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亲告罪制度扩大适用的再思考

笔者针对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学者提出的应通过修改刑法,扩大亲告罪制度的适用范围的意见,结合犯罪学理论与刑法学理论做了一些批判性的反思,认为我国亲告罪立法完善的方向,不应当将重点放在亲告罪范围的扩大上,而应该关注如何建立完善的配套机制来保障公民的自诉权得到有效行使。     

诽谤罪之检视

诽谤罪的立法和司法都应从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平衡角度考虑,应采取审慎的态度,不应不当扩张.刑法对诽谤罪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应贯彻明确性原则,避免因立法的不明确导致司法中出现超越犯罪构成要件定罪之行为.司法中出现的对诽谤罪随意运用公权力予以追诉的模式,不利于公民言论自由权与批评建议权的保护,建议将诽谤罪规定为纯正亲告罪.     

论亲告罪的定罪机制

亲告罪与非亲告罪是刑法中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二元分类,长期以来前苏联和我国的定罪理论自觉不自觉地都是以非亲告罪为话语背景,然而,毫无疑问忽略了亲告罪的定罪理论,在体系上是不完整的。作者对传统定罪理论进了反思,并对亲告罪的定罪机制的独特个性进行了分析和归纳。     

对强奸罪应否作为亲告罪的思考

从实然角度看,依照现行《刑法》,强奸罪属于重罪,若将其作为亲告罪,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故不宜成为亲告罪;从应然角度看,若祛除男权主义贞操观在强奸罪中的中心化地位,则强奸罪有可能成为亲告罪。我国目前不宜将强奸罪由非亲告罪改为亲告罪,但对"婚内强奸"可例外采取告诉才处理的方式。     

论亲告罪的立法意旨--刑法在社会利益本位原则下的灵活应变

在亲告罪立法意旨的问题上,理论界的通说均是从社会危害性轻微和对被害人之隐私与名誉予以保护这两个角度进行论述,这种传统的观点并不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刑事责任之公法性以及刑事诉讼之公益性等刑事法的基本原理.实际上正是由于亲告罪在认定上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中国向来重视家庭稳定的法制传统以及轻重犯罪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才促使刑法在坚持社会利益本位原则的前提下作出了灵活的变通,在立法中确立了亲告罪.     

被害人利益的维度考量之刑法意义思考——以亲告罪为视角

随着"被害人学"的勃兴,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权利救济等在刑事政策的变迁中得到彰显,由此影响到刑事立法对被害人利益的尊重与考量。反观我国刑法,除了亲告罪,几乎没有对被害人主体利益特别是自我决定的尊重与保护,这不利于扩张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贯彻刑法谦抑性理念。为了让被害人利益在我国刑法中得到彰显,不仅要在完善亲告罪立法体例基础上适度扩张其适用范围,还要对被害人承诺进行适度的法定化,明确被害人承诺的概念,并就被害人对身体健康权的承诺进行限定,以与新增设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设置保持协调。     

论刑事司法沉默权

沉默权是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一项重要权利,被追诉人可以对追诉人的讯问保持沉默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西方大多数国家在刑事诉讼中采取了沉默权制度。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立法确立沉默权制度,以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     

我国保安服务立法有关问题研究——以国内外保安服务立法之比较为视角

我国现有保安服务的立法规模与保安服务业创造的经济社会价值和影响并不相符,现有的法律法规存在着保安服务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对保安服务行为范围规定不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等弊端,需要从国家立法的高度制定统一的保安服务法。在保安服务机构、保安从业人员、保安服务行为三种立法层次中,我国宜采取保安服务行为立法;在政府管理、法人自治、混合管理三种立法模式中,公安机关与保安服务公司的关系立法模式宜选择混合管理模式。     

关于告诉才处理案件追诉模式的建议

案件的追诉模式有国家追诉模式和私人追诉模式两种。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模式属于私人追诉模式,这种模式仅实现了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没能及时有效地保护被害人利益。文章具体分析了该追诉模式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并提出应当拓宽追诉途径,使公权力有限地介入,以保障被害人告诉权行使的建议。     

论卧底侦查之实施主体

大陆法系国家卧底侦查实施主体表现出较强的统一性特点。英美法系国家卧底侦查实施主体则表现出明显的分散性与多样性特点。这与其立法模式与执法机构体制有着很大的关系。我国作为成文法系国家,执法机构具有统一性特点,宜采取综合式立法模式,以原则性规定为基础,结合列举说明的方式规定卧底侦查实施主体范围,同时在既有执法体制与现有法律基础之上构建体系性的卧底侦查实施主体,并规范卧底侦查具体实施者。     

亲告罪救济机制的反思与重构——从比较法的角度切入

刑法告诉才处理案件中的自诉机制在实践中往往会发生障碍,公权力在何种情况下介入方为合适就成为理论和实务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对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和大陆法系各国立法例的分析认为,一方面应当拓宽此类案件的追诉途径,另一方面则应当分别不同情况由检察机关协助自诉,或者在保障被害人意愿的前提下求诸公诉程序.     

罪刑系列立法方式之提倡——兼论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罪刑系列"是指一种罪法律规定一连串近似的犯罪构成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定刑。这种立法方式被多国刑法典所采纳。罪刑系列立法是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解释对立统一的产物,顺应了现代刑法调控模式转变的要求。针对我国现有贿赂犯罪的规定提出了几条立法建议,以期严密法网,完善法典。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日本起诉犹豫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日本,检察官在决定是否适用起诉犹豫制度时,不受犯罪轻重的影响,而是综合考虑到各种因素后所做出的决定。起诉犹豫制度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通过对比我国目前正在积极探索的暂缓起诉制度,起诉犹豫制度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节约司法资源、人身自由、提高诉讼效率、实际效果等方面更加具有借鉴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起诉犹豫制度和建立相关的配套设施。     

修改后刑法第201条的理论发展及争议问题

《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201条规定的偷税罪做出了修改,修改内容包括罪状、定罪量刑标准、追诉要件等几个方面,在理论上有创新之处。修改后的立法在罪名确定、犯罪行为、定罪标准、与累犯的关系、与逃避追缴欠税罪之间的区别等几个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研讨,以期正确适用法律。     

论客观处罚条件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契合——兼论我国刑法的调控范围设定

根据传统刑法理论,我国刑事立法中部分犯罪的罪过形式难以界定。究其缘由,在于这类犯罪于立法设定的构成要件中包含有客观处罚条件性质的要素。在我国当前社会环境下,该立法本身内含深刻意蕴。将德日刑法中客观处罚条件概念契入我国刑法体系,置于犯罪构成四要件中客观方面要件之下,界定为与客观方面本来要件要素相并列的特殊要素或附加要素。以此,在完善我国刑法理论的同时顺利解决我国刑法中部分罪名的罪过疑难问题。     

规范与解释:彩票犯罪比较研究

我国彩票市场刚刚建立,但对相应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却付之阙如.各国和地区关于彩票犯罪的规定和实践各具特色,尤其是德国刑法中的彩票犯罪的立法和解释,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我国刑法有必要增设相关彩票犯罪,进行刑法规制的整体配置.     

飙车行为的刑法规制

关于飙车行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主要集中为本行为的罪与非罪的区分,飙车行为构成犯罪的,是定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论处存在争议。对飙车行为如何定罪处罚,还存在一定的法律漏洞。对此,可借鉴港台刑事立法对飙车行为的刑法规制,结合现行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技术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