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背景下提升国际传播力路径浅析

近年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发起的"舆论围攻"下,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面临进一步恶化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疫情控制、经济复苏走在世界前列,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时与势都为我们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提供了机遇与空间.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研究国家形象生成机制,强化跨文化传播意识,因国施策,兼顾"硬传播"与"软传播",在中国...     

浅析国际传播中融入和运用话语体系的探索 ——以新闻漫画评论产品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中西方新世纪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国际舆论交锋.在此情况下,美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大幅调整,部分政客或为国内疫情应对不力转移视线,或利用疫情大打"中国牌"捞取政治利益,炮制种种谣言造谣污蔑中国,试图架空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地位.面对西方部分舆论的抹黑,如何传播好中国声音,使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传播出自己的声音,成...     

从新疆"7·5"事件谈国内传媒对外传播策略

新疆"7·5"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部分西方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有意歪曲丑化中国形象.对此,国内传媒不仅要揭露其所谓"新闻自由"的虚假性,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建立媒介舆论危机的干预机制,增强引导国际舆论的传播力量,强化舆论危机干预的政府责任,发挥网上民间力量的打假作用和重视海外华人群体的沟通力量等策略,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地反击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积极教育引导国内外广大受众.     

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和关注,也引发了强大的国际舆论.同时,无论是事变之前还是事变之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在极力地争取国际舆论.由于不明真相及自身的国家利益,西安事变时期各国舆论反应总体上是不利于西北地区的,与有关方面的事先期待有很大的反差.但是,欧美新闻舆论、苏联新闻舆论都倾向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际新闻舆论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影响了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处理西安事变的立场、方法和决心.国际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起到了中国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对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进行客观和深入的研究,能加深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国际舆论冲突的政治学分析：根源·动力·途径——拉萨“3．14＂事件引发的思考

拉萨“3．14”事件引发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持续的舆论冲突。这种冲突根源于文明的误解、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历史观的差异,并被国家利益分歧和西方新闻媒体的炒作所激化,以新闻舆论和社会舆论交锋的多种途径和渠道释放出来。现阶段要深刻认识到国际舆论冲突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明确国内、国际舆论在西藏问题上的建设性和牵制性,并为随时化解国际舆论危机做好思想准备。     

中国问题的国际舆论分析--基于新疆暴恐事件报道

中国问题是国际媒体关注的重要内容,对中国问题的报道和中国形象的塑造由西方主流媒体主导。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历史原因,使得新疆问题更具国际性、复杂性和敏感性,从而成为外国媒体国际舆论引导的重要切入点。外媒在报道中透视的中国形象是与其国家的战略地位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因此,在国际舆论环境中,我国要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制度、加强国际传播力度,抢占话语权,展示真实客观的国家形象。     

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主导性国际舆论环境——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议题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承诺,国际舆论并非全是赞誉,"中国威胁论"始终未曾退出国际舆论场,只不过版本和形式不断翻新而已。目前,"中国威胁论"的变种"中国责任论"成为中国面临的主导性舆论环境。对这种舆论导向我们要有清醒认识,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定位,要处理好承担国际责任与国内责任的辩证关系,要处理好承担国际责任与协调西方大国的关系。     

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历史变迁--略论西方的中国观的演变

国际舆论环境是当今国家"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通过概括几千年来西方中国观的变化,探讨中国国际舆论环境变迁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提出影响西方的中国观的四个因素:第一信息不足、不准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给正确的西方中国观的形成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第二非我类民族偏见的影响和制约着正确的西方中国观的形成;第三西方的中国观的演变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国自身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发展;第四西方的中国观的演变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是否有利于西方国家自身的国家利益.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国际舆论的决策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国际舆论的决策是其政治军事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以打促谈、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既定目标,为取得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其中,始终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引导了国际舆论走向,有理有力有节的外交宣传攻势壮大了支持中国的国际舆论声势,主动停火后撤的决策及实际行动扭转了国际舆论局势。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国际舆论的政治智慧和高超斗争艺术,对当今复杂国际环境下有效地开展国际舆论斗争、塑造客观公正的中国形象、坚决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透过新冠疫情报道看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迄今已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两年之久.在国际舆论场上,围绕疫情展开的舆论斗争也从未间断.从过去两年的实践来看,中国媒体实现了在国际传播领域的新发展新突破,国际传播能力显著增强.本文以中国媒体在疫情期间的报道为切入,梳理中国媒体在疫情报道中的亮点,阐述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发展现状.本文同时关注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