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及逻辑关系分析

与传统利益群体性事件动因逻辑关系"压迫—反应"的简单因果模式不同,"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生成动因的逻辑关系呈现出"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利益表达受阻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的复杂模式。"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源头,在事件现场"隐性"存在;利益表达受阻是连接"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基础性动因和不公平感社会心理产生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冲突是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事件现场行动的"显性"直接动因,"泄愤性攻击"是社会心理冲突能量的宣泄,更多表现为"暴力抗争"。     

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公共危机中占有特殊地位.依据是否有组织、是否有直接利益诉求这两个维度,可以将其分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和"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四个类型.就其本质而言,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风险动态演化为公共危机过程中的触发事件.运用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对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福建福安"标会"事件、安徽池州事件和重庆万州事件四个案例进行剖析,得出了无组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般性动态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新理念,包括:群体性事件并非"突发",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和"管理"有待上升为"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防治策略

依据场域理论和过程阶段论,"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引发主体、初始场域和演变路径层面与"现实群体性事件"不同,在主体角色功能和作用方式上又区别于网络集群、网络围观和网络舆论等其他网络现象。从逻辑学上来界定,"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权益受损者或社会规范的维护者有意或无意引发的群体负面情绪触点效应中单一矛盾向多重矛盾丛转化的过程。网络集体维权、网络监督、网络公关构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外延。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治,应该从加快转变治理理念,持续完善社会政策,不断提升制度绩效,时刻掌握舆论动态入手,以期实现遏制事件类型和规模增量,减少其负面效应的存量目标。     

“法人行动”探略

"法人行动"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的一项理论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理论,"法人行动"扩充了行动者的边界和类型,认为当代社会的基本行动者由自然人和一部分法人共同构成;作为一种组织理论,"法人行动"从理性行动的理论视角出发,为组织控制、组织生存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提供独特的解释框架;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理论,"法人行动"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有着深刻的洞见."法人行动"完全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新思维.     

为什么不是"法学方法"——与王夏昊先生商榷

从学科视角看,"法学方法"并不等同于法教义学的方法,也无法涵盖分析法学的方法、判例法的方法;从主体视角看,"法学方法"彰显了法学家的方法论,而遮蔽了法官的方法论;从职业技艺视角看,"法学方法"难以揭示法律职业的特性和内容。"法律方法"而非"法学方法"之称谓,更贴切地反映了法学研究向具有实践理性品格的学问、向司法实践过程、向法律职业技艺的嬗变。     

群体性事件的链式演化与断链防控治理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演化具有明显的链式传承效应,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社会矛盾或诉求、信息传播、群体规模结构、行动与后果等载体在性态、量级和时空上的增大、扩散和升级.通过构建群体性事件的链式演化理论框架,揭示群体性事件内在的、规律性的链式机理,指明实施断链防控治理的关键举措,有助于避免爆发更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减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危害.     

试析作为"主观社会现实"的情感——一种社会学的新阐释

本文从社会学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相结合的视角把情感界定为"主观社会现实".情感"主观性"的实质强调情感是个体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库存性情感"和"场域性情感"展示了具有丰富多彩意义的个体情感的主观性."社会事实"与"社会行动"构成了情感"社会现实性"的根本特质.将情感视为"主观社会现实"的范畴,是我们力图超越客观与主观、社会结构与能动作用二元对立的一种尝试.     

影响"平安广西"建设的群体性事件特点及诱因探析

群体性事件是制约"平安广西"建设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群体性事件主体参与的利益相关程度、针对的对象类别、引发的后果等角度把握群体性事件的特点、趋势,探析诱发群体性事件的物质性、价值性和社会性原因,是化解社会矛盾,推进"平安广西"建设的内在要求.     

为"网络公众舆论"正名——关于"网上群体性事件"概念适当性的思考

近来,伴随着网民聚合于网络平台,对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一系列事件表达其态度和倾向时,用以表达这种现象的"网上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也正在得到媒体及社会的认同.由于社会学语境中的collective behavior一般被译为"集合行为"、"集体行为"或"集群行为",而"群体性事件"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暗含负面评价的倾向,因此,"网上群体性事件"则有可能造成对公众借助网络表达舆情的污名.本文通过"群体"概念的辨析,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互动异质性的分析,利益冲突的诱因以及不同传媒手段产生不同社会团体等方面的考量,认为应当赋予网民的这种行为以"网络公众舆论"的称谓才是科学、适当的.     

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各种群体性事件,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矛盾.群体性事件展现出来的社会各方面宪政意识的缺失,表明了作为社会秩序构成部分的我国宪政制度依然十分不完善.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党和政府应当转变思维从宪政的角度去分析和解决群体性事件,并在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逐渐学会接受监督和制约,从而构建符合宪政要求的真正民主、法治和文明的和谐社会.只有将群体性事件纳入宪政视角,切实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才是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     

网络群体性事件:舆论生成与政府决策

网络群体性事件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类型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梳理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舆论生成过程:公共话题聚合→舆论场出现→意见领袖出现→网络与传统媒体间互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过程进行分析,结合危机设计、理性设计、渐进设计和社会设计等四种公共行政领域行动的模式,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设计出不同的处理方案,从而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决策机制.     

关于群体性事件“新思维”的法律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处于新旧交替阶段,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了大量群体性事件,并且规模和表现形式不断升级,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009年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指出2008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并强调处理群体性事件"需要新思维",笔者就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从法社会学角度提出几点思考.     

转型期新型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

新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触发事件的偶然性、参与主体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事态发展的非线性、冲突的暴烈性和影响的危害性等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和角色之间的行为互动是治理社会风险的重点。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架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和触发事件的治理。     

风险·制度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症候表征与治理分析

伴随着互联网的全球化,人类正行走于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现代性展开的激烈变化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2009年,"网络群体性事件"由先前间隙性"上演"转呈集体性"井喷"的网络态势,不仅使得网络言论力量继续成为业界、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且当下由网络群体性事件引起的网络舆情已然介入了现实并对现实,尤其是对政治领域运作形成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本文正是立足风险社会的视角,通过对近期频繁出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背景的考察,以及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化对由此引发的网络舆情的认识和理解,并提出规范与引导举措.同时指出能否将网络群体事件的治理纳入制度化框架,这既是发挥网络舆论与现实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关键,也是对治理者治理智慧的极大考验.     

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概念、类型与性质辨析

本文从以政府相关表述的回溯着手,考察了"群体性事件"称谓的提出与被公认,并对这一称谓进行概念化界定。认为:作为民众表达意见、维护权利的政治表达行动,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在体制外抗争但不反体制、聚众但非正式组织化的抗争活动。当前国内群体性事件尽管其类型多元化,但其基本性质属于传统的地方性抗争;虽有含暴力和低暴力的非法抗争手段,但一般是谋求解决现实社会的抗争行动,属于工具主义的抗争,并未呈现出反政权反体制的特点。     

网络环境下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

探析了互联网对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全面冲击.互联网通过改变信息传播的格局,进而改变了社会的架构和权力运作的方式,改变了传统社会生活中事件和议题的发展轨迹,改变了群体性事件组织和动员的方式与机制.从范围上和深度上扩大了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给相关政府部门应对群体性事件带来了挑战.     

风险社会中的集群行为——法社会学视阈中的群体性事件及其解决机制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社会的过渡性、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特征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发生在风险社会中的一种集群行为。风险社会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集群行为是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我们应当明确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特点,从而确定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原则和解决机制。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社会心理视域下群体性事件的预防

防患于未然,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重于处置。依据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可以设计有效的预防策略,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与危害。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心理主要是社会不满导致民众的不公正感和相对剥夺感产生,后经集群认同形成鲜明的内外群体,而群体愤怒等负性情绪又为其提供动力。据此可设计有效的社会心理预防策略:基于群体认同的同化"异质"群体,"分化"同质群体;基于群体情绪的监控、识别、调节群体情绪策略。     

经济社会学视野:"少数民族贫困"的研究方法与重心建构

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研究过于强调经济学分析方法,从而致使政府扶贫行动与民族地区人文特性出现背离.要纠正贫困问题研究范式的这种工具理性误区,需要反思现有的制度化了的贫困经济学分析方法.笔者在回顾经济社会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概括经济社会学理念和研究方法特点,并以其为分析立足点,从经济社会学视域构建"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的分析方法与研究重心,包括:考察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影响少数民族贫困发生与再生的各种社会因素及社会条件;支配少数民族人口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的主要因素以及其行为对贫困与反贫困的影响;对少数民族贫困群体的经济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实施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从过程、行动、互动三个方面建构了今后"少数民族贫困"研究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