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之构建

农村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文章在梳理现代 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性演进基础上,针对我国现有乡村治理体制性困局,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命题,提出了面向公正发展中国农村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选择———构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的观点,并对农村社会治理生态概念、系统特 质、系统构建等核心内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给出了如何打造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系统的系统 建议。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村级负债问题成因及其治理

以张家界市农村为背景 ,总结了村级负债的 5个特点 ,分析了村级负债产生的原因 :功利盲目举债、公益举债、管理混乱举债等 ,阐述了村级负债对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并提出了提高各级领导机关和涉农部门对村级负债危害性的认识 ,建立健全村级相关制度 ,盘活农村集中资产、积极发展村集体经济 ,加强村级财务管理 ,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等消除村级负债措施     

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组织治理：问题、结构与机制

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组织的成员既是所有者和管理者,又是客户。针对此类组织内部不同角色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需结合其组织目标与客观环境的特殊性在组织治理方面做出相应设计。通过建立一个贯穿治理问题、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了仪陇、霍山两种互助资金组织的治理模式。研究表明：以民主协商为准则的组织结构、相对清晰界定的产权结构、灵活方便的抵押担保制度以及对贫困群体赠股等制度设计有效缓解了组织内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但仍存在管理人员激励不足及大户主导等问题。     

行政还是自治：村级治理向何处去

中国历史上村级治理主要解决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和满足农民最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维持的需要,村干部主要功能也就兼具国家代理人与农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在当前资源下乡的背景下面,中国基层出现了普遍的村级治理行政化现象。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必然后果是村庄公共性的消失,资源下乡的低效甚至无效。离开对农民群众的动员,仅仅强调为农民群众服务,不组织农民,仅仅帮助农民,结果可能造成村级治理的失败。     

从社会组织形态看互联网平台治理

平台化是互联网发展的重大趋势,对企业商业模式、社会关系与政府对互联网的治理模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法律模式在对互联网平台规制中存在明显不适,从监管义务到侵权责任都无法进行合理分配。设计互联网平台治理规范并不能依赖现有法律规则,而应该在继承现有法律规范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观察互联网平台对社会组织形态变革产生的重大影响,根据互联网形式下出现的新型社会关系针对性地创造出互联网平台治理的有效规则,使得从使用者、平台、第三方和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责任共担,建构平台治理的良性生态     

村级党建、社会整合与乡村振兴

在后乡土中国,组织断裂、文化断裂及精英断裂的出现极大降低了社会的整合度,使社会断裂成为改善乡村治理绩效所必须着重解决的基本问题。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现阶段,为了稳固治理有效的根基,党的领导需以重整乡村社会为着力点,强化村级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重建互惠共识的公共文化,再造公益导向的村庄精英。实践中,要以强化村级党建为依托重构组织资源;以再造公共空间和激活传统文化入手引领文化复兴;以助推新乡贤衍生和驻村干部融入引领精英供给。     

农村社会治理的绩效评估与精细化治理路径——对华东三省市农村的调查与反思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衡量,农村社会治理绩效可以在公共性、社会性和有效性三个维度上展开。以此为据,在华东三省市开展的调查结果发现,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着公共性分化、社会性依附和有效性非均衡等现象。基本判断是,国家大政方针得以贯彻落实,但同时存在治理弱点和盲区;在治理格局上,“强政府弱社会”格局没有改善,存在多重依附现象;在治理能力上,农村自主治理的可提升空间十分巨大。基于此,研究提出的建构性主张是:以问题为导向,实施精细化治理。     

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历程及经验启示

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建党以来,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党领导的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与政治认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组织整合与制度奠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赋权放活与治理重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组织振兴与协商共治四个阶段。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新时代继续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继续发扬这些宝贵经验,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适应新时代的新特点不断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农村家风建设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与实施,国家逐步给予了乡村建设充分关注.农村家庭是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家风不正,必然会影响到农村家庭以及乡村和谐,并阻碍到乡村治理工作与我国和谐社会构建工作的顺利推进.为此,我国相关部门逐步加大了农村家风建设研究力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农村家风建设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     

农村社会的公共性变迁与治理模式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物质生活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农村社会却进入空心化、原子化的状态,许多村庄社会秩序混乱,村组织管理失效,村庄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失地农民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过程中农村社会公共性的缺失。公共性在农村社会中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决定着农村社会组织制度,从而也决定着公共性的走向。集体经济和土地增值收益是当下重建农村社会公共性的重要方面,而这些需要与农村社会相契合的法律和制度做保障。     

村级治理模式探讨

社会系统学派认为组织应由共同的目标、协作的意愿和信息联系三要素构成。村级组织机构的建立 ,应以农民诉求的利益为基础。农民诉求的利益可分为个人私利最大化和公共福利最大化两种 ,所以必须建立与农民诉求利益相适应的两套组织机构 ,即农会——谋求农民福利最大化的社团法人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谋求农民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财团法人。借鉴台湾农会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 ,勾画出农会及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性质及其架构     

村民自治、组织发展与村级治理——以福建省乡村调查为例

依据对村庄问卷调查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发现村财收入影响村庄发展水平,新农村建设需要发展集体经济;“经济能人”主政是村庄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村民在选举过程中倾向选择有能力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候选人;村民自治过程除了加强村两委会组织与制度建设之外,还需要加强对村庄老年协会与乡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引导工作,全面增强村庄自我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农村村级资金配置差异的影响因素

在国内外学者基于地区间的资金配置差异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村级财力不均等现状及影响等问题,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2007）行政村调查数据,采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考察和研究各种因素对中国农村村级资金配置差异的影响及其贡献率。研究表明:中国农村村级财力不均等情况比较严重;人均收入水平、村庄治理差异、地区差异等对村级财力存在着显著影响;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对村级财力不均等的贡献率最大,达到50.629%,地区差异贡献率次之,达到17.139%;村庄治理因素对于村级财力不均等的贡献达到8.575%,在各种村级财力决定因素中,位居第三。研究认为,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对村级财力不均等的贡献较大,提高村级财力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较之东部沿海地区居民收入的更快增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对中西部农村贫困落后地区进行扶植,避免使村级财政陷于困境之中,并缩小村与村之间的财力差距;充分发挥村庄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挖掘村庄外部社会资本,争取更多上级转移支付收入,缩小村级财力资金配置的差异程度。     

村级治理及其模式:以董家堰村为个案研究

文章运用政治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方法,以董家堰村为个案,研究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发展动力、运行机制及其治理模式。文章认为．村级治理的发展动力是村民的参与,运行机制是村治与乡政的互动,治理模式及特点体现为集体经济自为型,为政公仆型,决策管理民主型,政治认同型等。     

从农村劳动力外流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通过四川、安徽两省农村劳动力首次外出信息源的社会关系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首次外出经由亲缘、地缘关系而牵动的达２乃,农村社会仍具有较浓的乡土性;约有１＊的农村劳动力经由业缘关系牵动,并且正在发展中的业缘关系对劳动力外出牵动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乡土社会中的现代因子增多。     

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看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是对其唯物史观的高度浓缩。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社会有机体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体。站在这个理论视角上,我们能探索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如下的规律: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社会发展是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过程;社会发展呈现出周期性。     

嵌入与交换：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

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要求构建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是企业与农民、村集体以及地方政府的互动体现。通过长期频繁的互动,在文化、社会、政治方面形成嵌入机制,这是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机制。而要维持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稳定,还需要有动力机制。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企业会在组织利益与治理参与间建立交换机制。嵌入机制与交换机制相互强化,不仅促使企业有效参与村庄治理,也可维护企业利益,为其参与村庄建设提供基础。研究发现企业的治理行为与盈利行为有机结合才更具现实可行性,这为厘清企业这一主体如何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效能。     

税费改革前后村级组织职能的转变——兼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

农村税费改革前,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对立和分离的态势。村级组织由政府赋予大量的行政职能和相应的行政权威,在很大的程度上保持了行政化的状态。以取消农业税为转折点,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政策指向和目标要求发生了变化,村级组织的职能也由协助政府汲取资源和管制向为农户提供服务转变。但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单向输入性,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平等合作关系并未形成,＂强国家—弱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