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赶考”精神中蕴含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及其显著优势

“赶考”精神是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精神密码，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作为执政党如何治国理政的深入思考和深刻的忧患意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思想来看，“赶考”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创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继承并不断深化了“赶考”精神这个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对比来看，“赶考”精神折射出中西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重要差异，进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显著优势。     

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中国哲学中，潜藏着一股“世界主义”思潮，既有打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有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也有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齐备于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发掘。从原有的哲学格局看，西方哲学的视野主体上还是“地球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基本上还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主。但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提供给人类一种伟大的智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不能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类之外；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就必须突破“地球中心论”，必须置身地球之外。换言之，不突破“地球中心论”，不突破“人类中心论”，恐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不解决物与物的关系问题，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打破各种“中心论”的一把利剑；它使中国哲学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更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     

谈语文课的“多元化”导入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导入”是语文课堂教学的“入门”环节，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采用“说”、“学”、“乐”、“画”、“物”的导人方法所“逗”出的“情”．它是学生萌发学习兴趣，启动内驱力的前提和基础。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若学生的“情”被“逗”开了，也就具备了跟课文“亲密接触”、“零距离感受”的条件。     

信天游“兴”简论

信天游“兴”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上句只借物以起兴，与下句歌意了不相关，但可从韵脚、语势上引起下文，这称为“起兴”，是信天游“兴”的初级形态，带有原始性；二是上句未全为比而借物取兴，与正义相关，这称为“比兴”，可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激起人们广泛的想象，标志着信天游“兴”的成熟，是信天游“兴”的富于艺术性的高级形态。信天游“兴”的发展，不是高级形态取代初级形态，而是同时并存，足见信天游“兴”的历史悠久，根深蒂固。近半个世纪来，陕北民歌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信天游“兴”的艺术表现手法却处于低谷，这警示我们，莫让信天游“兴”成为一种文化遗产束之高阁，而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     

随物宛转 与心徘徊——论文学创作中的“感物”

“感物”一方面注重自然景物，将景物视为作家创作的源泉与诱因；另一方面，又重视主体情感与客体景物的融会，讲究心物交应、物我同一。从“感”的原始义出发，萌生了传统的“天人感应”之说。进人中国古代音乐领域后，以心物感应为基础触发了艺术创作与审美思想；“物”有几种不同含义，体现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三个阶段。钟嵘、王夫之、叶燮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感物”揭示出的是中国古代以心物感应为基础的主客关系认识，显示出心物之间“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交融关系。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土家织锦“四十八钩”的文化创意——兼与“女阴”论者商榷

土家织锦“四十八钩”是土家姑娘以土家秉性为核心，以钩藤为素材，借婚俗为依托，祈福为目的，用几何图形由“八钩”逐步演化的艺术珍品。集中表现了土家族辩证地认识、处理天、地、人、神、物等万象的“必变”与“适变”间的对立统一，以求大发大旺的人生理念。它是土家的“太极图”，绝非“女阴崇拜”。     

中国梦视阈下的“四个全面”——基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三维思考

“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基于中国梦的视阈,可以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现实、未来纵向三大维度审视“四个全面”。从历史维度看,“四个全面”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的深刻总结;从现实维度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面临的问题,是“四个全面”提出的客观要求;从未来的维度看,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

教育者在教学中应该做到不仅要“授人以鱼”，而且要“授人以渔”，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更要“学会学习”，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质量。     

扣“意”绘“物”理“线”练“辞”

托物寓意类散文，借写某种“物”．通过展现其的精神内涵来表达作者的态度情感．这就把事理爱憎“物化”．把抽象道理形象、生动化，因而易于让人理解，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与教益，但这类散文必须紧扣所托之”物”与作者”意”之间的联系，以一条明晰的线索和精炼含蓄的语言把文字组织起来。     

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过程性、具体性的色彩，因而是辩证的、科学的“义”利”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一“义“利”观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理论，它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而成为我们的政策导向，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以及“两手都要硬”的行动方案中得到了升华。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我们依然需要得到这一理论的指导。     

“理”与“力”

针对学生上课迟到,不少老师都采取了“理”与“力”相结合的方案：在课堂上给同学讲道理,陈述迟到的弊处,禁止迟到的好处,进而推出：“不准迟到,迟到者罚站。”在具体操作中,对于迟到者当然要惩罚,严格执行规定,但同时对迟到者进行说服教育,并针对不同的情况在罚站的时间长短上有所不同。其实,我们经常挂在嘴边并不时与之打交道的法,也是“理”与“力”的结合。     

赖翩京：逢字必究“理”吗

字理识字是依据汉字的造字规律和理据进行识字教学，它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汉字的造字规律，教学中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否逢字必究“理”呢？     

对于"中立"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立”的观点和行动是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因为中立与折中主义相同。实际上，“中立”并不等于折中主义，有它存在的余地和一定的作用。人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中立”。当然，允许“中立”存在，不等于提倡“中立”，有的要坚持“中立”，也不等于要把“中立”绝对化。把“中立”当作折中主义而加以批判和彻底抛弃是不妥当的。     

“生活型社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呈现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中国新发展阶段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是，以内需为主“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扩大消费政策。针对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新发展阶段要向“消费社会”转型的观点，指出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具有两面性，发展到当代体现的是资本垄断逻辑，奉行的是“经济人”假说，遵从的是“物本”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道路为在西方“消费社会”模式之外创新“生活型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遵循。“生活型社会”将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良性运行从发展理念向实践形态转化提供操作平台，预示着人类社会发展将从“物”的最大化追求向人的生活幸福美好最大化的文明形态转型，并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美好生活的实现激发出新的社会动能。在“生活型社会”政策导向上强调，实施扩大消费政策要明确同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划清界限；重新审视和再建构“蛋糕”理论；防止无度资本追求把中等收入群体视为狩猎对象；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奉行包容性发展，从而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发展任务提供理论支持。     

经济危机姓“资”还是姓“社”？

现行的三种高中教材人教版和人民版都强调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且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而岳麓版则语焉不详。但同样是高中教材又讲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苏俄）或当前的中国也有经济危机。教材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应如何给学生加以解释，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来认识经济危机的问题？经过分析，本人认为经济危机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它姓“市场”。     

儿童读经之“经”与“读”的审视

近年来儿童“读经”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儿童“读经”的本质是一场经典文化的教育活动。在“经”的选择上，要关注文学的经典，在内容上要体现广博性、科学性和递进性；在“读”的问题上，不仅要关注儿童的兴趣，而且要处理好“阅”与“读”、“读”与“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