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东山“谢安墓”为谢玄墓辨

在上虞县的西南,上浦乡曹娥江东岸的东山上,有一座“谢安墓”,一个园形土堆,面南立有一块高2.35米,宽0.47米的墓碑,上镌“晋太傅谢公墓”六个楷书大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人对它深信不疑,认为“谢安始葬于建康(今南京)梅岭岗,后其裔孙迁葬上虞东山。”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与文献记载不合,实有辨析的必要。谢安是东晋杰出的政治家,关于他的生平,《晋书》有传,他官至使持节侍中、中书监、大都督杨荆等十五州诸军事、卫将军、太保等、死于东晋太元十年(385年)八月,“时年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西夏法典

公元1909年,俄国探险队队长柯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即哈拉浩特,又称黑水城)发掘大批西夏文物,其中文献部分现藏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据戈尔巴切娃和克恰诺夫教授编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①一书载:这批西夏文献共登记出8000多号,已考定属世俗著作约60多种,佛经约370种。世俗著作除了已发表的西夏词书《文海》②《同音》⑧和《番汉合时掌中珠》④等重要文献外,西夏法典是这批文献中弥足珍贵的了。     

职官制度学养与出土文献整理 ——-以新出土唐、宋两方墓志释读为例

新近出土的唐、宋两方墓志《唐赵励墓志》、《宋故尚书刑部侍郎解公墓志铭》的释文在涉及 唐、宋官制方面有一些误读和不足,诸如对墓主和墓志起草人的官衔不予标点,将宋代本官阶和职事官混 为一谈,将唐代职官术语视为官名,未能区别唐、宋职官正称与别名之异等等,致读者对墓主的一生仕履 稀里糊涂,直接影响对出土文献的正确利用。年轻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应加强官制学养,提高释读新出土 文献的水平。     

新见《大周故魏州昌乐县令韦君(傑)墓志铭并序》考论——以贞观十七年齐王李祐谋反案为中心

金石文献尤其是出土墓志的学术价值,逐渐受到文史学界的重视,其不仅对于历史事件的内情常有所揭橥,而且对于文学活动与创作之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语境.《韦傑墓志》正是近年新见的此类墓志.韦傑系出京兆韦氏郿城公房,由墓志所记之父祖官职可知其家族发展文武兼备、由武渐文的特点与趋尚.作为齐王李祐的侍读,韦傑是贞观十七年谋反案的坚定反...     

河南洛阳新出豆卢轨墓志研究

《唐故蜀州司户豆卢府君墓志》系河南洛阳新出唐墓志之一,墓主豆卢轨,字钦文,系北朝至隋唐间鲜卑望族豆卢家族成员。出于各种原因,豆卢钦文并不见于史传记载。墓志的出土发现,不仅对豆卢家族的世系有非常重要之补正作用,其中涉及的诸多问题也为我们探讨家族迁徙发展与政治局势演变间之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线索。     

潘岳家世三考

潘岳父讳，《晋书》作“潘芘”,《水经注》作“潘茈”。据古人取名之习，《晋书》所载当是。潘岳母族，《晋书》未载，据潘岳所作《悲邢生辞》和后人所作《邢峦墓志》《邢伟墓志》可考为曹魏河间邢氏。潘岳与王堪的关系，学界多以为姨表亲，其实当为姑表亲，且王为兄、潘为弟。潘岳与阮赡的关系，学界多以为潘岳为阮赡妻兄，其实亦为姑表亲，且潘为兄、阮为弟。     

唐刘干夫妻墓志考略

洛阳出土晚唐刘干墓志记载了志主的家世生平、科第宦历及其著述等情况。刘干曾于大中年间修订《切韵》12卷及《通纂》、《通例》共10卷,可为研究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之阙提供原始文献线索。其妻太原王氏墓志为当世仅见刘干之著述。     

“日本”国号东亚登场时间考——对中国实物资料及中日文献的比较

国内发现的记载有日本国号的最早实物资料为《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早于记载日本国号的《井真成墓志》二十一年。《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所载日本遣唐使赴唐朝贡之事与中日两国的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日本国号诞生于八世纪初,而非七世纪六七十年代。     

曾国之谜试探

近十多年来,在河南、湖北间的南阳盆地南部和湖北枣阳、随县一带的随枣走廊,陆续出土不少曾国铜器和其他文物,特别是1977年随县西北郊发现的战国初期曾侯大墓,所出文物之丰富和精美是空前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但是,这个春秋、战国时代的曾国,文献上不见记载,因此它成为一个谜。李学勤同志曾发表《曾国之谜》一文(《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文物与考古》副刊92期),试图解开这个谜,推定铜器铭文上的曾国,就是文献记载上的随图。接着石泉同志又发表《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一文(《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表示赞同李的意见。最近,李学勤同志又发表《论汉     

"王右军"考论--王羲之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

东晋书圣王羲之,世称“王右军”。但王右军之“右军”,文献记载不一。一云“右军将军”,一云“右将军”,今多从《晋书》作“右军将军”。通过分析唐修《晋书》以前各类文献对王羲之官职的记载,结合东晋的品秩,纵观王羲之一生仕历,认为王羲之任的是“右将军”而不是“右军将军”,右将军会稽内史也不同于一般的郡守。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

关于伊斯兰教开始传八中国的时间,史学界多据正史(《旧唐书》、《新唐书》,《通典》等)记载“大食国始遣使朝贡”等史实定为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六五一年)。但是,“使节的来华,不等于伊斯兰教的传入”,伊斯兰传教士可以先于正使来华。所以,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似应定在最早的穆斯林来华居留和进行传教活动的年份。史籍记载穆斯林来华传教的时间有早至隋开皇中(公元五八一至六○○年)的,还有唐高祖武德年间说和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说。这些记载都不可信。因为穆罕默德公元六一     

《兰亭序帖》祖本面目初探

《兰亭序》写成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墨迹长期秘而不出.唐太宗在贞观十三年(639年)购求二王书翰,"四方妙迹,靡不毕至"(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唯独未见《兰亭序》,"营于寤寐",乃有遣萧翼向收藏者辩才老僧赚取之说(何延之《兰亭记》).大约在贞观十四、五年间获得了这一稀世之珍.唐太宗将《兰亭序》帖收入府内以后,曾命弘文馆榻书人冯承素、汤普彻等人临写若     

贞珉可珍——从《黄震墓志》补正《宋史》与《宋元学案》之误

黄震,字东发,是南宋末年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著有《古今纪要》、《黄氏日抄》等。《宋史·儒林传》有传,《宋元学案》有《东发学案》,但以上二书对黄震生平的记载都比较简略。近年在黄震的故乡——浙江省慈溪县发现他的墓志,对于考订他的生平,甚有裨助,现将墓志全文抄录如下:     

新见北齐《贾进墓志》考释

2008年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北齐《贾进墓志》,记载了墓主的籍贯、先祖、仕履、性情和卒葬地等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墓志的整理和分析,我们发现,墓志中存在不少疑难问题,如冒袭先祖以抬高身世;＂尔朱雕阳王＂史无记载,可能有误;贾进官职从＂郎中令＂跃升＂车骑大将军＂,可能不实。     

“《大周处士郭君墓志铭》的文化价值”商榷

《中原文物》2013年第2期发表的刘珊《〈大周处士郭君墓志铭〉的文化价值》一文公布了墓志新材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整理和研究。文章的文献研究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墓志铭文释读有不少错误,二是其文化阐释有任意发挥之嫌。     

《隋韩舒之墓志》考释

《隋韩舒之墓志》,2011年出土。本文首先过录墓志的内容,再进一步对墓主韩舒之的家世和生平进行考证。据墓志,韩舒之的祖、父都是周、隋时普通的中层官吏,其父还长期在边远、荒寒的廓州任职。但这反而磨练、砥砺了韩舒之从军的素质。韩舒之参与了平北齐、平尉迟迥等重大战役,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升任大都督。在不断的征战中,韩舒之为自己争取了更广阔的上升空间。这也足见出战乱年代一个士人的际遇。一定程度上,士庶天隔并非僵化。这不妨视为那一时代一位普通士人上升的一个缩影。     

《施耐庵墓志》考索

问题的提起在对《水浒》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的争议中,歧议最大的是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以下简称《墓志》)。何心、戴不凡、刘世德等先生指《墓志》为伪作,并否     

洛阳新出唐《樊骧墓志》及相关问题考释

洛阳新出唐《樊骧墓志》,详细记载了志主生卒、籍贯、科弟、历官、交游等情况,可补《全唐诗》诗人生平不详之遗憾。志文中樊骧及第事,涉及到长庆至会昌间科举士庶之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法显与《法显传》

<正> 古代山西省地理学家法显(约337——422年),冒着生命危险,跋涉于人迹罕见的沙漠和高山地区,从今新疆帕米尔进入印度,在印度十三年,足迹遍南亚,最后从海道回国,撰写著名的《法显传》(《佛国纪》)一书,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实地考察的外国地理专著。本文拟对法显和《法显传》作一点介绍。由唐太宗领衔主修的《晋书》不为法显立传,这是《晋书》的缺陷。但历来佛学书中为他立传的甚多,如南朝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传》卷十五,南朝梁慧皎的《高僧传》卷三,唐智升的《开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