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毛泽东与中国新诗

诗人毛泽东及其诗词是一个巨大的艺术宝库,对中国当代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在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上,毛泽东及其诗词,为连接新、旧诗体"断层"架起了巨大桥梁;在新诗与群众的关系上,毛诗为新诗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树立了光辉榜样;在新诗创作艺术规律上,毛诗为新诗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富、鲜活的艺术经验;在新诗的发展道路上,毛诗为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做出了可贵的实验.     

新诗社三诗人初论

新诗社是西南联大以"诗社"命名的第二个文学社团,在闻一多的指导下,新诗社致力于朗诵诗的创作,在西南联大文学中独标一格,成为抗战及其以后中国时期朗诵诗的一种新因素。其代表诗作是闻山的《山,滚动了》,何达的《舞》、《我们开会》、《图书馆》等。何达是新诗社最成功、最著名的诗人。俞铭传及其诗作的存在,证明新诗社也是多元的。创作表明,在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诗社是一个具创作实力和特色的社团。     

新诗诗人笔下的成都文化

百年新诗发展中,许多诗人都叙写过诗歌之城:成都。这些诗人笔下的成都既有历史文化的延续,更有基于现代文明烛照下的新的神韵。本文通过梳理比较典型的叙写成都的新诗诗歌,分析成都在近百年的历史文化发展和变迁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现代文化品格。     

论老舍新诗的叙事性嬗变——作为抗战诗人、讽刺诗人的老舍

从老舍新诗具有启蒙和抗战的双重身份,从老舍新诗创作由"舍予式"到"老舍式"的发展轨迹,来论述老舍新诗叙事性的嬗变以及它们对中国新诗叙事性所做出的成绩和提供的经验教训;最终得出老舍是一位优秀的现代抗战诗人和讽刺诗人的结论.     

汉语新诗体式探索与新诗大家——历史的回顾与启示

和散文、小说的“无定式”相比,诗通常会形成某些特别适应时代审美心理的体式.相对稳固、可大量“复制”且广泛接受的形式,往往就是当时普遍性审美心理的“外化”或者形式化.新诗体的形成,通常是对普遍性审美心理的有效捕捉和艺术把握,是诗人与读者实现高效融通的心理默契.汉语新诗四行节、八行节最为常见,其中一些组合形式或许会逐渐成型,经由读者和时间的选汰,逐步形成“可复制”的基本体式.双节对称形式不但出现频次高,受欢迎程度亦高,很可能是目前较为成型的新诗体式之一.与体式构建相关的诗歌韵律,可分为基本标准、高级标准和严格的标准(“超级标准”).与宋词一样,新体的创制以及创造性运用,也必将成为新诗大家的标志之一.     

诗人的求真精神与初期白话新诗运动

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兴起与新诗的倡导者、尝试者们的求真精神密切相关。"求真"精神就是在创作中融入诗人自身真实的人生体验,在诗歌中注入时代精神。求真精神是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重要动力和艺术追求之一。理解了这一点,能较客观地分析白话新诗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性;把握白话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联系以及正确地看待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数码诗人”与新诗的新媒体传播

新媒体时代,中国新诗的生产和传播生态发生了变革,“数码诗人”应运而生。“数码诗人”是中国新诗新媒体传播的主导者,他们遵从数字媒介的技术法则和游戏规则,实践“自己动手”的美学,由此生成多路径、交互性、复合式的超文本诗歌。在给予读者自主性的同时,“数码诗人”让渡了建构经典文本的权利。数码诗歌的游戏倾向可能构成消解诗性的力量,超媒体的表现形式靠拢了大众的趣味,交互式的嬉戏也逗引了局外人猎奇的目光,但诗歌本身的处境并未改变。对于浸淫于大众文化中的网络受众来说,诗歌的智性挑战足以令他们敬而远之,因此,数码诗歌难免沦为诗人圈子内部的“游戏”。新诗的“数字化生存”由此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困局。     

老兵唱新诗 丹心成花香——简论老诗人胡征的创作

一个为革命歌唱了半个世纪的老诗人,由于种种原因,被评论界忘记了,这是很不公平的。我说的是胡征同志。他从1935年开始发表诗作散文和短篇小说,收获颇丰。其短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七月浪”诗人专集《白色花》中,选了七首。近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征诗选》,采其佳作,呈于人前。其中包括了他的短诗结集《主席台》(1954     

新诗集序跋与初期新诗诗人的旧体诗观

从倡导“诗体大解放”、主张白话诗,到有意制造新、旧诗对立以提倡新诗,胡适对旧体诗的态度存在矛盾之处。归根结底,“旧诗”概念本身带有断裂意味,其两层意涵也常被混用,呈现出在概念收紧与放松之间的游移。“五四”以来,新诗集出版一度风行,借助现代传播条件,诗人与读者、诗人与评论家、诗人与诗人之间增进对话与互动。新诗诗人们对诗歌情感与读者共鸣的追求,不仅激励他们尽情释放自然的真情,也使其落入对新旧诗体分野与诗人身份认同的迷茫之中。     

菲律宾华文诗人云鹤新诗创作的特点与价值

菲律宾华侨云鹤是著名的华文诗人,一生致力于新诗创作,他的诗路上既有鲜花,也有荆棘。他是一位具有较好的语言智能、较自觉的诗体意识和较强烈的现代意识的优秀诗人。他的语言智能、诗体意识和现代意识使他创作出了《蓝尘》、《野生植物》等优秀诗作。他也是一个自我意识较强的诗人,重视诗体的独创性。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语言智能有些减弱,影响了诗作的艺术性。考察云鹤的新诗创作,特别是从语言智能、诗体意识和现代意识三个关键词角度评析他的新诗创作,有助于思考新诗的出路等现实问题。     

从“饿死诗人”看新诗的大众化之路

新诗的大众化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是诗人和读者的共鸣,是创作和美学的追求。新诗要走出生存困境,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实现大众化是必由之路。     

新诗与旧诗--重读胡适谈新诗兼论新诗的标准问题

中国现代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新诗与旧诗的高下优劣一直是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的重要话题,其实质是怎样看待新诗的标准问题.近来有关新诗二次革命的呼声再次掀起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论争,与胡适当年提出新诗革命的主张一脉相承.因此,重读胡适当年谈新诗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现代新诗90年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重新思考新诗的标准问题,可以给我们思考今日新诗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香港诗人文化身份的认同定位——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新诗

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新诗,通过对五六十年代“难民文学”和现代主义的深刻反省,既不囿于新月式的浪漫抒情,也不盲从西方现代派,以香港作为立足点,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诗风从晦涩走向明朗,存在主义色彩弱化,具有本土意识的诗刊及其诗作得到蓬勃发展,香港诗人的文化身份由此从暧昧走向认同地位。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也是香港新诗踏上一个里程碑的开始。     

改革源头的系统探索——评王东《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

为引活水,需找源头。改革也不例外。人们都在关心改革,议论改革,但改革的理论根据和所展示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改革在历史上有过哪些经验、教训?改革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对于这些问题,人们并不见得是那么清楚的。王东同志的《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简称《源头》)正好为我们解开这些重要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源头》一书主要是探索列宁最后著作中的改革思想和理论的。而列宁最后著作的思想精髓及其现实意义问题,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思想史问题,而且是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     

伟大时代乐章的主旋律——试谈苏区的新诗

苏区的新诗,主要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1929年到1934年间,散见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央苏区及地方发行的五十多种报刊杂志上的新体诗歌。《红色中华》(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青年实话》(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红星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印)、《红报》(红四军政治部编印)发表的新诗较多,红     

坚守诗的园地——谈当代新诗的地位问题

在当代,新诗的合法性仍然受到质疑,很多人对新诗地位的看法偏于悲观,这实际上牵涉到新诗内外部的一系列因素。首先应该意识到,当代新诗是当代文化空间中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有它独特的作业对象、运行规则和诉求目标,诗歌实践者应该站定立场、坚守园地。明乎此,就应当强化当代新诗的功能,强化它在感知、表述、伦理等方面的功能,这也是在塑造当代新诗本体。还须正视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应对挑战,化解古典汉诗的压力,审慎对待互联网的冲击,抵抗消费文化的侵蚀。如此才能巩固新诗在当代文化空间中的地位,促进新诗走向成熟。     

新诗源头的一座丰碑──郭沫若《女神》综论

郭沫若的《女神》是时代的最强音,充分反映了诗人强大的创造力和浪漫主义的个性。郭沫若高出同时代诗人的地方,是他在“绝端的自由”的诗形中贯注了真正的诗情,坚持了他情感一元论的诗学观点。他的狂放的诗风主要与惠特曼有关,他的泛神论具有时代的内容,《女神》不是那种历久弥新的艺术品,它是新诗源头的一座丰碑。     

废名《谈新诗》之我见

新诗的内容是诗的是废名在《谈新诗》中的核心观点。废名是从诗质的角度来谈新诗的内容的 ,概括说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诗情 ,一是诗感。废名的观点对当时处于困境中的诗人们是一个指引 ,对今天人们理解和认识诗歌也是一个可贵的启示。但也有不足之处 :一、感情有余 ,理性不足。二、缺乏用西方诗歌理论观点作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