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莫言小说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继承与创造

莫言对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宗于情感""情景交融"的叙事内容产生了共鸣,通过叙事技法、情节结构、人物刻画等手段传达出他的志情倾向和某种意旨。莫言积极发掘中国神话中的民族精神,把神话作为寻求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品格的文化之母,从六朝志怪、唐传奇、元曲到明清传奇以及近代新兴的民间传统戏曲,他都积极借鉴与吸收,从中找到民族复兴的动力源泉。多元叙事结构与视角的融合从人物故事场景、叙事策略到语言形式全方位地塑造了莫言的小说文本,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突出了"中国叙事传统"的意义,从而确立了莫言小说的独特风格。     

“感物”与“感悟”——论莫言创作中的感觉与悟性

感觉抒写是研究者对莫言文学表现艺术的重要关注点之一,但这种关注基本上聚焦于莫言作品中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的表现及通感艺术的运用。其实,在莫言的文学表现中,更主要的是基于感官又超越感官的心灵、精神或灵魂触动,是对人、事、物的整体感觉与核心体悟。莫言让笔下所有的故事都进入自己的感觉场,故事中的人物成为感觉中的自己,主人公的处境就是他感觉中的世界,他以丛生的感觉与丛生的思维写出了"普通人的传奇和传奇中的普通人"。丰富的感觉组成了莫言小说的氛围、细节、场面,构成了作品"密集的事件"与"密集的人物",而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感悟则构成了作品"密集的思想"。     

莫言的启示

莫言文学作品的原创性,建立在兼收并蓄外来文学资源和本土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在坚持审美个性的前提下进行有机的融合与不留痕迹的化用.莫言之所以能够渐行渐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不断超越自我.莫言在写作中有强烈的自主性,他内在地具有一种对抗潮流的叛逆气质.     

走向“后诺奖”时代——也从莫言获奖说起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后诺奖"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有三个问题亟待继续思考和讨论。首先是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问题。一方面,莫言的创作与其说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不如说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莫言的作品又吸引了一批翻译家,将他的作品翻译成各种外文,在全世界传播和接受。第二是文学经典与文学标准问题。诺奖的标准并不等同于文学的标准。最优秀的作品是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作品,这些文学经典绝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定的结果,它应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和标准。第三是"诺奖"之后的问题。莫言获奖之后,中国作家没有了"诺奖"的焦虑,应该可以成为更加纯粹的作家,这样他们不仅越来越接近乃至超过了"诺奖"的标准,甚至可以参与创建文学的标准。     

莫言之狂及其文化意味

莫言自始至终都追求"天马行空"的文学与人生境界。他的文风不拘一格、变化多端,与此有关;他刻画了众多的狂人形象,写出了狂放民风的五味俱全,也足以引发对于"国民性"的新思考。另一方面,莫言也深知,他的狂放常常只能停留在文学创作的层面。当代作家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追求狂放的文学与人生境界因此而耐人寻味。     

论莫言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场生产

莫言小说中的性爱叙事是文学场塑造的结果。在初进文学场时,莫言在处理爱情主题时谨小慎微。1985年,文学场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动,短暂的自主性幻象使莫言敢于打出"高密东北乡"的旗帜,其小说中的性爱叙事也因此获得了反叛性的符号意义。这一符号生产也是政治与文学一体化的文学场塑造的结果。之后,莫言小说性爱描写的符号生产受到批判和遏制,表明文学场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从边缘走向中心——莫言小说《红高粱》经典化的历史探析

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优秀的作家往往和优秀的批评家联袂而生。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经典化,自然也离不开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参与。正是如此之多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参与,才使得莫言其人其文的精神内涵获得了不断的增殖。同时,大众传媒的介入对于《红高粱》的经典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历史地看,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经典化过程,正是一个从文学边缘到文学中心的位移过程。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下,重新反观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经典化过程,对文学作品持以既不"棒杀"也不"捧杀"的公允态度,对新世纪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变革经验——以“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出版为中心的讨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张志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变革经验”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所做的一个抽样研究,该项目结项成果“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9种)以莫言的文学创新道路为中心,揭示其与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内在联系,全方位拓展了莫言研究空间,深化了对中国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进程的研究,有助于世界进一步了解莫言等中国作家。世界性与本土性的文化交汇、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进一步助推,是莫言创作变革创新的内在条件,也是他走向世界、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原因。今年是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周年,丛书出版对纪念莫言先生获奖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以“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为契点,探讨莫言文学道路的发展与流变,分享莫言创作与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经验。     

“十七年文学”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

莫言小说创作与"十七年文学"范式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17年间的"红色经典"对莫言创作思想的形成、创作风格的确立,甚至创作题材的选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莫言批判性地接受了"红色经典"的影响,他以民间立场把"十七年文学"中被忽略甚至被否定的人物写进了现代中国的变迁史,从而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写出了不同于"红色经典"史诗品格的另一种历史风貌。     

莫言——拿什么倾倒了诺奖评委

在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记者问莫言:"您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评委"?莫言说:"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学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     

新时期乡土作家的创作原则及其文学史意义——以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为例

"故乡是血地"是莫言小说的根本创作原则,它表明莫言在小说创作中极为尊崇长期在故乡凝结的厚实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并藉此开拓出自己文学的博大境界。对于新时期以来卓有成就的乡土小说家而言,这种创作原则具有普遍意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样几位成就巨大的陕西籍作家的代表作品也是秉持这一根本创作原则的。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的这一根本创作原则与鲁迅、茅盾等现代作家主要践行的"现代性"话语创作和以赵树理、柳青、浩然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主要从事的"党性"话语创作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因此上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成为观察和衡量百年文学史上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尺度。     

裕固族民间文学的原型批评

本文运用"原型批评"的相关理论,探讨了裕固族民间文学的文体形式、宗教因素、时代特色、多民族文学因子等多方面的文学风貌,从而论证了裕固族民间文学不仅有中国古代操突厥语民族的文化遗传和少数民族文学的一般特征,而且伴随着本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其民间文学也有着浓郁的本民族文化特色和独特的文学风格。裕固族民间文学不仅是我国宝贵文学财富,而且对研究民族文化融合现象及中国俗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中农情结”对莫言创作的影响——兼析莫言小说对土改、合作化叙事模式的突破

中农出身给莫言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和痛苦,但也给他带来了观察社会与体验人生的不同的文学视角,从而构成了莫言创作独特的"中农情结"。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精神结点,"中农情结"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衍生效应,同时,莫言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农情结"的过度释放可能会带来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他的小说因此跳出了阶级视域的历史局限,完成了对土改、合作化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后诺奖时代的当代中国文学与中国形象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仅是个人事件,它注定要成为2012年中国最重大的文化事件甚至是国家大事,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学由前诺奖时代跨越到后诺奖时代。在后诺奖时代,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生态、作家的写作方式、写作姿态都将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文学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怎样能获得持续性的发展,怎样才能走向世界,怎样塑造中国形象是当代中国文学界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透明的红萝卜》与《且听风吟》的文学起点——莫言与村上春树的小说艺术比较研究

《透明的红萝卜》与《且听风吟》分别是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成名作。两位作家文学起点上的某些规律性存在,反映出两位大师成功的某些侧面。处女作一鸣惊人以后,莫言以故事讲述、村上以语言革命为艺术追求特色,并最终形成自己的小说风格。两位作家在自己的文学起点上笔耕不辍,农村生活积累和都市题材创作是佳作陆续产生的源泉。对蒲松龄志怪小说的发掘与"以译养文"的持之以恒,分别是莫言与村上完善自己的重要手段。     

从莫言热审视今日中国文化生态

莫言热是一场抽空了文学和文化内涵的文化虚热,从最初的人们不知“莫言是谁”,到如今娱乐明星般的趋之若鹜,大众对莫言的前倨后恭的态度,真实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文化现实和困境.任何将莫言符号化、标签化、庸俗化的行为都是对莫言的亵渎,也是对文学精神的亵渎.我们对待莫言热最好的态度,应是回到文学本身,在对其作品的阅读和讨论中分享莫言带给我们的宁静力量.     

莫言与福克纳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福克纳作品鲜明的现代性从多方面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莫言即是成功借鉴和吸纳福克纳文学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创建自己文学风格的作家之一。从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莫言与福克纳在艺术手法、故乡情怀以及家族历史小说创作和历史观等方面的异同,具有重要意义。莫言对福克纳艺术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借鉴与吸纳,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接纳和吸收的一个缩影。中国新时期文学从此以更开放、包容和自信的心态面对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迎来其快速多面发展的新时期。     

“世界文学”的同与异及中国的境遇

"世界文学"源自歌德近二百年前的文学设想,存在着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结构性矛盾,同时也呈现出一种反乌托邦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这一概念不断为后世学者所解读、分析和阐发。对于中国而言,自"五四"时代开始,知识分子就在为汉语语言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流通体系作着开创性的努力。直至高行健、莫言相继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西方文化霸权以及世界文学空间内部的不平等关系并未得到显著改变。为了摆脱全球文化产业链的低端地位,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复兴,中国一方面应该避免创作及研究上的"自我他者化";另一方面也应警惕全球市场驱动下的同质主义的文学倾向,努力确立"汉语语言文化"为"世界文学"的特别媒介。唯此,中国才能从"世界文学"中获利,重建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     

论莫言《檀香刑》的文化内涵

莫言的《檀香刑》侧重于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层面。小说所写的三个主要人物———赵甲、钱丁、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着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内在的素质。莫言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对此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