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诗人的边缘心态与"谪仙"称谓之关系

“谪仙”原是道教对于被谪人间的神仙的称谓,但是这一道教称谓在唐代士林中也被普遍借用。这一现象的出现表面上是唐代士人道教信仰的反映,实则缘于唐代士人对于“谪仙”边缘品格的共鸣,使得处在主流和社会中心之外的大多数士子们在失态失意时,还能得到心理安慰。     

"诗圣"的标准与"谪仙"的意义--谈宋人对李白的评价

宋代社会结构特点使宋代士人一方面受到社会伦理规范的制约,一方面又需要释放受压抑的心灵.为此,他们确立的时代典范是"诗圣"杜甫,李白虽然在宋代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中地位不高、颇受冷遇,却在文人雅士们的放言吟咏中受到热情的关注与赞美."谪仙"是唐人赋予李白的称号,其意义在宋代得到了深化和强化.宋代大量歌咏李白的诗歌赞序体现了宋人对"谪仙"精神价值的发现和强化.宋人对李白的微妙态度也成为宋之后历代论者评价李白的基本格局.     

论太白、子瞻之“仙”气

从四川走出的李白、苏轼都曾有"谪仙"的褒誉,这表明两位文学家具有某些共同的艺术气质.天生特异的文才与反对因袭、超然独立的行为方式、自然洒脱的艺术气质,共同构成了他们的"谪仙"品格.这些艺术气质与四川本土文化、中国的道教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道教对中唐"怪奇"诗风的影响

"怪奇"诗风是唐诗风格中重要的一系,其形成与道教的影响有关.中唐诗坛表现出的尚"怪奇"倾向与儒家传统的诗教观念相异,而与此时期崇道的文化氛围紧密相联.中唐道教文化中鬼神观念的凸现不仅为文人提供了创作素材,而且对一些诗人的世界观、心理状态及其诗风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道教"齐物"与"颠倒"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诗人"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道教语言植入诗歌是中唐诗风"怪奇"的又一重要因素.     

宋代文人游览洞霄宫诗歌透视

洞霄宫是宋代杭州的著名道观,文人游览洞霄宫诗歌数量颇丰。北宋时期,游宦东南地区的文人将洞霄宫与隐逸文化联系起来,将其作为停留休息之所。其中,苏轼对洞霄宫的歌咏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至南宋,重建后的洞霄宫成为了御前宫观和道教中心,文人游览题诗者骤增。洞霄宫道士较高的文学文化素养也是文人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宋代特有的宫观官制度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都有提举洞霄宫的经历,这对其社会地位和受文人关注度的提高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道"信仰的建立与早期道教的改革

早期道教的逐渐成型是一个多源合流的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是道教在其原始宗教形态基础上所作的一次重要的改革尝试.从这一视角下对早期道教理论构建的重要一隅--"道"信仰的建构作简略地探析,通过对"道"的神格化、"道"的伦理和仙道的理想等内容的梳理.可以管窥"道"信仰确立在早期道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浅析宋代嘉陵江流域道教石窟的世俗化趋势简

道教历史发展源远流长,不同时期呈现了不同的特征。宋代,道教世俗化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宋代嘉陵江流域道教石窟作为嘉陵江流域道教的载体之一,在这一时期不但从题材内容,而且从造像仪轨等方面都呈现了世俗化的趋势。     

论唐代的"出将入相"

"出将入相"是初唐重要的政治现象,玄宗以后盛极而衰,在其中李林甫只起了很小或者说暂时的作用.它是唐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转变的必然产物,是从武人政治到宋代文人政治格局的必要一环.     

论宋朝道教斋醮科仪的时代特点

宋代是封建国家重神祀、兴礼仪的时代.宋代道教在继续履行国家宗教祭祀职能的同时,开始对民间信仰进行理论化的改造吸收.宋代民间信仰的活跃与道教复兴的时代背景,促成道教斋醮的兴盛和科仪经典的编撰.道教斋醮科仪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民间俗神道教化的演进趋势,说明宋代是道教斋醮科仪的历史转换期.     

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从"继善成性"和"性善"说起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试论北宋文人游仙诗

北宋文人创作了三百首左右游仙诗。北宋文人少数仍相信游仙之事并作诗纪之,大多文人创作游仙诗的动机与道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对神仙道教产生质疑。他们或者在游仙诗中直接点明其疑心,或者在梦仙诗中间接表达怀疑态度,有些文人在游仙诗中甚至对神话故事、道教神仙进行戏嘲、调侃。而这些恰恰反映了北宋文人创作思想的变化。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     

道教文化对李白人生道路及其诗风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与道教渊源颇深,道教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道教文化与李白的诗歌创作为切入点,探求道教对李白人生道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对李白信道、学道、寻道、悟道的分析,阐明李白的道教信仰。道教追求自由的精神,与李白悟道的灵性完美结合,促使其山水诗具有人格化、神灵化特点,形成独特的仙灵化风格。     

唐宋之际道教的变化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以李白和苏轼为例

唐宋之际,道教的神仙思想和炼养方式发生的重大变化对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李白和苏轼为例,分析了这种影响是怎样具体发生作用的。     

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

宋初,举朝上下弥漫着一股崇尚白居易的风气,宋诗也以“白体”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学者多关注宋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然而王禹偁却推崇另一位诗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此即当时一位颇受皇帝重用、位高权重又喜好赋咏的李昉。李昉在宋初堪称白居易最忠实的追随者。与王禹偁受困于仕途的坎坷磨折不同,李昉更有条件追仿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和闲适诗风,由此也成为宋初主流风尚接受白居易的代表,代表着王禹偁之前宋初“白体”的真正风貌。     

安阳一带殷商传说的文化透视

安阳是殷之都城,至今仍流传着关于殷商的美丽传说。本文从概况、类型、分布、流传等多方面对安阳的殷商传说作个介绍,并试着分析其特点、成因及相关内容。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

作为宋初"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多重身份的一致是他创造性接受白居易的前提。他突破宋初闲适之风的包围,不仅高扬了白居易的讽谕精神,而且还结合自身遭际努力认同白居易的贬谪态度;他不再限于学习白居易的某一类诗和某种精神,而是多方面拓展,极大丰富了宋初对白诗的接受。由此,他超越宋初一般白体诗人,成为宋初接受白居易的至高点。     

林灵素事迹考论

却缘宋徽宗沉湎道术和有以道治国、政教合一的思想倾向 ,道士林灵素才通过迎合皇帝以及朝廷权贵而得宠幸 ,从而推动着道教达到了一时的鼎盛。然而 ,正是因为宗教不过是中世纪中国统治者的“政治”工具 ,林灵素也缘触犯“忌讳”而被驱逐。也正因为宗教的流行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 ,宋徽宗将道教传播到高丽的计划没有太大的效应 ,王氏君臣所喜好的仍是本土业已扎下根来的释门“宝物” ,而企图排斥佛教的林灵素被当作危害“社稷”的头号“邪佞”加以斥责     

中韩诗谊诗话四题

西汉中叶《周易》学者焦延寿所著《易林》中载有中国第一首歌赞朝鲜之诗。从丽玉的《公无渡河》到李白的《公无渡河》,古代朝鲜、中国两位诗人共同为“公竟渡河”谱写一曲狂者之歌。来自新罗国的五鬣松生根子华山,李贺以它为题林创作了《五粒小松歌》,是中韩友谊的又一诗证。新罗才子、晚唐诗人崔致远在中国留学和做官期间,与女道士兰若柳有过一段真挚动人的爱情故事     

“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以宋太祖朝为例

“官家”,是宋代皇帝最为流行的称谓。从“天子”到“皇帝”,再到“官家”,称谓的变化,反映出“君权神授”观念的某种微妙松动,包蕴着一些值得关注的时代信息。“官家”这一称谓在宋代的流行,事实上已多少把“官家”视为“职业分类”而与“农家”、“渔家”、“酒家”等等置于同一层面。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才有了宋太祖君臣关于“天下何物最大”的讨论,才有了天下“道理最大”,“不以天下奉一人”的朝野共识,从而明确了皇权应置于“道理”制约之下的理性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