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往古衰朽之续 开近代风气之先——论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传承

曾国藩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钻研义理之学、镇压太平天国和开创洋务运动。而这三件事,都与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湖湘文化的传承分不开。特别是他所做的后两件事,都是学以致用的结果。     

曾国藩的经世之学及洋务思想

晚清的经世学派,以龚自珍、魏源为旗帜,而魏氏在经世方面的建树比龚氏更大。左宗棠曾说:“道光朝讲经世学者惟默深与定庵,实则龚博而不精,不若魏之切实而有条理”。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文化自为

近代中国文化自为是指近代中国文化主体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处于理性阶段。孙中山不是学者型的思想家,但他对世界文化有比较全面的看法,对中西文化的特点有深刻的理解,对中国未来如何发展有深入的思考。在清末,他与伍廷芳等人有些相似,不同点在于对待清政府的态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与陈独秀、胡适、辜鸿铭等人的看法均有所不同。他不赞成激进的反传统主张,不赞成全面西化,在保守与发扬传统方面,也不像辜鸿铭那派人那么偏执。对于中西文化,孙中山属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派,或曰折衷派。时过八十多年,再回过头去看那些关于中西文化的论述,还是孙中山的见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论近代中国的洗浴文化

洗浴文化是社会文化史的一部分,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就近代中国的洗浴文化而言,洗浴的种类和妇女洗浴是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而以洗浴为载体的诗词、图画、木刻,乃至宗教、风俗则是近代洗浴文化最直接的表现。此外,政府当局在近代洗浴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亦是表征之一。总之,近代中国洗浴文化的兴起,相应的提高了国民的卫生健康意识及身体素质,进而从整体上改善了中华民族的外在形象,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     

论近代中国军工文化的演变

中国近代军工文化在军工思想文化上,经历了由"泥古"向"中体西用"再向"古为今用"的变化;在军工器械文化方面,经历了从"轻器、贱武"到"重器、尚武"的变化;在军工战争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屈辱媾和"到"以战止战""以武止武"的变化。     

论中国近代以来的三次文化选择

文化选择的实质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命运的选择。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为摆脱内忧外患 ,走向现代化 ,实现民族的全面复兴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作出面向西方、面向俄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次文化选择 ,尽管价值取向不同 ,但表现出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坚强意志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三次文化选择不是截然分开的 ,而是在继承中超越 ,在实践中创新 ,体现了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 ,具有巨大的先导作用。     

论中国近代文化变迁中的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古老的思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特别是在近代社会，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不断入侵，中国思想文化中原有的大同思想也呈现出近代特色——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大同主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历史文化缺陷

古代中国虽然曾取得了欧洲所“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但是欧洲发生科学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中国却不具备,因而未能从社会内部产生近代科学。但是,随着中国社会思想的内在变动,特别是近世学风的变化,实学思潮兴起;同时随着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历史体系之后,形成了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形势,中国又注定要跨进近代科学时代。     

左宗棠与湖湘文化

近代湖湘文化与程朱理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左宗棠作为一代伟人,其家庭出身、所受教育、生平经历及思想与作风,是对湖湘文化本质内核的一种呈现,即强调个人修养,重经世致用之学,报效国家民族,实现儒学的内圣外王的统一。     

中国近代文化保守思潮的困境与歧路

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思潮历时久远,影响较大,其思想家研究国学,反对西化,呼吁现代化建设应注重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其发展也陷于困境,如保国与卫道的顾此失彼;"卫道"与"开新"的事与愿违;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尖锐对立等。由此使思潮出现某些歧途:开始脱离社会,走入象牙之塔;思潮作为历史发展的惰性力量的倾向初现端倪等。应该指出,这也是时代矛盾的反映,加之外患的急迫和传统积淀的深厚,思想家难以深思熟虑,细心建构,总体来说,思潮的理论贡献是主要的。     

中国近代文化的哲学解读

中华文明是在"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以血缘为中心而形成的多层次的金字塔形的封闭结构。这种心理和政治上的封闭,同时又由于地理环境的局限而强化为独具特色的传统。当然,这一传统也必然随着交通工具、通信方式、图书出版的日益革新对地理上封闭格局的不断冲击而渐次疏离。中国近百年学术正是在封闭的地理格局被彻底打破之后,于社会政治全面转型中发生巨变的。中国近代学术在中西古今文化的比较选择中对文化趋同做出假设与实践,集中表现为兼容中西、博通今古、因革损益、内在转化、外向发展,自多元而趋于世界性整合。     

近代文化的自我专注及其自觉

近代前中国人长期处于“华夏中心”的迷醉之中。华夏中心主义自身具有强大的力量,不仅使社会内部具有超稳定结构,而且同化了异族文化,长期抵御了异邦文化的入侵。近代西方崛起之后,西方奉中国为榜样的西方中国观发生了从迷恋到轻蔑的逆转,中国遭遇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在亡国灭种的境域中,先进的中国人从迷梦中警醒过来,摒弃“尊夏攘夷”的陈腐观念,取向“师夷长技”,并“以俄为师”,思想上的嬗变最终促成了民族民主革命。     

儒家民本传统与西方法律文化在近代中国的融合

顺乎民心 ,体察民情 ,可使社稷永固 ,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从此着眼的。在中国历史上 ,尽管有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十分关心民众的利益、民生的疾苦 ,但却并没有体认到民权 ,民本不等于民权。儒家的民本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民权价值有着质的分别。民权与人权是西方文化特有的概念 ;两者相比 ,民权更容易为中国文化所容纳。儒家民本传统既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先进分子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 ,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先知先觉者借以体认、接受西方民权概念的文化支点     

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表述的一点思考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有一百多年的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半殖民地的另一半指的是半主权、半独立,半封建的另一半指的是半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早有准确的论述,近代中国半独主、半资本主义的历史也作了实证。全面理解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题,有助于对我们搞社会主义是顺理成章的理解,也是对中国“不该搞社会主义应该搞资本主义”说法的回击。     

中国文化与近代科学

1993年我在香港大学做过一个演讲：《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那篇演讲与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中国文化与近代科学”有密切的关系。那篇演讲的结论是：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因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需要有四个条件：人才、传统、决心和经济支持，而此四条件中国已基本上或即将具备了。     

非政府组织与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以天津青年会为个案的考察

在近代中国开办的各类职业教育教育中,非政府组织创办的各种职业学校成效明显。本文以天津青年会为个案,对近代非政府组织创办职业教育的历史背景、办学内容和形式等进行分析,并指出,非政府组织创办的职业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办学内容针对性强,适应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3年是梁启超诞辰130周年,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今晚报》社、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0月13日、15日在天津隆重举行。150余位海内外学者赴会,提交论文110多篇。学者们在会上研讨了梁启超的政治观、宗教观、社会性别观、科学观,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及办报活动、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梁启超与传统文化的延续及其变革、梁启超与某些历史人物的关系等问题,其中有很多论文涉及梁启超研究中的传统与现代性…     

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的嬗变及其启示

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亦给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带来空前历史巨变。这种巨变始于明清"后理学"思潮,中经晚清维新主义者大力发明,后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推向高潮。总结该观念的历史巨变,可以得出三点启示:其一,它表明近代中国批判君主专制与批判夫权独尊二者几乎是须臾不可离、并驾齐驱的;其二,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作为近代中国人性启蒙思潮,是近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大潮中别具一格、不无另类的一道风景;其三,就其思想观念的资源而言,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是"外源性"与"内源性"的兼综和统一。显然,这些启示无论是对认识"夫妇之伦"观念的变革,还是对认识整个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变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中国的文化冲突和制度变革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始的,与它相伴而来的是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喧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侵略战争的硝烟,拔开文化冲突的迷雾去审视这一进程的话,就不难发现,在所谓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后面,其实是一个制度危机。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近代化是一个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民主制度转轨的问题。这也是解决上述危机的关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过“物质—制度—文化心理”等不同层面的觉醒,但却始终未能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上作出应有的贡献。也就是说,在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他们还没有将自己对社会的理性反省与统治集团为维护其权益的种种借口区别开来,便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从而消解了自己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上应该倾注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