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的海防体系与广东海盗

有清一代,广东盗匪不断出现,嘉庆皇帝在位其间,便有天地会、黎民起义和海盗等。本文对这时期的广东海盗与广东海防体系作初步的考察,指出这一时期广东海防体系中以“三路设防,重在东路”的局面与该时期的海盗活动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张保仔海盗集团投诚原因新探

嘉庆年间,活跃于珠江口一带的张保仔海盗集团最终在香山县为清政府招安。香山之所以能够成为朝廷剿抚海盗的主要力量,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广东海防中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清政府此时加强前山寨驻军,既为有效管治居澳葡人,也为动用澳门葡人的武装力量,以夷制盗。而名义上已归化中国的澳葡为巩固自己的既得权益,也不遗余力地协助中国政府军队。以前山寨驻防为中心的海防力量在剿抚张保仔海盗集团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从明清东南海防体系发展看防务重心南移

继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之后，由于沿海客观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明代统治者开始在东南沿海建立海防体系，沿海设水寨、卫所、城堡三重防线。这是海防史上首次在沿海布下责任、分工明确的长期防御线。这是防务重心南移的开始。在明代海防基础上，清代东南海防进一步加强。水师营制更为完备，防守汛地也更为明确。逐步完成了防务重心的南移。从明代东南沿海抗御西方殖民者、平息倭患，到清前期统一台湾、平定海盗，维护沿海社会稳定的效果看，明清时期构筑东南海防体系的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明清时期红夷大炮的兴衰与两朝西洋火器发展比较

徐光启是明末最早提倡引进红夷大炮以对后金八旗军作战的先驱之一。他在红夷大炮的引进和仿制、火器营的编练等方面劳神费思,最终却因河北吴桥兵变的恶果,使红夷大炮成为清军逐鹿中原的强大杠杆。这是明清双方新旧力量的角逐,西洋火器的推广受到传统社会制度、军事制度的制约和早期西洋火器的自身缺陷等因素所造成的。在徐光启辞世后的200多年间,红夷大炮从质上讲无大的发展。其原因显然是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封建制度及观念的惯性对火器变革的阻碍作用、中国火器理论在明清两朝发展的滞后、封建统治者对火器长期持夜郎自大的心态等。     

陈绍宽海防思想简论

陈绍宽的海防思想是在一战结束后中国海防与海军现状令人堪忧的形势下产生的。海权观构成了其海防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海防思想与孙中山的海防思想一脉相承,并将孙中山提出的海军建设计划部分付诸实施,堪称孙中山海防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和执行者。     

论中国传统海防起源问题

基于海权意识的有无,可以把中国海防分为传统海防和近现代海防,研究海防起源问题,其实就是如何看待传统海防问题。中国作为典型的濒海大陆农耕型国家,海防并不是随着中国境内政权的产生而产生的。从海防行为的发生地点(沿海陆岸/海岛/近海)、实施主体(官方海上武装力量)、时代背景与周边关系等三个要素出发,对明代以前传统海防起源问题进行综合考察,可以确定,把传统中国海防起源界定在宋元时代较为适宜。中国传统海防起源呈现出间歇性、渐进性、局部地区优先的特点。     

论中国面临的海盗问题及海盗罪国内立法的必要性

本文着重探讨中国通过立法加强对国际海盗犯罪打击的必要性。文章指出了中国面临的海盗威胁,事实上,我国远洋运输日益成为海盗攻击目标,以海盗为首的海上犯罪对我国海上通道安全威胁的严重性已日益显露,海盗已经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如何通过法律打击海盗,保护我国远洋安全已迫在眉睫。立法方面,虽然我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应该承担公约规定的相应义务,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对海盗罪未有明确规定,导致实践适用过程中有着重重困难。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我们认为,将海盗罪在国内立法中加以明确化是必要的。具体而言,我国可以采用刑法中设立海盗罪的立法模式,明确海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从而解决这一司法难题。中国应认真考虑,逐步规范审理海盗案件的司法程序,整合现有打击力量,以有效打击海盗犯罪。     

红衣大炮闯关东

红衣炮,原名红夷炮,由荷兰输入我国。明人呼西人曰红毛夷,故名炮谓红夷炮。清代入主中原,讳夷字,官书多改为衣,名红衣炮。万历二十九年(1601)荷兰人来互市,携来巨炮。炮的身长二丈有余,重者至三千斤。发之,可洞裂石城,声震数十里。明清萨尔浒之战(万历47),明方失利。朝议,成以购置西炮,讲求仿制为急务。天启六年二月,明制成巨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     

论明代抗倭援朝战争时期的山东海防

明代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时期,山东海疆形势严峻,海防地位凸显。面对严重的海疆危机,朝廷官员积极献言献策,提出了颇有见地和富有价值的筹海理论,以优化海防布局,完善海防体系,强大海防实力,确保海疆的长治久安。明廷和山东地方政府也积极筹划,建设海防。经过一番努力,山东海防得到了重建和增强,出现了诸多新的变化,为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东北亚地区秩序的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山东海防的这段史事,为我们今天"海洋强国"梦的实现提供了一些有益借鉴。     

嘉庆时期的浙江海盗与政府对策

嘉庆年间,在各种因素的促动下,东南沿海零星的海盗逐渐结成了有组织的海盗大帮,小打小闹的海上抢劫演变为海盗与清军水师的直接冲突,海盗活动不断升级,由地方性事件发展成威胁清廷权威的东南海患。作为边缘群体,海盗的滋生与水上世界的生活节律是一致的。海盗的滋生,一方面是特殊的生态环境下群体生存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则是地域社会对外部变动回应和互动的结果。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浅论电视艺术学的学科定位

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电视艺术活动,由此决定基本研究课题是电视艺术创作论、电视艺术接受论、电视艺术文本研究、电视艺术的源泉与影响问题。电视艺术学是电视研究与艺术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它本身又包括电视艺术理论、电视艺术批评、电视艺术史、电视艺术理论史和电视艺术批评史等五个更小的下位学科。     

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内在要求与优化路径

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发展变化的今天,面对风险和挑战,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应对法宝;要从信仰、思想、组织、作风方面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坚持从严治党。     

中国企业走出危机管理误区的对策思考

对危机管理的认识误区是导致许多企业危机管理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危机管理能力的低下已成为 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阻力。危机管理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提高危机管理能力是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危机管理的制度化、科学化与法制化是中国企业走出危机管理误区的主要策略。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为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积极探索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主要是:提高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这一治国基本方略的认识;坚持和促进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实践;从严治党,发挥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积极借鉴并及时总结中外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历史和现实经验。     

主题先行:文革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构思局限

文革时期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在构思上存在着主题先行的历史局限,这一局限导致此类作品的主题和情节出现大面积重复和雷同。文革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构思局限性所带来的不是文革文艺设计者所期待的振奋和昂扬的接受状态,而是一种被动、疲惫的审美状态。     

完整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内涵

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两大相互依存的思想解放取向:一是"对传统求解放";二是"对西方求解放".但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这场新文化运动对国人思想的解放,而"对西方求解放"则关注甚少,忽视了这一点,对于"五四"思想解放的理解则是不全面的.从总体上看,国人"对西方求解放"的新构想,主要呈现两种范式:一是呼吁打破对西方的盲从,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二是服膺马克思主义和转而"以俄为师".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其展开的历史过程中,正是"对传统求解放"与"对西方求解放"这二者之间的张力与博击,构成了不断推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发展的内驱力.在今天,理性地保持二者之间的此种张力与博击,仍为促进国人思想解放和永葆思想活力所必需.     

北宋雅俗交融背景下笔记特征论略

北宋社会处在“雅”“俗”两种文化比并交锋的发展阶段,这种精神文化层面的变革给笔记在北宋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笔记文体一方面与儒家礼教的宣传相合,记载了大量军国政要大事,另一方面又增添了许多谐谑趣闻和政治笑话,颇富世俗意味。这种“雅俗平衡”的叙事策略使笔记文体在北宋得以成熟繁盛,并成为后世笔记文体的范本。     

唐代舞蹈诗中的舞姬形象探析--兼论唐人的女性审美取向

唐代舞蹈诗中的舞姬包括后宫善舞的妃嫔、士人家中的舞女姬妾以及从事歌舞表演的宫妓、营妓与市井乐妓。大多数舞蹈诗描写的舞姬，或是风情万种的尤物，或是地位卑贱的玩物，或是致祸夺宠的妖姬，或是令人同情的苦命女。此外，还有少数舞蹈诗塑造了天真欢乐的少女形象和技艺高超的艺术家形象。舞姬是唐代女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唐代女性的一种生活状态。从舞蹈诗对舞姬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唐人喜好纤柔细弱、欣赏风情愁怨的女性审美好尚。     

同盟会分化与"南北议和"--评孙中山"以和平收革命之功"

辛亥革命的发展,敌我斗争出现了新的格局,为此孙中山在不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并以其为基础进行了"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种种努力,但因不合中国革命实际而终成泡影.历史实践证明,武装革命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也说明历史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有时会向后作巨大的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