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区参与的广西生态旅游发展探析--以梧州石表山休闲旅游风景区为例

社区居民作为利益相关者,极大地影响着景区的发展。同时,社区参与作为生态旅游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旅游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广西梧州石表山休闲旅游风景区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居民对生态旅游认知缺乏、对社区参与的地位和作用没有足够的认识,参与程度低,甚至有抵触或消极对待的现象。为保障社区居民的利益及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景区与当地政府应建立适合的社区参与模式、有效的社区参与保障机制、合理的社区参与动力机制、规范的社区参与利益分配机制。     

旅游开发背景下的社区居民"边缘化"

随着旅游业高速发展,外来人员和社会资本大规模流入旅游社区,社区居民作为资源所有者,并没有得到与当地旅游业同步的发展.社区居民与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者、外来务工人员相比较,正逐步陷入"边缘化"处境,具体表现在分布区域、民族文化、经济利益分配、景区开发决策权四个方面.     

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可知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发展的因素主要有8个,分别是:非政府组织支持因子、政府支持因子、参与能力因子、经济驱动因子、社区支持因子、社区归属因子、资源禀赋因子、自我发展驱动因子。其中,非政府组织支持因子、政府支持因子、社区支持因子属于政治组织范畴,在8个主要因子中占据3个,可见在山区社区参与森林旅游发展过程中,政治因素是影响山区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参与能力是制约山区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的重要条件;获得经济利益是吸引山区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的重要原因;社区归属因子、资源禀赋因子、自我发展驱动因子也是影响山区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山区社区参与森林旅游发展的社区旅游增权维度有五个,具体为:政治增权、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和环境增权。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利益相关者冲突及协调机制研究

社区旅游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重要形式,而旅游利益相关者冲突是制约民族地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本文综合利用利益相关者、社区增权和文化整合等相关理论,在界定西部民族社区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考察了社区旅游地旅游利益相关者冲突的类型及形成机制,最后提出以利益均衡机制和文化整合机制为一体的旅游利益相关者冲突协调机制模型,为西部民族社区旅游地利益相关者冲突协调和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森林旅游景区低碳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DPSIR模型构建森林旅游景区低碳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指出森林旅游景区在森林旅游经济效益驱动、政府政策驱动及森林旅游生态环境压力以及森林旅游景区竞争压力的影响下,通过森林旅游低碳化管理水平、森林旅游资源与环境开发状况的表征状态进行低碳化发展,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进而推动政府、森林旅游景区、旅游者、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做出响应。围绕响应涉及的利益主体,可通过低碳理念的宣传与推广、森林生态资源与环境的保护、森林低碳旅游产品的创新开发、森林低碳旅游技术的推行、政府政策保障、森林低碳旅游人才的引进与培养这六个途径促进森林旅游景区低碳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的正常运行。     

民族旅游多元利益主体非和谐因素探讨——以广西龙胜平安村为例

民族旅游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要吸引物。民族旅游景区居民是民族传统文化及景区环境生态的创造者、维护者和长期承受者,因此,在进行旅游开发时,民族旅游景区居民应该拥有话语权。民族旅游发展的目标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然而,在民族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在经济收入增加的同时,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也相继出现并逐渐激化。出现这些非和谐因素主要是因为:(1)政府部门在利益协调过程中自利性倾向过强;(2)利益协调机制缺失或不健全;(3)缺乏规范各利益主体的法律环境。因此,要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则应明确民族旅游的利益主体,建立利益主体共同参与旅游开发的机制,并适当借助第三方力量。     

世界遗产旅游与社区协调发展研究

“景区旅游,社区休闲”的遗产旅游开发模式,是一条保护世界遗产资源的新途径。这一模式实现的基础是遗产地社区旅游,关键是世界遗产旅游要与社区协调发展。协调机制有世界遗产资源开发规划与社区发展规划协调;遗产景区参与社区建设;社区居民旅游意识和遗产保护意识的培养;提高遗产旅游社区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乡村旅游对民族社区的社会影响——四川甲居藏寨景区的个案调查

传统产业的没落促使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将旅游作为地方发展的工具。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形式,乡村旅游的发展给当地社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四川甲居藏寨景区为研究范围,以景区范围内的居民为研究对象,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预先设定研究主题,选取社区主要利益相关者代表进行深度访谈。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汇总分析,从居民认知的角度探讨旅游发展时社区造成的影响,并提出若干建议。     

基于游客和居民感知的红色旅游发展研究

红色旅游的持续发展对促进旅游和红色文化的有机融合、优化区域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途径。基于安徽六安红色旅游景区的实证调查结果表明,游客感知方面存在旅游项目与产品体系欠丰富、旅游基础设施有待改善、旅游商品开发落后等问题;社区居民方面认为红色旅游的发展对社区经济发展存在积极影响,但目前存在受益不均衡、参与有限、生态与人居环境受到负面影响等问题。从拓宽产品谱系、创新产品类型、塑造景区品牌、保障社区利益、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完善管理行为,将有益于红色旅游的持续发展。     

以社区发展为基础的旅游项目开发研究——以中国香格里拉四川片区为例

总体而言,基于中西方在旅游发展阶段、民主化进程、民间组织的发育程度以及土地所有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国内的社区参与旅游项目开发的利益点、主动性和程度是不同于西方的.目前,中国的旅游项目开发以旅游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社区居民在旅游项目开发中被边缘化.基于整体保护、持续发展等理念,本文将旅游项目的开发与旅游地区的社区发展相结合,探究景区项目与社区项目的互动关系,探讨政府、企业和社区各相关者参与旅游项目开发的具体对策.     

灾害移民社区冲突探析

以陕西省安康市X社区为例,从居民与居民、居民与社区建设主体以及社区建设主体自身之间三个层面的互动关系对移民社区冲突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从文化差异、法律法规、经济利益、社区资源、权益维护五个维度分析灾害移民社区冲突的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冲突的路径选择,以期为后期移民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自然风景区旅游开发中的群体性失落

人际和谐是人地和谐的前提。自然风景区旅游开发中的群体性失落,指自然风景区旅游开发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群体因利益预期没有得到较好满足而对自然风景区旅游开发有所不满、抱怨甚至冲突的不和谐现象。比较突出的失落现象有当地居民因生存利益受冲击而产生的家园性失落,政府因经济漏损而产生的政治性失落、旅游企业因竞争环境不佳而产生的发展性失落,旅游者因景观受损、景区混乱而产生的体验性失落。本质为人际利益失衡、利益失和的自然风景区旅游开发中的群体性失落,是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研究和解决的系统性问题。     

海南国际旅游岛A级旅游景区命名初探

海南55个A级旅游景区命名要素包括资源要素、形状特征、神话传说、历史名人、寓意美愿等15种类型。名称结构分为单一型、双重型、复合型3种类型。其命名方式突出了海南优势旅游资源,具有创新性,但同时也存在文化内涵不足、重合度较高等问题。景区名称应基于多元利益相关者视角,从旅游者、旅游开发商、当地社区居民、当地政府等多个利益相关主体的角度,进行权衡与协调,以满足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     

旅游景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经济型治理模式研究

公司治理结构为景区管理模式提供了参照模板,其中的利益相关者治理为景区管理主体多元化提供了直接的指导。旅游景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原则包括保护旅游景区所有者利益原则、保护旅游景区相关利益主体权利原则、信息公开化原则、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原则及社区参与原则。选择在旅游景区管理中实施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经济型治理模式,有利于旅游景区内部制衡和约束、有利于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形成有效保护,也有利于旅游区社会责任的实现。实现这一模式的途径包括界定旅游景区利益相关者、重构旅游景区内部治理结构、优化旅游景区管理外部环境。     

乡村社区参与旅游中的利益矛盾及协调对策

国内外实践经验表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乡村社区和居民的参与.文章首先对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进行总结,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从政府、乡村社区集体组织、社区居民、乡村旅游企业、乡村旅游者五个方面分别对其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及矛盾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协调对策.     

社区维权行动与社区工作的专业化

揭示居民与社区冲突事件的利益关联和组织居民进行维权活动是社区居民维权活动顺利开展的两个关键因素。社区维权行动往往因特定的社区冲突事件所引起。为此,有必要揭示社区维权行动与社区工作专业化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社区维权行动中社区工作者的角色及介入以及社区工作专业化的意义与途径等。     

对福建遗产旅游景区利益均衡发展的思考——以南靖土楼景区为例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念,注重参与主体增长的机会平等和利益共享,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从包容性增长视角入手,以南靖土楼为例分析福建遗产旅游景区中利益不均衡问题,分析南靖土楼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政府和开发商三大主体间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现象,并研究包容性增长理论对旅游均衡发展的指导价值,力求以包容性增长理念为指导,为旅游均衡发展提供路径选择,使遗产旅游成为推动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     

商品房小区居民参与的微观机制--对三个小区的实证研究

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动机是出于对自身当下利益的保护和通过参与获得更大利益的预期.对D街道商品房小区的研究发现,居民政治参与总体较弱且结构不均衡;经济参与较强,相当一部分居民有搭便车的心理.激励业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举措是建立"选择性激励"机制,奖勤罚懒;注意培养小区精英;培育社区共同利益;以社区为选区,遴选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发育社区公共空间,使社区自治组织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     

社区"共治"中的冲突与协调

推动社区自治、促进社会发育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运动的主流话语.但在实践中,持续向下延伸的行政权力、不断介入的市场力量和逐步生长的社会力量在社区空间相互交织,使得社区"共治"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基本状态.在共治格局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利益取向、权力位阶以及治理逻辑差异明显,政府的行政权、居民的自治权、市场主体的经营权之间的冲突十分常见.因此,建立各治理主体新的合作模式,即明晰三者的权力和职能边界、确立共同的内部规则体系、建立群体利益与社区共同利益的协调机制,是化解冲突,在共治状态下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基本路径.     

民族地区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机制的构建——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贫困人口如何在旅游发展中获益和增加发展机会是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社区参与式旅游开发是实现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贫困人口自身发展相协调的旅游扶贫模式.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发展为实例,分析旅游开发与消除贫困的互动关系,指出实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目的,应当努力构建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的长效机制,如贫困人口参与旅游规划决策咨询机制、旅游经营与利益分配机制、文化和生态保护机制、旅游教育与培训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