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以导欲:走向真实的理欲关系--王船山论理欲关系的原初形态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论题.在宋明儒学中,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性主义传统.但是,在王船山看来,这样一个传统,乃建立在对理欲之间的真实关联的错误理解上.必须进一步探索理欲之间的原初的、真实的关联形式.而理欲关系的原初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性的功能不是对于欲求的主宰与抑制,而是对之的引导与燮理;(2)理性的引导功能不能被理解为宋明哲学传统所规定的治疗;(3)感性不是理性的价值承载,而其自身就是作为价值而存在的.王船山把对于理欲关系的批判上升为文化的批判,进一步触及了宋明哲学"存天理、去人欲"传统的文化根源,它本质上起源于一种衰微的、阴性的时代意识.     

戴震的理欲观

戴震的理欲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反程朱理学的理欲对立说,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欲观——理欲统一观。 戴震认为,理是人们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一种必然之则。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要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     

再辩理欲--关于理欲关系的哲学新思考

在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圣哲先贤们已对理欲间的关系与作用有着独到见解与精辟分析。关于理欲的各种学说如百家争鸣；关于理欲的各门学派也“各领风骚”。他们中有关于欲的，如纵欲说，无欲说，禁欲说，寡欲说等；也有涉及理的，如存理去欲说，理存于欲说等。及今，经过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与价值观念嬗变的洗礼，人们对理欲问题的思考似乎又陷入了新一轮的迷惘与困惑之中。有必要对理欲间的关系与作用给以重新定位：要以理为指导，用理来规范、指引、提升欲之诉求；以欲为基本，用欲来补充、发展、促进理之升华；找到二者积极作用的最佳契合点，以实现二者良性作用的最大化，达至“共赢”，造福人类。     

二程的“理欲”观与弗洛伊德的“超我”说

宋代,“人欲”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逐渐膨胀。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二程率先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现。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起我”理论与二程的理欲现有异曲同工之妙。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义利、理欲、本我与超我的关系问题。二程和弗氏所提供的思想资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     

朱熹理欲观视域下的伦理转向与异化

理欲关系作为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核心问题倍受历代学者关注.朱熹在继承宋儒理欲之辨的基础上,提出并阐释了"明天理,灭人欲"的理欲观.该观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伦理思想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且影响深远.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探讨的文章可谓蔚为大观.     

船山于朱熹李贽“理欲之辩”之辨正及其价值摭论

朱熹与李贽的理欲之争,可规约为内外之辨:朱熹以士大夫的视域,以理制欲,涵养身心,向内复礼去欲;李贽以百姓的立场,否认"理"的神圣性,批判了朱熹的道德严格主义,向外逐欲。船山在延续了朱熹存理去欲的传统,对李贽的理欲观有些许承继的基础上,以内外交养之道,自内及外辨正朱熹理欲对垒,亦由外而内辨正李贽理欲混同,集朱熹、李贽理欲观之大成。时至今日,船山之理欲观,于个体修身与社会治理,依旧有其时效性与生命力。     

朱熹理欲观评析

理欲问题,即伦理道德原则和物质欲望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曾引起了无数哲人智士的关注和论争.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概括地说大致有三种:一、"理存乎欲",即主张道德伦理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二、"以理节欲",即在承认人的基本物质要求是合理的前提下,主张用道德规范对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加以限制,不使它放纵.三、"存理灭欲",即认为道德伦理和物质欲望完全对立,不容并存,主张以消除人们的物质欲望做为建立封建伦理道德的前提.上述这些观点的争辨,上溯先秦,下延明清,而以宋代为烈.朱熹的理欲观既是对历史上理欲之辩的总结和继承,同时又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把理欲观和天     

程朱理欲观形成的背景探析

天理和人欲的关系是我国历史上长期争论的重大哲学问题之一 ,特别是在两宋时期 ,它被讨论得更加频繁和透彻。很多学者对此都有自己的理解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中影响最大的 ,是二程和朱熹的理欲观。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 ,分析程朱理欲观形成的背景 ,具有重要意义     

张载与徐敬德气论哲学之比较

张载和徐敬德分别是中国和朝鲜哲学史上气论哲学的重要代表。“气”是张徐二人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两人都强调气的物质性、对立统一性以及不灭性。然而张载的气学具有以义理为主的“四书学”特征,更侧重于物质性;徐敬德的气学则与道家哲学关系密切,含有更多的精神成分。在理气问题上,两者都主张理是气的内在属性,都使“理”凸现出伦理的色彩,但是在理的地位问题、理与气的结合程度以及对理的具体规定方面等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二人的气论哲学均显示出东亚气论哲学的泛生命性、泛伦理性、经验性和前逻辑性等特征,这既是其魅力之所在,又是中朝气论哲学发展滞后之根源。     

试论高拱的哲学思想(续完)

四、高拱对程未“理先气后”说及“性即理”说的批判 高拱在认识论上,既然肯定了感觉或经验是外在客观世界的反映,就必然要批判程朱的“理先气后”说。 宋明理学家所谓“理气”或“道器”关系问题,就是近代哲学上所谓“思维与存在”或“规律与事物”的关系问题。程朱所谓“理先气后”,就是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或规律在事物之先、之外、之上的意思;而这样解答哲学根本问题,正是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标帜,也是唯物主义思想家与之论争最激烈的问题。例如:朱熹在《语类》卷一和弟子答问中有云:     

义利与理欲：传统价值的多重性

义利与理欲：传统价值的多重性杨国荣在传统价值体系中，义利关系始终是关注的重心之一。自先秦开始，儒、墨、法等便从不同方面对义与利作了各自的定位，而义利之辨几乎存在于中国文化的整个历史演进过程中。与义利之辨相联系的．是所谓理欲之辩，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逻...     

情即理:阳明心学对《牡丹亭》情理关系的影响

汤显祖《牡丹亭》从生生之仁出发,强调男女大欲的不可遏制,而杜丽娘则是人类情欲不得舒展的寓言。在肯定男女大欲是人性之必然存在的基础上,汤显祖倡言夫妇伦理的重要性,他对男女大欲的肯定与对夫妇之礼的崇扬是一致的。在《牡丹亭》中,情与礼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这与汤显祖的用世之情紧密相连,更与晚明阳明心学促成的哲学转向深有关系。心学主张本心至善,反对视理与气为对立存在的两物,以致客观上为"恶"的存在提供论证。在心学学者看来,未迁于外物、发乎本心的真情、深情即是纯善的,情与理乃"为物不二"的关系,情即理。因此,心学关注形下,主张形上之性理与形下之日用、情欲不可拆分,如此形上之性理才不会成为悬空存在的事物。晚明心学推进的情理观与今人所持的情理二元论有着深刻的差异,客观上造成了当今学者对汤显祖情理观的误读。     

王船山公观念探析

明清鼎革之际,公观念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发展,王船山以其人性论为基础探讨了理欲之辩与公私的关系,并进一步把人欲分为"公欲"和"私欲",提出天理与人欲可并行的主张。他还以义利论公私,提出不可以一人之义废天下之公义。     

戴震“理欲之辨”与理解的历史性批判

戴震对理学"理"、"欲"二分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理存乎欲"的观点,其思想路径是将"理欲之辨"与对理学诠释传统的批判结合起来。戴震在"理欲之辨"中展开了对理学以"自私"为特征的诠释传统的反思,进而提出"无私"与"无蔽"的观念,对理解的历史性进行了批判,同时,其"理"、"欲"统一思想的阐发亦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完成。     

清代《孟子》哲学诠释论

清代许多学者关注<孟子>的哲学蕴藏,他们诠释的重点是理气论、人性论、理欲观.坚持气本论,反对理本论;从智的层面言人性善;坚持理欲统一,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呈现出立论基点独特,以作为主、作述相济,主驳程朱等特点.但在对善的诠释与批驳程朱理欲观等方面存在不足.     

戴震的新人性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戴震是第一个从理性的立场为人性学说立论的哲学家。他把人的自然属性提升到人的本性高度,视之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并通过对宋明性理之学独到的批判中,显示出他的新人性论的内涵：如对＂理＂的新认识;理欲之辨的新见解;智愚观点等,从而将中国传统人性论提升到新的高度。在当时,他的人性论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     

理学的发展与“三言”中的人欲观

本文探讨了冯梦龙“三言”中的人欲观与理学发展的关系，通过对理学“理欲之辨”和“三言”文本的双重解读，论证了“三言”中表现出的人欲观是辩证的人欲观，和王夫之等人的人欲观有前后辉映之处。     

天下惟器——王夫之哲学话题刍议

王夫之对张载气学的推进,突出表现在把理论重心由对“气”的关注,转向对“器”关注,形成“天下惟器”的世界总体观。他摆正两一关系,相当精确地抓住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精神。他摆正知行关系,基本上排除了先验论的阴影,比较彻底地贯彻了经验论原则。他提出“理寓于欲”说,回应理欲之辨。他提出“理势合一”说,回应王霸之辩。     

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下)

二、理气不离不杂与道器相关联的是理气范畴。船山从《周易》道器论的融突而和合的精神来探讨理气问题，并对此作了总结性的发挥，达到了宋明理学中气学派的高峰。（一）实理条理“理”是船山关注的范畴。他认为，理的基本涵义是：“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船山全书》第6册，第716页）。其实，除全乎天之事外，亦涉及人之事。在船山哲学逻辑结构中，理与气关系构成其哲学逻辑结构的重要内容。理在船山哲学中究竟是什么？船山对其做了规定：第一，理为实理…     

理的性化与性的理化

天理人欲俱赅于心,而有静动之别,是理为生而静之天性也,欲为感于物之情动也,感而动之性欲也,故《五经正义》以自然之性与感动之情别之也。王阳明援引《大学》强化知行合一,从先秦将理纳入生性之中,到明代完全以理知为一性行,这中间是一个整体过程,即性理知行合一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