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陈侯因■敦铭中的“高祖黄帝”

陈侯因■敦为著名的"陈侯四器"之一,为典型的齐器,属战国中期偏早。敦铭所言"高祖黄帝"是目前所见出土材料中有关黄帝的最早记载,极为珍贵。田齐的先祖在早期的文献和出土材料中均为颛顼、妫姓,与黄帝或"一父四母十二姓"黄帝后裔并无关系,齐威王祖述黄帝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及个人励志因素。     

黄帝时代的中原科学技术及其特点

黄帝肇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始祖"、"人文始祖".黄帝时代所开创的业绩几乎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黄帝时代的中原地区在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物理学、地学、医药卫生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创造发明.黄帝时代的中原科学技术具有中心性、融合性、辐射性、不平衡性等特点.     

试论汉代日光镜符号的涵义

铜镜是汉代日用品中非常重要的器物,传世和出土的数量都很多,日光镜是其中比较流行的镜种.日光镜的镜铭之间一般夹有""、""、""、""、""等符号,对于这几种符号的含义,有的学者单纯将其作为一种符号,有的试图对其作出解释,但是至今没有一个较为公认的说法,结合汉代的其他物质资料和传世文献记载,一些日光镜符号当为"绮寮",而一些其来源当为星云纹镜.     

田齐“高祖黄帝”考辨

陈侯因齐敦铭中"高祖黄帝"之语,实是田齐国家战略的宣示,关涉着田齐及战国中期的政治发展,然学术界对这句话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释读却向无认真辨析。本文系统考察此语上下文例,定"祖"为祖述之义,并进一步考明田齐祖述黄帝之旨趣乃在于以征伐王天下。兹是时代背景使然,陈侯因齐作此器铭盖在马陵之役后,其时诸侯争霸政治已发展到最后阶段,魏、秦、齐等大国诸侯皆先后开始了王天下的政治追求,战国政治经历着诸侯争霸向七国争王的转变,"高祖黄帝"正是田齐王天下的战略。但王天下非徒事征伐而已,田齐推动"高祖黄帝"战略的努力始于威王,经宣王之世,而终于涽王之败亡。     

广东"蠔镜"与台湾"蠔镜"

澳门名称的来源如同其起源一样扑朔迷离.早期澳门史学者将蠔系列的名称,全部以"蠔"(即长牡蛎)释之.根据中国文献上的载述,经过一番探究,我们考证出"蠔镜"、"蠔"及"海镜"也是一种动物,但属瓣鳃纲,不是蛤科,而且蠔镜与海镜为一物,并得出澳门地名中以蠔及其各种同音字起始的称呼,均从蠔镜繁衍而出的结论.     

伯牙姓氏考

数百年来,余伯牙被误为姓“俞”。笔者现从《余氏宗谱》中摘抄有关伯牙姓氏、家族、世系的段落,以勘谬误。《余氏宗谱·杂记》载:“伯牙善琴,尝鼓于汉水舟中。楚樵夫钟子期踞岸听之。初,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鼓琴乎!峨峨乎若高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鼓琴乎!洋洋乎若流水’。伯牙叹曰:‘夫夫也是真知音者’!与之友善。后子期死,伯牙痛之,擗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与鼓琴者也。“按伯牙名瑞,太忠公二十四世孙,其为余姓人,姓氏谱亦记载昭昭,而他书每注姓俞,以讹传讹也。”《余氏历代总图》又载:“第一世。太忠,字叔虞,居徽州婺源县乐安乡,四图鹳嘴村家焉。”宋代欧阳修在《余氏宗谱序》中说:“修遍观尽识,则知(余氏)系出黄帝脉启,叔虞授封食邑于     

镜铭载史:王莽儒生创作群体的时政传播

新莽王朝是两汉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与其他汉镜铭文相较,这一时期的镜铭有其独特之处。镜铭比较清晰地反映了王莽施行政治的历史事实,这对我们认识镜铭在当时的文学功能、宣传功能有启示性,镜铭不仅是普通人的意识及心理愿望的反映,有时也被用作统治者及其儒生团体传播时政的工具,令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窥见当时社会状态的真实风貌。     

黄帝 伏羲 后稷同族考

黄帝伏羲后稷同族考张潮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黄帝、伏羲、后稷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关系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考，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黄帝之名见于铜器铭...     

黄帝神话新考

黄帝神话产生干父系氏族社会.在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中,黄帝最终历史化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和象征.黄帝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美好理想和不懈追求精神的化身.黄帝神话告诉世人,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就是热爱和平,并且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何炳武与黄帝文化研究

近十余年来中华大地上出现了“黄帝文化热”,一批学者投身于黄帝文化研究,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所长何炳武研究员就是其中卓有成就的一位。何炳武的黄帝文化研究起步较早,全面系统,成果丰硕,具有把黄帝文化研究与中华文化研究相结合;把黄帝文化的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把黄帝文化的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等显著特征。一、黄帝文化研究与中华文化研究相结合何炳武对黄帝文化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对黄帝生平、事功的考证上,而是把黄帝置于黄帝时代的大背景中,把黄帝文化置于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和观察,使得黄帝文化的研究更有广…     

汉初皇帝利益追求的策略——在制度的利益分析框架之下的探讨

与秦始皇一样,汉初的皇帝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他们追求最大化利益的手段越来越巧妙。汉承秦制,刘氏家族重新确立被放弃的皇帝制度,从制度上保证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巧妙运用其他的社会制度,巩固其既得的利益。他们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时,也追求最安心、最长久的利益享受。从这个角度看,汉初的皇帝追求个人利益的策略要比秦始皇略高一筹。     

滇民族消失之路探索

滇民族,古滇国的建立者,靡莫之属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汉武帝封其首领为滇王.但滇国归附汉王朝后,史书中就不再见到“滇”“靡莫”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云南考古工作者发掘滇王墓葬群,出土了“滇王金印”及许多具有民族地方特点的青铜器,展现出“滇”是一个青铜文化高度发达的古王国.但考古文化与后来居住滇池区域民族的文化不相衔接,于是滇人是什么民族？到哪里去了？虽然出版了许多研究论著,但学术界仍觉得是个谜.本文提出:滇国的建立者是孟高棉族群中的孟人,他们消失在“蜀国”、在“交趾”古战场,并与云南建宁霍氏部曲“同归于尽”,其他则融合于(灾)民族中.     

自舒(由页)诗文看元末诗文风气之嬗变

元代经至元、元贞、大德数十年的发展，社会渐呈稳定局面；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以袁桷、虞集和黄(?)等人为代表的力主雍容典重、盛大舂容的文风。然而随着元朝迅速衰落，社会陷入战乱，文学风气也一转而变为真实、质直而局促。这固然属于文学历史发展的规律，但仍可看到不同作家个体在其中的挣扎和调整。舒頔虽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太高，然而可以视为易代之际文学风格转换的标志性人物。     

解读古三门湖——兼及炎黄的发祥地

从文化文字学方面验证有关的史料及考古成果:古三门湖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炎黄的发祥地。《国语.晋语》:“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水应界定为阴山水系;伏羲神农的故地是古三门湖的西南,在陇地,甚至辐射到神农架秦巴山地。     

琅邪台的形成及其宗教功能考论

琅邪台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虽然关于它的形成,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学者们多相信它与秦始皇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从先秦典籍来看,琅琊台在秦始皇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在很长的时间里,发挥着独特的宗教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琅琊台所承载的宗教功能,吸引了秦皇、汉武,也构成了早期琅邪文化的特殊品格。     

略论明代水利撰述的特点

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天下财赋仰给于江南,而江南财赋全资水利,因此水利之于明王朝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明代水利撰述呈现出突出发展的态势.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明代水利撰述具有数量多、注重实用、批判性强等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出现又和明代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浅析影响汉画像石艺术发展的几个因素

汉画像石艺术既没有此前彩陶、青铜器的神秘威慑图腾的羁绊,也没有其后佛教艺术统治的束缚,而是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同时,汉代礼乐的盛行,对汉画像石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汉画像石艺术是在借鉴彩陶、青铜器、书法、雕刻、帛画、壁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章太炎与黄宗羲

清初的黄宗羲与清末的章太炎,二者的思想都对清末的社会变革产生重大影响。章太炎对黄宗羲的责难,却引出了古人、今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     

南越国都番禺城毁于战火考实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杨仆纵火烧城,曾将南越国都番禺城完全毁灭,这不仅见于历史文献记载,更有来自考古学方面的充分证据,而汉番禺城的改置、广州汉墓区的变化和东汉末年重建番禺城,不仅是这座古都毁于战火的旁证,同时也是因这一事件而引发的一系列结果。历史事实向人们证明,古都广州的城市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优越的地理环境固然是广州城市兴起与发展的基础条件,但长期保持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却是这一条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两汉黄帝崇拜发微与黄帝形象的神人融通

两汉时期,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认识的差异性,在炎黄之战和炎黄关系等问题上出现了诸多歧异认识,而且由于神学思潮回流和百家言黄帝传统的延展,黄帝崇拜进一步发展。由于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升华为世界观的高度,黄帝由传说中的古帝演化为天神,而成为祭天大礼中的祭祀对象。秦汉时期祭祀黄帝的制度化,使黄帝作为天帝之一受祭成为定制,尽管黄帝一度作为古帝和初祖享祀,但缺乏连续性和制度化。黄帝的人、神纠葛和融通,建基于世俗观念的神灵世界存在和生命另种形式延伸的普遍信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