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历史呈现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位具有自觉的民间立场的知识分子。以农民利益为本位的价值立场和以民间文化为本位的文化选择,使他对自己担负的文化使命有着相当的自觉。不管外界发生怎样的变化,他始终站在民间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民间的声音。在赵树理创作生涯中有两个关键时期,即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到60年代。其中,40年代可称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凸显"时期,50到60年代可称为其"民间立场的坚守"时期。     

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

在五四文学传统视野中的赵树理和张爱玲,赵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对启蒙(救亡)立场的传承;(二)艺术形式方面的民粹立场,则绕过或远离了五四文学创作传统的主流。张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则表现为:(一)基本上排斥和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作家)的启蒙立场;(二)呈现出一种反“现代”的态势;(三)艺术形式上既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又广泛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新“传奇”体小说。另外在民间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和张爱玲创作中的民间立场及其形态得到了呈现。     

论赵树理创作对农民立场的自觉持守

赵树理的创作不仅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而且也以为农民代言为己任。作为现代农民作家的典范,赵树理无论是在延安时期的大众化运动中,还是在建国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语境中,都坚持自己的农民立场。在当下文学日益疏离农民立场的文化语境中,重申赵树理创作对农民立场的持守应该是有益的。     

论莫言小说的民间立场

莫言小说的民间立场主要表现在抒写民间生活内容、表达民间思想倾向、运用民间语言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其与民间的血肉联系;莫言小说之所以具有民间立场,归根到底是由莫言的生活经历和艺术观念所决定的;莫言小说的民间立场对于消解“启蒙”心态和“先锋文学”那种远离百姓的弊端,对于建设和发展底层文学是有积极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民间立场和田野研究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象化观念性现实存在,可以从三个基本视角来看,一是把它看做意识形态,二是把它看做理论体系,三是把它看做文化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上层建筑,它蕴涵着"官方立场";作为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专家学者学术研究的文本符号系统,它蕴涵着"知识分子立场";作为文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中,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它蕴涵着"民间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民间立场"是原生态的,"知识分子立场"是次生态的,"官方立场"是又次生态的."官方立场"通常从"政治语用学"或"政治解释学"的视域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版本研究"以及"比较研究"则往往是"知识分子立场"的表现.笔者在本文中所提出的"田野研究",是在"民间立场"上借用人类学、民族学术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它主要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文化现象,揭示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人们所实际接受、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田野"."田野研究"的最终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民间立场"的呈现,它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传播,启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蕴涵的文化精神,并且为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民间立场"与"官方立场"、"知识分子立场"的视域融合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     

论民间叙事中民间立场的审美表达和多维呈现

民间叙事中的民间立场是指叙事者以民间的视角通过民间形式和民间意象自觉地表达民间文化心理、民俗观念、民众情感和认知逻辑以及传统文化的叙事立场。其更突出地表现在对社会中、下层劳动民众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文化心理以及情意指向的体谅和关照方面。民间叙事的"说者"(演述者)和"听者"(接受者)秉持民间立场是自然天成的,而"记者"(记录者)和"读者"(研究者)对民间立场的把握则更多地仰仗学术理性与学术自觉。这一特性和机制的存在与运作,使民间叙事成为广大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生活内容。     

徐悲鸿的“现实主义”在民间美术中的印证

徐悲鸿是现实主义美术的极力倡导者,致力于将科学、理性的西方艺术理念作为改良中国美术的良方。他对民间美术的高度评价,说明了他的现实主义有着更为深刻的含义。遗憾的是,徐悲鸿对民间美术独具慧眼的发现,并没有扩大到更为广泛的领域,他的艺术实践太过注重写实的技巧。正是由于个体在时代中的局限性,导致徐悲鸿的艺术理想并未付诸于实践。但是,他的艺术主张在历史中有积极的意义。     

民间立场与“草根精神”的碰撞——再解《春桃》

许地山关于国民命运的思考,更多的集中在人生方面。作家民间立场的秉持与＂草根精神＂的碰撞,塑造出一位不俗的女性＂春桃＂,这是一个理想的女性符号。立场的采用决定了人物形象兼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为一身,对于生命人格的建构决定了这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     

关于赵树理悲剧的再思考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大众文艺运动是一场回归传统的思想运动。在文学走向民间的过程中,民族化的选择伴随着对五四的否定;大众化的认同意味着对启蒙的放弃;通俗化的实践并未给作者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赵树理方向”的确立最终完成了民间话语向权威话语的过渡,从而导致创作主体失落,严重妨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     

民间立场:文学话语霸权的解构——论抗战文学的大众化诉求

近代的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的入侵,给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凌辱的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激起了国人强烈的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和救亡的焦虑。如果说五四运动是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的意识激发下挽救民族危亡、渴望国家富强的政治斗争的预演,那末,抗日战争的爆发,     

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村社会隐喻系统

以完整自足的乡村社会隐喻系统为参照,对赵树理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进行细致的叙事学分析,可以发现赵树理将"农民生存"与"农村革命"两种话语形式糅合在一起互动互融的内在理路.此举并不仅仅是以社会变迁直接验证文学流变,而是力图从小说艺术发展中透视某些社会变迁在文学领域的再现或表现,以及某些文化因子的变化,使小说内部与外部的阐释得以契合相通,进而探寻赵树理笔下"农民中国"图景的特殊内涵.     

浅论人类基因资源的特殊性和法律定位

蓬勃发展的人类基因工程和基因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医学和商业价值.如何在法律上对其进行界定,需要对人类基因资源的特殊性做一分析.人类基因资源同样具有财产权的属性,同时还具有研究集体对比性、资源稀缺性等,对社会效果来说,具有双刃剑的效应.     

“文坛宠儿”的辉煌与暗淡——简论丁玲和赵树理建国前后的思想和创作

丁玲和赵树理虽然在家庭背景、性格、文学活动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他们之间又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被认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而成为全国作家学习的榜样.辉煌之后,他们同样经历了诸多坎坷、波折,直至走到文学和生命的尽头.梳理和比较他们建国前后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变化,或许能给人新的启发.     

论和合文化及其现实功能

中国以儒道文化为主导的传统和合文化包含了人与自然观思想、社会治理结构观思想、统治执政思想、人际交往思想及个人道德修养思想等五大基本思想。和合文化以其内容的广泛性与完整性及其思想的实用性,决定了它在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践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巨大的文化形塑功能。和合文化具有形塑出温和、稳健、睿智、克己的和谐社会主体,形塑出和谐良性的社会治理结构与政治民主体制,形塑出互爱互助、和平共处、相互促进的和谐社会大环境等三大功能。和合文化将最终有助于形塑出和谐的社会关系,形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     

民间艺术在当代艺术及社会发展中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民间艺术发生发展的规律、民间艺术的存在与发展意义的探讨 ,从艺术生态角度对个人的艺术成长及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民族文明进程、增强民族归属感方面作了深入的阐述 ,并指明艺术教育是实施先进文化的有效方法。     

论道德的辅助地位

“法治”与“德治”都是治国的方略 ,而且从功能上看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结合的。但从法律与道德在治国中的地位上来看 ,二者并非是平等的 ,有一个主次之分。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 ,法律应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只能处于辅助地位。     

苏霍姆林斯基论校长素质及其现实价值

实施素质教育需要高素质的教育工作者,尤其需要高素质的校长。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校长应具有正确的教育思想、坚定的优师理念、笃深的职业情感、渊博的文化知识、精湛的指导艺术和强烈的科研意识,这在实施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对于强化校长素养,优化管理行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产品思想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产品思想包含这样几个层次的内容,即公共产品的存在是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公共产品的根本属性在于满足社会共同利益需要;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条件是整体供给;公共产品来源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具有质的规定性.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公共产品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经济学闪耀着尊重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即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确立的重视人的价值研究的方向,注重政治、文化等人文因素同经济的互动和注重制度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