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主题与文化史研究的新拓展——评王立《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

80年代中期以来,王立教授的主题学研究,在国内外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继《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中国文学主题学》(全四册)等反响广泛的专著之后,他近来出版的《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以下简称《复仇文学主题》)为学术界填补了一项空白。《复仇文学主题》从中西比较和传统主题、母题史多方面溯源清流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厘清、描述了诸多复仇作品之间的承续关系;论述了复仇文学同传统文化一些重要分支的关联;发掘了作品所反映的作家复仇观念及情感心态;分析了复仇心态的动因及其情绪泄导、心理补偿功能,复仇动机的传奇质…     

梁凤仪小说的复仇主题及其审美品格

复仇是梁凤仪作品喜欢的主题;创造复仇女性形象是梁凤仪小说的突出成就。《千堆雪》和它的续编《九重恩怨》就是以复仇为主题的作品。不久前,应海峡两岸电视台制播要求,根据《醉红尘》和《今晨无泪》综合改写而成的《红尘无泪》,也是以复仇为主题的长篇。由此可见,艺术地表现复仇主题和塑造复仇的女性形象,对梁凤仪有很大的吸引力。 一 女性复仇主题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通俗文学作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决非偶然,而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美学上的因由。     

明治时期日本政府的航运扶持政策探究简

对明治时期日本的航运扶持政策进行研究,分析近代日本航运发展的脉络和航运业迅速崛起的原因,并阐述一国的航运政策对本国航运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将明治政府对日本海运业的扶持政策分为两个阶段：在明治前期主要是以政府参与创立航运公司为主;明治后期则参照国外（主要是法国）政策,制定相应的造船和航行奖励金法案。日本明治前期的航运扶持政策为日本航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明治后期通过立法的形式使得日本的航运实力迅速加强。国家的扶持政策是日本航运业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明治时期日本政府的航运扶持政策探究

对明治时期日本的航运扶持政策进行研究,分析近代日本航运发展的脉络和航运业迅速崛起的原因,并阐述一国的航运政策对本国航运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将明治政府对日本海运业的扶持政策分为两个阶段:在明治前期主要是以政府参与创立航运公司为主;明治后期则参照国外(主要是法国)政策,制定相应的造船和航行奖励金法案。日本明治前期的航运扶持政策为日本航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明治后期通过立法的形式使得日本的航运实力迅速加强。国家的扶持政策是日本航运业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正义在哪里——谈《原野》与《呼啸山庄》的复仇主题

《原野》与《呼啸山庄》是两部有关复仇主题的优秀作品。复仇在许多民族文化背景之中 ,意味着追求正义、公正 ,但这两部复仇主题的作品似乎不只在追求正义和公正。曹禺和艾米莉·勃朗特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现出了他们对这一主题的理性思索。这些思索中透视出两位作家对复仇主题的共识。①从历史文化的因袭中暗示人物的复仇动机。两部作品中所渗透的异质的民族精神内涵向我们显示 ,主人公的复仇行为虽属于个体行为 ,但他们的活动深深根植于各自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 ;②他们均在复仇主人公的经历中表达出对人的复仇与正义的矛盾的一些困惑 (复仇主人公都是在生活的压制与迫害中踏上追求正义的复仇之路的 ,但在复仇过程中都使自身陷入罪恶的深渊 ) ;最后以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局表现自己对复仇主题的思考 :正义是人在适度地追求公正的同时趋向于“善”的一种行为。     

《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之复仇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

复仇是人类各民族都曾普遍盛行的历史文化现象,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文学中都有各具特色的复仇文学主题。《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作为中西方复仇文学的两部经典著作,其复仇主体在复仇行为过程中表现的差异昭示着中西方复仇主题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中国复仇文学偏重关注复仇事件本身,而西方复仇文学则更多地关注复仇主体的精神世界、性格变化等。这种差异的产生实际上又是中西方文化习俗、文学传统等诸般差异作用的结果。     

《基督山伯爵》复仇主题的人道主义思想解析

《基督山伯爵》复仇主题惩恶扬善,大快人心,基督山伯爵唐代斯的复仇过程同时揭开了人性和社会的阴暗面,他的个人复仇实际上也是对社会的复仇,这使其复仇主题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价值。基督山伯爵最终在复仇中选择的宽恕,这也是对自身人性的救恕,贯穿全篇的人道主义思想让读者体会到了人性的温情。     

略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复仇主题——兼谈古代文化中的复仇意识

中国古代复仇文学大致可分为血亲、侠义、鬼灵与民族复仇,而春秋战国际始生的侠义复仇自原始血族复仇发展而来,其间早有鬼魂复仇为中介。汉魏六朝重礼轻法、讲究私恩以及原始复仇情结的深在作用、主体内心的补偿平衡机制等,刺激了复仇主题的绵延发展。歌咏复仇成为古代诗人不满于现处境现文化的娱情畅意方式;描述复仇时人们的认同与期待,充分得力于内在的复仇意识及原型裹挟的相关意绪。复仇主题与复仇意识强固了古人的伦理使命意识及正义感,成为一种审美心态。     

论樋口一叶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

口一叶是日本明治时期最杰出的浪漫主义女作家,她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她浪漫主义的小说创作却为日本文坛写下重重的一笔。她的作品犹如一颗彗星,在明治文坛的天空划出一道光芒,被誉为明治文学的最高峰之一。她以虚构人生和想象人生的方式从事写作,她的作品表现了日本明治初期女性的苦闷与忧郁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论日本明治时期伦理观念的变化及其特征

明治时期是日本国民近代伦理观念的形成时期。它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指的是明治初年到明治20年代初，这一时期伴随着启蒙运动和自由民权运动，欧洲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使日本传统伦理体系土崩瓦解。第二阶段指的是明治20年代，这一时期是日本社会对欧化主义风潮加以反思的时期，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国粹主义为表现试图向主流社会伦理思潮复归。第三阶段指的是明治30年代，这一时期《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的颁布标志着日本近代伦理观念的形成。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真爱永存──论《呼啸山庄》的主题意蕴

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不仅以其独特的结构意识，匠心独运的人物塑造以及富于激情的描写，展示其独特的魅力。更主要是因为作者通过这部小说阐述了一个主题：只有爱才能战胜邪恶，令恶魔放下复仇的屠刀，令扭曲的人性复归。     

美狄亚原型的现代演绎

美狄亚原型中存在着“寻求———失落———复仇”的模式 ,在子君身上见出其为爱寻求与失落 ,在繁漪身上见出失落后的复仇。这个模式以爱为中心 ,体现了“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寻求”这一长久永恒的主题 ,中国现代文学反映了这种主题和对这主题的扬弃 ,体现了新的两性关系和共同寻求     

西方“美狄亚”与中国“杀子”、“弃妇”叙事比较研究

＂美狄亚＂作为＂杀子复仇＂的女人的代名词,是＂为爱复仇＂的一种符号,折射着西方文明的某种品格。而中国没有＂美狄亚＂,这不是说中国古代文学中没有＂美狄亚式的弃妇＂或＂美狄亚式的杀子＂,而是说没有＂美狄亚式的因为爱情而杀子复仇＂的故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弃妇叙事＂与＂杀子叙事＂的断裂,反映出中国文化与古希腊神话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之一种）迥异的精神品格。     

从复仇文学主题看复仇动机的传奇质素

主题学理论中的母题、情境、人物、题材、主题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与区别,复仇主题的特定内容也构成了某种形式结构功能,其制约了叙事作品的通体氛围和构思鉴赏。母题在复仇这里,也往往具有了“双重的形式”。主题学视野中的复仇悬念不限于一般的具体本文结构中的伏笔铺垫,它基于并扩散为由对复仇奇趣的涉猎到对人命运的关注,对与人的伦理使命相关的憎爱情感愿望实现与否、何种形式实现的关注。以主题学理论、主题史的眼光来看具体的复仇作品,不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人的恩怨悲欢,还能更深刻地理解许多相关的文学与文化现象。     

马克斯·舍勒怨恨理论述评

马克斯·舍勒立足于对人的界定，以现象学还原方法深入爱恨秩序，探讨怨恨的根源及途径，将怨恨界定为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精神气质，并在社会文化精神的普遍意义上对怨恨予以伦理追问，认为怨恨是人类意识中出现的价值颠倒或价值崩溃的根源，它导致现代价值体验结构的转型和价值位移。舍勒的怨恨理论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怨恨论——从尼采到舍勒

尼采提出＂基督教的爱理念＂为最精巧的＂怨恨之花＂的断言,舍勒承接并驳斥该断言,提出现代仁爱才是真正的奴隶道德的起义。分析并比较两位哲人的怨恨论,他们对怨恨情感造成价值位移这一看法是一致的,该问题上的分歧在于对怨恨所颠覆的对象作出不同判断,这一分歧源于他们各自对于生命及生命价值的不同理解。     

《窦氏》复仇主题中的悲剧意味

《聊斋志异·窦氏》讲的是被始乱终弃的窦女死后为鬼向负心人成功复仇的故事。通过文本分析,认为在窦女身上包含双重悲剧:其爱情遭遇是不幸的,而她的快意复仇背后是美德的毁灭,也显现了深沉的悲剧意味。     

不朽的哈姆雷特——从雷奥提斯与哈姆雷特之异论起

本文通过从复仇、爱情观、生死观三个方面将哈姆雷特与雷奥提斯作比较,力图证明哈姆雷特之所以为世人同情和尊重,不在于他的复仇壮举,而在于他对个体身份及人生意义的不懈探求所带给人们的无尽启示。     

怨恨与区隔——论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相遇

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真正相遇发生在1928年,恰是“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风头正劲的时候,而恋爱小说又是张资平最主要的文学资本。因此,这种相遇原本应该是一出喜剧。不过,恋爱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已经沦为革命的附属品,加之,张资平的怨恨情绪使得他的创作转向虽挂革命文学的旗号,却又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区隔。左翼文学阵营对张资平的“转向”也进行了自觉的区隔。“腰斩”事件虽非左翼阵营所主导,却有着左翼文学观念的影响。这种区隔行为除了主义之争,也有怨恨情绪存在。张资平的文学史地位与他的叙事主体合法性密切相关。随着张资平文学史自我叙事主体合法性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也逐渐将之视为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