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僧肇“空”的视野下的宇宙人生

僧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推动佛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运用大乘佛学中道空观的方法,批驳了魏晋以来玄学对有无关系的解释,以及受玄学影响的佛教内部各派对佛学“空”观的误解,继而以“空”来观照宇宙人生,建构了体用一如、境界工夫合一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体系。     

论僧肇的中观思想

魏晋时期,玄佛合流导致六家七宗局面的形成.僧肇深感六家七宗对"有无"的理解有悖于佛教的中观思想,故而以"不真空"立论,批判和纠正玄佛合流中出现的偏差.他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从假有性空的缘起论、名实无当的名实论等方面论证非有非无的中观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来达到融通佛教出世入世的意蕴,从而为佛教与当时社会协调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僧肇思想述评

一、僧肇的生平及佛学思想背景僧肇(384-414年),我国东晋著名僧人,著名法师鸠摩罗什的弟子。据梁慧皎《高僧传》记载:"释僧肇,京兆人,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爱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赏读老     

空观思想与时间的消解——论僧肇的时间意识

东晋佛玄合流后,僧肇以中道空观的思维方法来解读时问,其结果是否定了时间的现实性和客观实在性,这是一种真正的时问空观思想.这里的"空观"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将时间看空,看成虚幻的;二是将流动的时间空间化,也即以空间来观照时问.在这里,人们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考量无情的时问之流,它外在于人的生命,只存在于世界的虚幻之中.只要心念不执著于时间的任何一种性相,个体就能超越时间,从而臻达解脱之境.僧肇的时间空观思想对后世佛禅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僧肇的"物不迁论"与文化交流的意义

僧肇的"物不迁论"从大乘佛教的立场探讨了哲学上的动静关系,为魏晋时期玄学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展示了一个思考和观察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推动了魏晋玄学向隋唐佛学的发展.同时,僧肇借助于汉语系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为印度学说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因此,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表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能够为思想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可能性和"再造辉煌"的条件.     

论僧肇般若学的涅槃学说

涅槃是佛教中一个核心概念,佛教修行实践的最高目标就是证得涅槃.中国佛教学者历来都重视涅槃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涅槃概念作了阐释,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东晋佛教学者憎肇的涅槃观是综合般若学涅槃观念与老庄玄学圣人境界理论的结果,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一个杰出的理论创造.     

僧肇"有无双遣"方法论的哲学超越及其局限性

僧肇是一位杰出的佛学思想家.他把印度龙树"非有非无"、"体用一如"的大乘空宗理论介绍给了中国.僧肇娴熟地运用"不落两边"、"有无双遣"的中观方法研究佛学,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格义之学"及其"有无相生"、"得意忘言"方法论,不仅使我国学者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世界,而且为我国哲学方法论宝库增添了异彩.     

是科学理论还是"薄弱环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过时论"辨析

针对当前某些人所持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过时论",作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在现代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虽然呈现出新特征,但与列宁所处时代的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没有根本区别.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运用的阶级分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坚持理论分析的客观性、历史性的方法对于今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依然适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正确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没有"过时".科学对待<帝国主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生成论批判

当前学术界流行着一股生成论思潮,好像一旦使用了这一理论,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实则不然,生成论并不比预成论更加优越,因为其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比预成论少。生成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即要生成某物,就必须预先存在生成某物的能力,而且被生成的某物的性质也必须是预定的,否则生成的过程就是无序而混乱的,从而无法生成任何事物。因此,被生成的事物就以生成过程的"目的"的形式制约着生成的过程,使这一过程所生成的不是别的事物,而只能是这个事物。失去了这一约束性的生成过程,就不可能生成任何事物。生成论在本质上是解构主义的,彻底的生成论必定导致事物的解体。生成论不承认事物的预定性,认为有来自于无,这就使事物失去了来源,成为神秘之物。预成论的实质是无不能生有,这一原则是正确的,但其也存在着无法解决的问题。不同的理论之间不应是一种代替关系,而应是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可以更加完善地解释世界。然而,即使这样的互补仍存在着不可解释的问题,从而不可能提供一种无懈可击的说明。这表明,人的认识一旦超出某个界限或限度,即不再具有解释力。     

《俱舍论》诸法假实问题探析

诸法假实问题是部派佛教所论争的一个焦点问题，同时也是《俱舍论》的一个核心理论问题。作为部派佛教的集大成著作，《俱舍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诸法假实理论。     

《朱子语类》中的“太”、“煞”与“太煞”

研究《朱子语类》中的副词“太”、“煞”与组合而成的“太煞”的各种用法,探讨它们形成与演变的轨迹,可以见出,“煞”、“太煞”在表示程度的同时也可以兼表语气,且这种现象有时是难以分辨的。     

“红”对“赤”的替换及其原因

颜色词“红”从汉朝以后逐渐替换了原来的颜色词“赤”。这既有外部的心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是语言自身调节的结果。     

班昭《女诫》再解读

《女诫》是一篇写给“诸女”的“家训”。由于“家训”类作品“拟想读者”对于作者的价值选择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这类作品往往倾向于强调个人对社会规范的顺应,以教导子女全身远祸。因此,这类作品不可能表达作者的理想人格。把《女诫》当作女教的圣典是对这部作品的误读。     

安阳话“当么”与“敢”的语法化及主观化

安阳话中"当么"和"敢"是两个有代表性的情态副词,在与其它方言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本文梳理汉语史上这两个词的流变,并分析其主观化的表现及语法化的机制.     

元曲中词尾“家”的用法

“家”作为词尾上古已见,元曲中,词尾“家”的用法广泛多样,有的虚化成熟,有的处于准词尾状态,还有的作为音缀存在。这种情况既与元曲的体裁相关,也是汉语复音化的影响所致。元曲词尾“家”的多数用例,后世不存。     

"神思"述源

神思是中国古典文艺学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一范畴的产生有着长期的历史积淀。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由曹植在《宝刀赋》中最早提出的。曹植的“神思”是指神启而产生的思绪,带有神性色彩,已是一个思维层面的问题。而后,不少人都使用了这一概念,促成了这一概念的流行。“神”的古意是天神,由天神派生出精神、神妙,它们都具有虚无缥缈的特征。“思”乃是“容”,其意指思维的深刻性。这样,“神”与“思”连在一起便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它是神妙的、精微的、飘忽的、深刻的、准确的,在神妙、精微和飘忽之中又蕴涵着强烈的超越现实时空的直觉因素,渐渐地铸就了神思的思维品性。神思的理论是经过陆机、宗炳、刘勰等人的努力才最后完成的,最终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思维理论。     

试析《论语》中“而”的用法

<论语>是虚词"而"较集中出现的儒家经典文献,本文在对该文献中出现的"而"分类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将战国时期"而"作为虚词的典型用法进行逐例剖析,试图为研究虚词"而"的用法及变化提供佐证.     

传媒时代的"语-图"互文研究

传媒时代图像文化的泛滥不仅使文学边缘化,同时也将文学传媒化和图像化;我们的文学受众不仅越来越少,而且正在放弃面对白纸黑字的"阅读"而转为通过图像"观看"文学.对于文学所遭遇的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的文学理论不应该一味的诅咒和责难.而应该从学理上探讨个中原委,特别应该就其不同的媒介形式及其互文关系进行美学研究,从而有可能将亚里斯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向前推进.     

“小说”考辩

“小说”一词在《庄子》中首先出现，后为《汉书·艺文志》借用而成为诸子十家之一。“小说”一词的原始含义本来鲁迅先生早有定论，然而近些年又有学者提出异议。《庄子》与《汉志》中“小说”的含义有同有不同，均非指虚构性故事。但《汉志》“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文体特征，为后世虚构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殷商时代宜祭的研究

甲骨卜辞中的祭祀动词"宜"的意义是把祭牲陈设到肉案上。文章对殷商时代宜祭的主体、用牲、对象、处所、分组、目的、并列祭祀和辅助祭仪进行了研究,考察了这种祭祀的历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