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化产业研究》栏目开栏寄语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热已经持续了若干年，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也随着文化热的持续升温而不断深化和提升。但是，即便如此，若是在几年前讲文化的重要性，讲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许多人仍然会感到难以理解。尤其是在唯GDP是瞻的浮躁社会心态影响下，许多人更“唯物”，更“现实”，更看重“经济”和经济的货币形式——金钱。而精神层面的文化，则通常被视为是所谓文化人的事情，是有钱人或有闲人高情雅趣的一种消遣或消费。     

浅谈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实践“目标教学”

本文提出将“目标教学”具体到每一堂课的尝试，旨在突破教学活动中教与学双方可能出现的被动和惰性。设置了具体而灵活的教学目标，教学活动中将会有更强的针对性，学生也更容易在每一个具体目标完成后有一种成就感     

文字学视角的印章考察及其在雕版印刷史上的意义——以敦煌文献为例

印章在我国古代人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它是一种凭证，有时甚至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从文字学角度讲，在古籍文献中单音词时代印章叫做“印”或“玺”等，其文字形体产生较早，说明“印章”这种事物的产生更早。从我国印刷史看，雕版印刷是印刷的早期形式，而印章则可以说是雕版印刷的萌芽，为雕版印刷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在印刷史上有其深远的意义。     

快读《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

“快读” ,非指阅读速度 ,而是说阅读快感。“快”乃“快意”之谓 ,是一种感受、一种心境。《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是马瑞芳教授新近面世的一部著作。全书四十七万两千余字 ,分为五编 :第一编 ,《聊斋》新论 ;第二编 ,《红楼》新论 ;第三编 ,从《聊斋》到《红楼》 ;第四编 ,《聊斋》个案析论 ;第五编 ,聊斋学、红学。书中并有插图一百零八幅。2 0 0 4年 10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与瑞芳相识 ,大约有二十年了 ,多数是在学术会议上碰面 ,聚散匆匆 ,偶有机缘同住一室 ,则往往化为闲“聊”之“斋” ,同入“红楼”之梦。在这长时期内…     

《天问》简帛释证

运用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取上世纪以来大量出土的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释证《天问》原文及王逸章句。主要研究有：一、字义的释证，如利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郭店楚简》释证出“昆仑悬圃，其尻安在”，一句中的“尻”应作“居”讲，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作“尾闾”讲；二、文献的相互印证，如利用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有关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内容，与《天问》中的有关内容相互印证；三、文义的释证，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引书》对“受寿永多，夫何久长”一句的释证。     

先秦编辑考

1 编辑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书籍的产生和发展。换言之,编辑是随书籍的产生而产生的。先秦时期,纸还没有发明,书籍的形式是简册,即把字刻或写在竹或木制的小条上,然后再用绳“编”结而成。“编辑”一词中的“编”即源于此。因古代的编辑们所接触的书是竹木为之的简册,而简册是须经刀削火烤才能形成的。所以,古代的编辑被称为“编削”。     

读王立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

王立教授新著《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列入“当代名家文库”面世了，这是国内主题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标志。该书由四编组成：“国别文学主题史接受编”、“国别文学主题母题个案研究编”、“文学母题跨文化溯源比较编”、“主题学思想及主题学研究史总结编”。之所以以这最后一编命名，是因为这一编，在作者的主题学研究中，占有一个新起点、新高度的突出地位，即从个别性的母题追索，上升为一种理论方法的提升概括，并且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提炼主题学的思路，很有启发意义。     

高校大学生开学首堂课教学的实践策略——以“工程学导论”课程为例

高校教师的首要任务是立德树人，而课堂教学是教师教书育人的主阵地。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上好开学首堂课意义重大。围绕“如何才能激发开学首堂课的积极效应”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讨论。首先，强调开学首堂课对高校师生的重要意义；随后，就开学首堂课的现状指出其意义被忽视、内容形式化，师生缺乏互动等不足之处；然后，结合“工程学导论”教学案例提出了开学首堂课的五点改进策略。     

“凡是”与“所有”之比较

“凡是”与“所有”语义上通常认为没有任何区别,其实二者并不相同。从句法位置上看,“凡是”只能出现在句首,“所有”则能出现在句子的多个位置;从语义上看,“凡是”并没有“所有”的意义,而是句式赋予的;从词性上来看,“凡是”是连词,“所有”则是形容词。“所有”侧重于断定一种现实情况,而“凡是”侧重在断定一种条件联系,更接近于“只要是”的意思,甚至包含有一种轻微的假设意味。     

勒尼——一种未知的古代藏缅语

１２世纪末期的西夏存在过一种至今不为人知的“勒尼语”。这种语言与现代藏缅语族的珞巴语和语有些相似，而不同于人们通常说的“番语”（西夏语）。勒尼语的详情和讲这种语言的民族的面貌目前还难以考定，由此可以引发有关语言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一系列思考     

普遍性与相互性——论康德的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分野

康德的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伦理学之间的真正区分 ,既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利益”上的差异 ,因为康德道德哲学也讲利益的问题 ;也不是通常所谓的“动机—结果”上的差异 ,因为功利主义的行为也有动机的问题。二者的真正差异在于方法论方面。康德为了全面贯彻其先验的方法而在道德领域中强调法则的普遍性 ,而功利主义则“社会利益总量的增加”的原则下 ,立足于个体的立场 ,关注个体间的相互性问题。     

虐杀畜生，岂是人道？

在中国，“编”对一个人太重要了。有了“编”就可以衣食无忧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现象，从而导致了另一种现象：超编。超编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某某单位超编也是司空见惯的。今天我就说说我们单位的情况。     

情理交融:思想品德课教学成功之关键

在高校思想品德课教学中，存在着这样两种现象：一是“轰轰烈烈”的课堂气氛，使学生情绪激昂，而课后反思却所获无几；二是教师自认为很有理论水平的一堂课，学生却“不买帐”。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笔者认为根源之一就在于：教学过程中师生各自及彼此的情与理割裂或对...     

宋代全国性综合编敕纂修考

宋代全国性综合编敕计有《建隆编敕》至《重修淳敕令格式》１９部，加上内容重复的三部条法事类，宋代实际行用过的编敕则有２２部，这些编敕至迟在宋仁宗天圣编敕时已在编敕所进行，并形成一套制度，体例上从依照《刑统》的体例编修到按敕、令、格、式的分类编修。南宋孝宗时出现“条法事类”。附加项目的增多也表明了其体例的变化，其取材基本上是一定时期的“宣敕”，前一编敕可行用者，徽宗时的御笔、手诏，南宋时的指挥亦成了编敕取材的对象     

宝卷在《金瓶梅》中

宝卷是从唐代的“俗讲”、宋代的“说经”发展而成的一种说唱艺术样式。“俗讲”相对“僧讲”。同属变文,均为寺院里的和尚沿袭佛经的有散文有偈颂即散韵合体,向听众弘扬佛法、宣传佛义所用。宋初禁止在庙宇“讲唱经文”,敷演故事、从事“俗讲”的和尚们,便和讲唱“小说”“讲史”“诸宫调”的职业艺人并驾齐驱,转入瓦肆“说诨经”,“说参请”。迨至明清,佛道盛行,秘密教会兴起。由之变相的宝卷也风靡一时。它的形式与变文无殊,而题材却有由佛道故事向民间传说扩展的趋势,讲唱的场所由市井深入到乡村居室,宣讲宝卷也逐渐从布道劝善演进为民间说唱,宝卷则成了宣卷的脚本,流传于后世。     

苏商团体的类型、特色与演变

明清苏州商人团体在组织方式上具有不同特色，并呈现一个长期演变趋势，大体可区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的逐渐过渡：纲审行役制一会馆、公所制一商会制。不同类型商人团体具有不同主要特色：编审行役制为一种“强制编册组炽”，会馆、公所制为一种“立案公产组织”，商会制则为一种“依法注册组织”。 明初沿宋元以来财政传统，将工商业者强制登录册籍，以应政府和买、和雇所需的商品与劳务，这即是“编审行役制”的主要特征。 在雍正、乾隆年间，作为“强制编册组织”的“编审行役制”商人团体，已经逐渐淡出苏州地区。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会…     

“巾”释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巾”字,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唐诗选》解释为“袖巾”;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的《唐诗选》则解释成“衣巾”。 “袖巾”应有两种理解:一是“袖”上的“巾”;一是“袖”里的“巾”。“袖”上的“巾”,那就是所谓的“广袖长巾”了。古代服装的“广袖”是有的。《韩非·五     

不愁明月尽 自有夜珠来——现代散文结尾艺术谈片

“一篇全在尾句。”(姜夔《白石诗说》)可见结尾的巧拙直接关系到文章质量的优劣、价值的高低。 怎样的结尾才好呢?刘体仁说:“词起结最难,而结尤难于起,须结得有‘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之妙乃得。”(《七颂堂词绎》)银河高悬,夜空如碧,明月隐隐尽,夜珠姗姗来,扑朔迷离,情态万千,倒有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奇境佳趣。 这里讲的是填词。我以为,散文的结尾也未尝不是这样。 大凡散文结尾,不外景结、意结两种。 以景结尾,作者往往在篇末或粗笔勾勒、或工笔细描,绘出一幅形象生动的画面,溶情入景,借景抒情,含蓄蕴藉地显现文章的立意主旨,让读者在掩卷之余产生美的遐想和新的意念的追求。     

小学生编写童话故事训练探微

“编童话故事”是训练学生思维的一种方式。最近几年来．我国不少地方举办“童话故事”创作大赛，“编童话故事”征文比赛。新教材也安排了这方面作文训练．学生非常喜欢“编童话故事”这种作文训练形式。为借鉴和改进“编童话故事”作文，激发学生写作欲望，近两年来．我进行了小学生“编童话故事”作文训练的探索，下面谈谈我的粗浅认识和主要做法．供大家参考。     

“仁”“礼”关系探析

“仁”和“礼”到底谁高,这是孔子思想中一个久有争论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争论总是伴随着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想把孔子向上抬一抬的人就大讲其“仁”,以“仁”为孔子思想之核心;想把孔子往下压一压的人则大讲其“礼”,把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归结为“礼”。“仁”和“礼”好象成了抬高和压低孔子的依据,这是极不应该的。我认为:“仁”与“礼”就其实质而言不存在谁统摄谁的问题。“仁”是属于孔子伦理学的范畴,而“礼”在通常情况下则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我们知道,处在不同学科中的两个概念是不能比较谁高谁低的。然而“礼”在有些时候又同“仁”一样作为一伦理范畴出现,这就是“礼”作为外在的强制又可以化为内在的自觉,从而影响、控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