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新资料

最新公布的舒同、赵丹、潘天寿三人写于“文革”时期的诗文，是“文革”期间珍贵的历史文献。它们所具有的独创性、深刻性，改变了我们对“文革”文学的某些认识，填补了某些空白。这些资料的来源多出于“私人文献”，应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曹氏家族与汉晋时期谯郡学术文化的繁荣浅探

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地区士人的努力。在某一时期,某些地方士人或者一些世家大族对地方文化的发展甚至还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汉晋时期,曹氏家族在谯郡从地方世家大族崛起为曹魏皇族,不仅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其“龙兴之地”谯郡的文化影响更为直接。大体而言,曹氏家族通过其政策制定、诗文创作不仅促进了谯郡经济的发展,也奠定了谯郡学术文化发展的基调与特质,促成了谯郡学术文化在汉晋时期的繁荣。     

阮籍及其诗文的精神世界

阮籍既是魏晋时期士林的领袖之一 ,也是当时最为著名的文学家。从“济世之志”与“酣饮为常”、儒家思想与“不拘礼法”、“越名教”与“任自然”等三个方面全面分析 ,可见阮籍及其诗文中所表现出的是一个具有矛盾性的精神世界     

魏晋六朝用典论及沈约“三易”说的批评史意义

魏晋六朝时期,诗文用典风气浓厚.流风所致,隶事炫博,乖离表达需要,渐成诗文蠹病.沈约提出“用典从易”“不使人觉”的观点,其诗文中之佳作,能融化典故,浑然一体,对南朝用典论及其实践,起到较大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批评史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的变奏与调谐——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梳理

从“国家-社会”关系纵向演变的视角看,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传统国家-社会关系转型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乡村文化转变动向、乡民抗争性文化和国家与乡村社会文化衔接机制的变化。国家对农村社会高度整合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对农村文化改造的方式与强度,以及文化改造带来的农村社区文化与农村相关行动者行为逻辑的变化。国家体制性权力退出农村社会后的乡政村治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农村某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复兴与农村公共文化的重塑。梳理三个时期的中国农村文化研究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为：文化建设首先要确保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留乡”、“在乡”,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二要重视农村地方性文化网络对国家主流价值观“乡土化”的承接作用;三要关注农村文化受众的文化需求;四要注重发挥农村中传统的、惯习性文化的正向功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评”繁荣的特殊历史机缘

“诗文评”(诗学文论)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诞生和繁荣,有很多特殊的历史机缘:一是汉帝国衰亡,堤岸崩溃,社会动荡而精神宽松,人们的思维空间骤然拓宽,造成了精神文化发展繁荣的良好机会;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和盛行,形成了对汉代中期以来儒学绝对主宰的大一统局面的反叛,这种精神氛围,给文人们提供了张扬个性、发挥创造性的良好环境;三是佛教和佛学的传人,对中国“诗文评”许多理论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种强有力的催生作用,成为中国“诗文评”学科诞生和发展繁荣的有效催化剂.     

明清隐逸诗词的感伤情调

明、清两代的隐逸之士,大多出现在明初、清初,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所面临的政治环境虽不同,但他们都有着易代之际的惨痛经历,都受着高压政治的摧残、迫害。因之,他们在绝望、悲戚中不得不选择痛苦的隐逸之途。且由于某些政治、文化制度的相似、文化思想的沿袭,致使文学领域表现出某些相似性。使这两个时期的隐逸诗文,都少了前代同类作品所表现出的超逸之气,却蕴藉了深厚的感伤情调。     

从陶诗英译看文化特色词的翻译方法

“文化对等”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原则。本文指出陶渊明诗文的特点和翻译其诗文需要考虑的方面 ,并从陶渊明诗文的英译本中举例说明翻译文化特色词的几种方法。     

西昌本土诗文教育行动研究

本土诗文具有丰富的认知内涵、优美的情境意蕴、高雅的内容格调,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开展本土诗文教育,举行 “本土诗文进校园”活动,从学校自身实际出发,发掘其应有的育人价值,探索开展教学策略研究,加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欧阳修对陶渊明的推崇及其政治意义

年轻的欧阳修被贬夷陵县令虽然不足两年,却成为其人生辉煌事业的节点和文学创作的丰收期：“庐陵事业起夷陵”。在其现存七百多首（篇）诗文作品中,直接记述夷陵和提及夷陵的诗文竞达百首（篇）。欧阳修描写夷陵的诗文不仅详尽地记录了北宋时期夷陵地区以农业为主、农商兼营的经济格局和风光绝美、林木丰茂的山川名胜,还真实地记述了夷陵人民自由奔放的天性和朴野的巴楚民风,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欧学研究和宜昌历史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