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小说”之先声——读《清末时新小说集》

晚清新小说的起始,一直以来都以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为开端,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为新小说创作提供了主要阵地。对于小说社会价值的认定也是以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据。《清末时新小说》的问世,为晚清新小说的起始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实证。拉开晚清新小说序幕的当是傅兰雅所倡导的《清末时新小说》。     

"小说丛话":新小说理论的发展与纠偏

190 2年 10月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正式拉开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序幕。梁启超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倡导对新小说的兴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也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偏颇。而此后梁启超及其友朋在《新小说》上开辟了“小说丛话”专栏 ,以笔谈的形式继续就小说理论等问题进行探讨。这组笔谈的主要论点回应、发展、补充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 ,更重要的是许多观点与梁氏迥然有别 ,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起到了纠偏、修正之作用。考察“小说丛话”的具体理论主张 ,对深入、全面地发掘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资源 ,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晚清小说塑造现代女性的理想目标——以晚清四大小说期刊为例

本文旨在提取晚清四大期刊小说中有关女性叙述的文本资料,从晚清文学作品塑造女性新形象、新品质(包括被赋予新内涵的旧式女性)、以及晚清男女两性在对女性问题思考的不同出发点和侧重点入手,分析晚清女性的生存发展状况,审视在社会重大变革时期小说关于女性的想象与表述。     

论晚清文艺期刊与小说繁荣

通过研究文艺期刊与晚清小说的繁荣的关系,以及对晚清小说的总体考察,发现晚清小说、晚清报刊小说、晚清期刊、晚清文艺期刊四个块面的变化关系:文艺期刊的变化总在最前,其他三块随之出现相似的走势。晚清小说先在期刊上登载,后出单行本的情况比较普通,特别是《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四大文艺期刊,集中了晚清第一流的代表作;约有1/4以上的小说理论出自文艺期刊,其中名篇的比例更大。文艺期刊有优于其他媒介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兼具文学专门性,极大地促进了小说的繁荣。     

论晚清小说类型的近现代转型

晚清小说的类型很多,既有中国传统的小说类型,又有引进西方的新类型。文章对其中主要类型如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传奇弹词(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短篇小说、理想派和写实派小说等作了历史探讨,并从总体上对晚清小说的类型规范性作了简要评论,同时阐释了小说类型产生的意义。     

阿英与小说目录学

阿英先生是近代研究中国小说的著名学者之一,尤致力于晚清小说的研究.他在小说目录学方面学术成绩斐然,突出体现为<晚清小说目>、<晚清小说史>、<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等经典性学术著作的问世.阿英先生对晚清小说书目的编定,使中国小说专科目录体系趋于完善,但他的研究工作亦存有一定的局限性.     

晚清小说观念与小说思潮

晚清现代小说观念的萌动,晚于侠义公案小说潮,二者间的精神向度与价值选择存在着文化时差。“小说界革命”时期的“新小说”观念则直接促生了“新小说”潮,二者间相互声援,共同推动着中国小说理论批评与创作由古典向现代转型。晚清“小说游戏”观念及其“鸳鸯蝴蝶派”小说潮,在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两个高峰间,形成民间通俗文化的蓬勃景观,尴尬地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制衡对象与起点。     

晚清民初小说娱乐功能的被忽视与归依

晚清启蒙思潮的鼓荡,促成文学与政治的联姻。新小说家期待视野的扭曲和启蒙行动的错觉,在改变小说的文类地位的同时,也相对忽视了小说的娱乐文化。民初小说家检讨晚清小说观念,批评与扬弃了小说观念的载道趋向。小说趋向娱乐文化的归栖,既是对小说娱乐母体的沿袭与发展,也是对晚清启蒙思潮的反叛与弥补,中国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正是在由家国关注到情感娱乐的转变中,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论晚清“新小说”的文体特征与语体建构

晚清是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经历重大变革的时期,文学观念也随之出现新与旧的交锋,为救亡图存、启迪民智,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被遴选为最佳政治工具.新小说更多地借鉴了白话小说的语言及其形式,却仅有小说之“名”,而实为混杂文体.因新小说启迪民智的载道功能以及晚清文人根深蒂固的文化积习,虽部分晚清士人理论上力倡白话,新小说语体实际上呈现多语体混杂的状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晚清新小说形成了文言、白话间杂的局面,而文言包括古文、韵文和浅易文言,白话又可细分为古白话、方言和欧化白话,新小说语言实践推动了多语体的变化和融合,从而建构出更具表现力的小说语言体式     

晚清“类乌托邦”小说的政治想象

晚清出现了一批叙说＂政治理想＂的＂类乌托邦＂型小说。类乌托邦小说不同于晚清谴责小说的对现实的直白批讽,它们在幻想中熔铸了作者对如何突破现实的重重包围,从而走上强国之路的思考与探索,构成了小说与国家叙事的对话。笔者试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与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为中心,探究其政治想象。     

晚清翻译小说的意译特点及其原因探究

晚清时期中国译者大量译介外国小说的现象极大地促进了传统小说的演进。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在篇目选取,内容处理和语言结构等方面主要采取了“意译”策略。从政治、文化以及译者主体性等因素来探讨晚清翻译小说中的意译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教科之助：晚清小说教育功能的歧变

醒世新民的启蒙意识,打造小说为“教科之助”的时趋,它指引着晚清小说创作的道德践履,也展现了小说家承担社会责任的浩淼天地。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载道模式,被革新置换成民主、平等等时代新见,体现出内容与形式的新变。教科书的功能取向,显露出近代实用理性的影响。片面的推崇势必存有抽象的图解痕迹,抹杀了小说固有的文体规律和特征,一旦政治热情消退,娱世和向俗就成为小说的审美需要。     

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近代政治运动

士绅集团是影响晚清政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文化及政治势力,其文化权力来源于科举制度下他们掌控儒家思想解释权的独特地位。晚清主要政治运动及其结果都可以从士绅争取文化权力的斗争中得到解释,如太平天国反孔的文化立场遭到了士绅的激烈抵制是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晚清的自我改革运动由于侵犯了士绅的文化权力而遭到失败;近代乡村由于士绅势力的没落而导致乡村文化素质的普遍降低等。     

张之洞与清末学制变迁的动力机制

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制度的变迁尤其是1902年“壬寅学制”的制订和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现代学制的产生和中国教育在制度上走向现代化的开始。文章从中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新学的发展和推动、经世思想的推动、进步人士的影响四方面因素讨论张之洞与清末学制变迁的动力机制。     

晚清新式企业创立模式评议

晚清新式企业创立的初始模式是政府主导发起创立和政府发起招商募集创立,清末新政时期私人招商募集创立企业才成为主要方式.洋务企业招商募集过程的股市风潮,促使人们反思企业创立活动中的种种弊端,要求学习西方国家的企业制度,政府立法规范公司企业的创立活动.     

娘家与亲家：城市居民小区良性治理关系的生成机制研究

维权范式是小区治理关系研究的主流范式,业主维权被视为小区治理关系改善的“革命性”路径。X小区“娘家-亲家”关系模式的“过程-事件”分析表明：社会、市场、政府主体的不同行为逻辑及其张力,是小区良性治理关系能否生成的关键影响因素。制度、结构、资本是克服逻辑张力,进而生成良性治理关系的“建设性”因子。制度、结构、资本之间互构并共构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系统。制度体系完善、治理结构优化、治理资本提升,是城市居民小区治理关系改善乃至小区“善治”努力的方向。     

论晚清的小说翻译与翻译小说

晚清文坛早期存在“华夏中心论”的倾向,对西方小说经过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之后才逐渐吸收,大力翻译。与此相联系,晚清的小说翻译经历了从合译到独译、从译述到意译两个阶段。而晚清翻译小说呈现出“翻译中国化”的总体特点,这种特点分为表层文化中国化和深层文化中国化,后者体现在种族存亡意识的突出、中国传统道德的制约、道家出世精神的渗透、绿林精神的移植等方面。     

民族国家话语焦虑与“新民”视野下的“英雄”想象——以报刊史料为中心的讨论

创建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晚清"现代性"的中心内容其重心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即"新国民"上。对于这样一个未知的"主体"的寻找"、想象"与构造,折射出近代以来尤其是晚清知识分子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由于本土话语资源的缺失造成的焦虑。"侠"与"英雄"的想象,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重新启用,而"启用"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复活"与"复制",而是意味着在新的"时势"下加以"重构",淬厉"其"旧",采补"他"新",后者构成了"英雄"想象的"现代性"起点。     

同志伴侣：革命长廊里携手并进——17年农村题材小说的革命情爱叙事研究

17年农村题材小说中,革命话语体系对农民的情爱表达方式进行了严格的过滤,"同志伴侣"成为革命情爱的标准模式.这种模式尽管使得民众在"冷战焦虑"之中能够快速而有效地建立起民族自信心,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主义想像共同体"的顺利进程,但是,它也规训了情爱话语的无穷活力,从而影响了文学审美中人性深度的挖掘.这也是17年农村文本远离当下读者阅读视野的原因之一.     

清末城市管理变迁的本土化叙事——以19世纪南京为中心

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一个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其中的区域,即黄宗智提出的"第三领域"(thethirdrealm),而"第三领域"这一概念的使用,有助于讨论地方行政、社会组织与城市管理模式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南京城市管理在嘉庆初及太平天国战争后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这一过程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在第三领域中的相互渗透,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体现。清末南京城市管理不仅反映了地方精英的参与热情,也体现出地方行政制度化、官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在客观上为20世纪的城市行政近代化改革作了铺垫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