、火 诗人明确地说过:“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 (郭沫若;《创造十年》)又说:“那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有的同志以诗人的这两句话为依据认为:“凤凰的自焚象征着旧中国的死灭”,凤凰的更生“象征祖国的新生”。[一九五九年吉林大学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以后不少人袭用这一观点,或说凤凰“象征我们可爱的祖国”(谢本良:《在烈火中新生》,刊《江西文艺》一九七八年第五期),或说“诗人歌颂的凤凰是祖国和民族的象征”(一九七九     

岑参是“浪漫主义的边塞诗人”吗?

解放以来,对于岑参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在不多的论著中,多数同志认为岑参的边塞诗具有浪漫主义特色。这一观点自五十年代提出,经三十多年来的探讨,赞成这种观点的同志越来越多。目前,对岑参的评价似乎已形成一种倾向,一种定见,岑参是浪漫主义边塞诗人。我认为这一看法大可值得商榷。一九五七年沈玉成等同志在《论盛唐的边塞诗》里提出岑参等人“要求建功立业、美化边塞、向往边塞的诗,都是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①一九六二年陈贻焮同志在《谈岑参的边塞诗》中认为岑参的诗歌洋溢着“积极浪漫主义精神”。②一九六四年游国恩等同志在《中国文学史》中又提出:“岑参的诗,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③一九七八年黄天同志在《边塞诗人岑参》一文中     

岑参是“浪漫主义的边塞诗人”吗?

解放以来,对于岑参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在不多的论著中,多数同志认为岑参的边塞诗具有浪漫主义特色。这一观点自五十年代提出,经三十多年来的探讨,赞成这种观点的同志越来越多。目前,对岑参的评价似乎已形成一种倾向,一种定见,岑参是浪漫主义边塞诗人。我认为这一看法大可值得商榷。一九五七年沈玉成等同志在《论盛唐的边塞诗》里提出岑参等人“要求建功立业、美化边塞、向往边塞的诗,都是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①一九六二年陈贻焮同志在《淡岑参的边塞诗》中认为岑参的诗歌洋溢着“积极浪漫主义精神”。②一九六四年游国恩等同志在《中国文学史》中又提出:“岑参的诗,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③一九七八年黄天同志在《边塞诗人岑参》一文中     

也谈“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问题——兼与冯明科同志商榷

冯明科同志在《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的反思》(载《宝鸡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9年第4期复印)一文中认为,在通行的教科书中基本上都使用“中国革命史”这个名称,这是不妥的。理由有两点:首先,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看,把它称作“中国革命史”和历史事实是不相符的。其次,从“革命”一词的含义看,将该学科笼统地称之为“中国革命史”也是不符合逻辑的。建议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史”这样的名称。民主革命史的上限,作者界定在1898年,其标志是戊戌变法运动的发动。我对“称谓”和“上限”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借此机会求教于冯明科同志,论述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关于《论董仲舒思想》——与周輔成同志商榷

周辅顾同志所著《论董仲舒思想》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第一版)把董仲舒的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批判,内容丰富,论点也基本正确。例如他指出仲舒思想是儒家思想,“他想建立一道统,使他成为地主阶级政权的永久大法。”①又认为仲舒思想是代表“白衣”地主阶层利益,“反对特权贵族”,而且在这方面表现了较多的积极意义。周同志并同时指出,仲舒思想,“就其对后世言,其反人民一面,实是主要的。”这些基本论点我都同意。我认为周同志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好书,值得我们一读。不过,在这本书中有一些论点,我却不大同意,现在提出来向周同志和其他同志请教:     

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

一、国民革命的胜利 一般所称1924—1927年大革命,当时称为“国民革命”,这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他在遗嘱中也说:“予致力国民革命。”这国民革命也是继续贯彻中山先生的遗教,是中国新三民主义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阶段。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推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这座大山),打倒军阀。革命的手段是“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即是国民革命必须贯彻实行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国民革命开始于1924年一月中国国民党改组成立之日,也就是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     

试把“前途光明论”引入思想教育学

“象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几十年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的科学概括,我把它称之为“前途光明论。”     

读者·译者·编者

1.北京大学法律系博士生曹翔同志于1996年3月1日来信说:“前几天我偶然看到贵刊(指《文摘》杂志——编者注),我惊喜地发现这是中国难得的一本好刊物,我一口气读完了1995年的文章。我认为贵刊最大的特点是向中国人介绍了真正有见识的议论,其范围遍及世界,这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共同富裕”问题。我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旗帜标志之一。一、公有制占主体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和理论依据邓小平同志多次在不同场合下反复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     

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采取科学的态度—一析《历史无可避讳》

新中国已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估这四十年来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历史,科学地分析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它的影响,是一个带全局性的问题。这不仅关系过去,而且关系未来。《文学评论》于1989年第4期起开辟“中国当代文学四十年”专栏,拟“发表一些全局性的思考和分析的文章”,本意无可非议。此栏开篇发表的夏中义同志的《历史无可避讳》一文,既系统地评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又全面地论     

再谈鲁迅的《无题(洞庭”)》诗——与宋谋玚同志商榷

宋谋玚同志在《山西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上发表的《鲁迅<无题(“洞庭”)>与会见陈赓一事的关系》一文中,批评我在《天津师院学报》1977年第4期上发表的《杨开慧同志的就义和鲁迅的几首诗》“是牵强附会的”,“是不妥当的”。但我细读了宋文后,觉得我把这首诗解释为沉痛悼念杨开慧等广大革命烈士,愤怒控诉国民党新     

“同志”一词的起源

在我国古代,“同志”与“先生”、长者”、君”等差不多,都是朋友之间的称呼。到了春秋晚期,左丘明就对“同志”一词下了定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到了现代,“同志”成了政党内部成员之间的称呼。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内部就互称同志。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中,也开始引用“同志”这个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我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对“同…     

《专业户》使我有了一项事业

尊敬的编辑同志:您们好,我本是一家工艺厂的美工,95年《专业户》刊登的无锡黄鹤清同志的“求购蝴蝶”一事吸引了我。因我深知蝴蝶是美丽的,如能使之变成商品,肯定会受人欢迎的。于是我与黄鹤清同志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并与这小小蝴蝶结下了不解之缘。现     

毛泽东的“综合—分析—综合”的思维方法探讨

“综合—分析—综合”的思维方法,不仅是辩证逻辑的基本方法,也是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生涯中,他成功地运用“综合—分析—综合”的思维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的“综合—分析—综     

我与安娥大姐的交往

１９５２年，我在山西省文工团任创作员。当年冬天的一日，接到团领导的命令，要我去陪同来晋考察文化工作的中央文化考察团。团领导要我立即动身，去省交际处与考察团团长安娥同志接头。于是，我低声哼哼着安娥作词、任光谱曲的《渔光曲》“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向位于柳巷西侧的省交际处走去。山西省交际处处长赵少敏同志是我的老熟人，他带我进入考察团住的房间后，指着坐在床上的一位中年女干部说：“这就是中央文化考察团团长，你所久仰的安娥同志……”接着又将我介绍给安娥同志：“这是省文教厅从省文工团派来的小郭，她…     

“归去来兮”句释意之再商榷

彭泽陶同志在《就〈归去来兮辞〉两个“归去来兮”的解释答复叶晨晖同志》(见《广西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第三十七页)一文中认为我是受了《古文观止》注的影响,“擅自把‘归去’改为‘归隐’。”我希望彭泽陶同志再看一下我那篇小文,我是将“归”解释为“归隐”的意思,并无妄改古人之著作。“归”能否解为“归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是“基本公有”、“部分个人所有”吗?——与伍昂同志商榷

《经济问题探索》1981年第1期发表了伍昂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部分个人所有关系及其意义》①一文,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已经具备了公有的性质,这是基本的”,“也具有部分个人所有关系”。对于这种看法笔者认为有商讨的必要。我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劳动者个人所有。 一 伍昂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基本”“公有”“部分个人所有”,根据是什么呢? 伍昂同志认为: 一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劳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科学、民主和人文精神吗?——与荣伟同志商榷

《河北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三期上刊载了荣伟同志《中国传统文化再批判三题》一文。(下文简称《三题》)所谓“三题”,一曰“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二曰“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三曰“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文精神”。事实如此吗?我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能这样简单地否定。在此提出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荣伟同志和其他师友。     

对立统一规律的完整表述应该是“一分为二—二合为一”

十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在人们的心目中造成一种偏见,认为“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完整的通俗的表述,不需要用“合二而一”来补充。近来,有些同志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完整表述;有的同志甚至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等同起来,认为二者是“完全相同的概念”。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只有“一分为二”与“二合为一”的辩证统一、有机结合即“一分为二——二合为一”才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完整通俗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