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颂诗再评价

《诗经》中有40首颂诗,其中的农事诗因为反映了西周初年社会生产情况应予以肯定,其他大多数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作品则不可取,而且颂诗在艺术上也比较枯燥——这是建国以来《诗经》研究者的共同看法.重读颂诗,我觉得对颂诗有重新评价的必要.     

《诗经·国风》中情礼冲突之再评价

“礼”历来被认为是压抑和禁锢个性的工具 ,遭到猛烈抨击 ,而对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进步作用人们往往视而不见 ;“礼”的形成和存在 ,实际是出于对群体利益的关照 ,情礼冲突的实质是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和自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有限性的矛盾 ,是社会的整体进步和个体利益必要舍弃之间的“二律背反”。从这一角度说 ,“礼”的价值值得再思考 ,情礼冲突的实质可以再评价。     

胡适《诗经》研究再评价——与夏传才先生商榷

２０世纪后半叶，学术研究史开始兴起，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出版于１９８２年，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部《诗经》研究史著作，在《诗经》研究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本文仅就夏著中对胡适的某些评价与夏先生商榷，以期对胡适的《诗经》研究进行重新评价，并对胡适在这一方面的学术地位作出新的定位。     

江有诰《诗经韵读》与王力《诗经韵读》再比较

江有诰《诗经韵读》和王力《诗经韵读》在韵字归部和异文处理方面均有差异。两部《诗经韵读》对个别篇章用字的认识不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江有诰对某些韵字的归部错误,王力在其《诗经韵读》中纠正了江氏的错误。但同时发现,王力对个别韵字的归部值得商榷,而江氏的归部有可取之处。     

从“舞乐”到“歌乐” ——论《诗经》颂诗的演变

《诗经》中有三组颂诗,曰《周颂》《商颂》《鲁颂》。三《颂》虽同为庙堂祭祀之乐,而辞风却异,简言之,《周颂》简略古拙,《商颂》《鲁颂》词繁夸侈。造成三《颂》辞风差别的原因在于祭祀中的主导表意方式的变化,即《周颂》承袭了远古祭祀方式,以舞娱神,是谓舞乐;而商、鲁二《颂》受礼乐文化较深,借歌表意,是谓歌乐;以舞娱神,则歌诗非其所重,其辞必简;借歌表意,需长歌方能尽其情,其词必繁。从《周颂》到《商颂》《鲁颂》,体现了《诗经》颂诗的演变。     

《字汇》再评价

自我国第一部汉字学史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汉字学史以及相邻学科的有关专著都极为推重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把它当作部首笔画编纂法的创制之作。在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有一个方法是基本的,那就是在充分占有材料基础上的联系分析法,笔者注重文献资料的系统搜寻与比照研究,得到新的发现,真正部首编纂法的创制之作不是《字汇》,而是明代都俞的《类纂古文字考》。本文因此叙论部首笔画法的形成与发展,重新对《字汇》给出合乎客观的评价。     

《隆中对》再评价

《隆中对》多被后人用来歌颂其成功之处,但往往忽略了它的几个致命缺陷：荆州、益州的相对隔绝无法做到“跨有荆益”;孙权的东吴集团对荆州有强烈的领土要求,蜀汉既要取得荆州又与孙权和平共处,显然不可能;荆州本来即是一个四面用兵的地方,要在荆州建立北伐曹魏的根据地,比较勉强;蜀汉本来就相对弱小,而诸葛亮却要从益州、荆州两路北伐,分散兵力,不集中力量进攻。因此,可谓成也隆中对,败也隆中对。     

《诗经》中“维”字再考察

<诗经>中的"维"字除几处作动词外, 均作助词, 包括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这种助词用法与"维"字在句中的分布有关."维"字居句首, 结构上表提引, 语气上表限定; 居句中, 结构上表确认, 语气上表强调.同时,"维"字在表限定或强调语气时, 如具有排他性含义, 则形成了仅独语气.     

《诗经·关雎》篇主旨再认识

作为《诗经》之首的《关雎》篇,历来为治《诗》者所重视.封建时代均解说其主旨为赞美“后妃之德”,但这一解说在现代颇遭非难.认为其系封建道德说教,故多不采信.本文从考察周初进一步强化父权制,扫荡母权制遗风,以建立嫡长子继承为核心内容的宗法制度入手,结合历来对《关雎》文本训释的辨析,认为美“后妃之德”实为《关雎》篇主旨之正解,它深刻反映了殷周交替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诗集之一.它原名为《诗》,或称《诗三百》.汉代尊之为经,现在不过是沿袭旧称,作为书名而已.它的编集成册,大约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的故事,他所听到乐工演奏的诗歌次序和现行本的《诗经》编排次序大致相同,只是《豳风》、《秦风》是在《魏风》、《唐风》、《陈风》的前面.而“自郐以下无讥焉,”可能是他认为《郐风》、《曹风》没有评论的必要,但《郐风》、《曹风》该也在编册之内的.     

《诗经》浅说

大约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诞生了。在我国文学史上,《诗经》是第一座巍峨壮丽的诗坛高峰;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它也是不可多得的瑰丽珍品。批判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和丰富的艺术营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方玉润的《诗经》研究及评价

方玉润以文学范式来解诗.一方面,他构建了"大诗学"理论体系解读诗歌内容,具体则通过全篇合读的总览法、知人论世理论,结合诗句结构、诗的语气和诗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来分析诗歌等多种方法来实现其解诗的目标.另一方面,他从文学角度鉴赏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还原诗作的真实面貌,挑战了传统<诗经>研究重视政治教化而轻视艺术鉴赏批评的模式.     

《红楼梦》与《诗经》

本文先根据《红楼梦》中主要人物对待《诗经》的不同态度简要分析了《红楼梦》作者的诗经观 ,又通过《红楼梦》中随处可见的对《诗经》字句和意境的化用 ,来说明前者对后者的创造性运用 ,从而体现两者形体语料和理路气脉的相通之处。     

从《诗经》文献看《诗经》学的发展

《诗经》文本编辑之初即伴随着目录学的研究方法,“目”与“录”的结合。至孔子以《诗》教授弟子,则综合运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诸种方法,如搜集校对(文本、音律)、论定编次、发明文义、语言雅化、理论总结等,经学的、文献学的、文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比较全备。根据历代《诗经》著述体式的产生与演变及其所反映的研究风尚,我们将历代《诗经》著述与研究粗略地分为三期：汉代的原生期,三国至隋唐的守成期,宋及宋后的新变期。     

论俄国伊·普宁的颂诗《人》和《上帝》

本文主要通过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初俄国启蒙主义文学流派的著名诗人伊·普宁的两首颂诗《人》与《上帝》，阐发他的启蒙主义思想及蕴含的自然神论哲学思想。     

《诗经》的双宾语

《诗经》和后代的诗歌有一点不同,它中间写到大量上天赐福、天子诸侯封赏的事情,用了很多双宾语句,其中有些由于诗歌体裁的限制,在用词和构造上与先秦散文不同。有些话语散文中照例是不用双宾语表达的,而《诗经》为求句子凝缩,改用双宾语。加之诗歌多一意化为三叠,为了避免文字重复,分别换用意思相关的动词,固而一些散文中不带双宾语的动词,出现在《诗经》双宾语中。散文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位置是固定的,但诗歌出于押韵或修辞的要求,可以将两者位置颠倒。《诗经》内部《国风》和《雅》《颂》的双宾语也有区别。《国风》中几乎没有天降福祉、贵族赏赐之类的情况,而代之的男女赠送礼物传达情意,则又主要以其他句型表现,所以双宾语很少。     

《诗经》复沓浅议

除赋、比、兴手法之外,《诗经》的另一艺术特色是复沓的章法和灵活的句式。所谓复沓,就是指一首诗由若干章构成,而章与章之间字句基本相同,只对应地变换少数字词,反复地咏唱。这是因为《诗经》中的诗歌大都产生于劳动,此唱彼和;或者出于男女情歌,男衔女接的对唱,自然地形成了联章复迭的形式。这种艺术效果,给《诗经》带来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大体可归纳为如下几种情形: (一)诗中每章的首句、第二句重复。如《葛覃》(周南),《采芑》(小雅);     

《诗经》中的亲情

传统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亲情的社会,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很多作品表现了亲情的内容,如父母之情、同胞之情.古人已经认识到了亲情的重要价值,认识到了家庭和睦对社会发展、和谐不可或缺的作用.探讨<诗经>中的"亲情"问题,对我们当下的和谐社会建设无疑是有意义的.     

《诗经》复音词探究

《诗经》里丰富的复音词反映了汉语复音化初始时期的特点，从复音词的组成和构成等方面的特点出发，进行研究，并把《诗经》的复音词与现代复音词相比较，反映出汉语复音化发展的特点。     

《诗经》比喻研究

比喻的成功动用是<诗经>语言艺术的集中体现.这种成功运用表现在比喻运用极为广泛、比喻的形成多种多样.这些众多比喻之所以能作为一种突出的修辞手法或表现方法被作者所运用,我们不能仅仅从比喻的审美功能这一层面上去理解,而应该从比喻的生成机制这一更深的层次去解释.可以断言,<诗经>中的比喻不但和当时的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密切相关,而且与宗教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