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面具

李剑鸣先生在本期《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立场》一文中提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要有深切的人文关怀,要保持中立的立场和独立的判断,要以最大的智慧和心智来突破时空和文化的双重阻隔。所论极是。然而,历史的吊诡却难以让人看清其中的真伪。有时真怀疑历史的意义和作用。历史学的功能和意义是让人们知道真实,给后人以借鉴,从而变得聪明,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然而,人类从历史中学到多少呢?历史是给谁看的?谁真正需要历史呢?是黎民百姓吗?有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翻遍古今中外浩若烟海的史籍,又有几个老百姓列位其中?他们在历史中没有“惊天地、泣…     

历史的面具

李剑鸣先生在本期<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立场>一文中提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要有深切的人文关怀,要保持中立的立场和独立的判断,要以最大的智慧和心智来突破时空和文化的双重阻隔.所论极是.然而,历史的吊诡却难以让人看清其中的真伪.     

论政治学研究的不可"价值中立"--以行为主义政治学为例

“价值中立”是历史上许多政治学者的追求,但是,由于政治现象与价值密切相关,政治学研究必然要涉及价值判断。事实上,历史上从来没有全然“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即使以“价值中立”相标榜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也并没有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他们所提倡的“价值中立”论,事实上暗含有一个价值前提,那就是,以西方主要是以美国既定的政治制度为蓝本,反对政治争论乃至政治变革,反映出典型的政治保守倾向。     

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的立论基础、实践前提和现实要求

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而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原则问题。马克思主义立场观就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的立论基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的实践前提;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的现实要求。     

政治判断及其伦理立场

政治生活离不开政治判断，政治判断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从内涵上讲可以是一种政治认识的跃迁，也可作为政治思维的形式，同时还是政治现象的价值评价，更是一种政治行动的能力，不能对政治判断进行单一理解。从类型上讲，政治判断可以区分为政治事实判断、政治价值判断、政治指令判断三种，不过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有时会出现交叉重叠的情况，甚至会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任何政治判断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都有特定的价值立场和受价值观的支配，其中政治伦理的立场对于正确的政治判断最为根本，因为政治与伦理从来都不是分离的。新时代政治判断的伦理立场就是责任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忠诚的立场与历史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的三维解析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围绕“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一历史性考题,深刻阐明了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根本性、方向性与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这一根本立场蕴含着坚持唯物史观的历史站位、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客观规律和人民至上的方法论路线。这三重逻辑以不同维度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突出的政治品格与鲜明的价值内核,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框架。因此,探索总结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背后所蕴含的哲学原理,特别是将其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三个维度,才能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回答中国共产党历经惊涛骇浪而屹立百年不倒的本源。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郭沫若的重大影响——谈郭沫若的学术品格与学术风格的转变

郭沫若原来对武训的评价是持论公允的,兼顾了武训其人,把握了历史但又没有全部把握历史的两个侧面。经过文艺上的批判运动,郭沫若的学术品格、学术风格发生了两种转变:由原来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代表者向主流文化的代表者转变;由人民本位的陈述立场向官本位的陈述立场转变。这是"左倾"政治对文化、学术的挟持和强制性要求的极不正常的产物。因此,我们探讨《武训传》批判对郭沫若学术品格、学术风格转变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我们研究郭沫若,而且有利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丧失执政基础:晚清灭亡的根本原因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民心是政权得以存续的社会基础。晚清政府未能留住民心,却不断地把一度的支持力量——汉族人民和汉族官僚、农民、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推向了中立或对立面,逐渐丧失其执政的社会基础,最终把自己逼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看守所改革:服务诉讼如何中立

安全文明、人权、服务诉讼等功能已经成为本轮看守所改革毋庸置疑的价值取向和实践选择。看守所独立和中立的核心在于其服务诉讼的中立立场。本轮看守所改革的实践中,理顺看守所的独立地位和看守定位是基础;服务办案向平等服务诉讼的转变是服务诉讼中立的核心;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的转变是服务诉讼中立的主要方式;切实有效的监督则是实现服务诉讼中立的后盾。     

中美关系史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反思

在我国的特定条件下,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外交史一直被认为是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敏感性的学科,受到国家外交政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即使纯粹的历史问题也常常很难在一种客观的、中立的、完全学术化的立场上进行研究和讨论,仍然存在着以政治意识形态图解历史事件、以现实政治需要充当历史解释、以官方政治话语充当学术话语的现象。中美关系史研究急需打破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以及传统思维定势的束缚,其中有许多若干重大问题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从哲学与人民的关系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向——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

哲学史上曾长期存在哲学与人民关系颠倒的现象,哲学家们以理论活动为原型构造哲学体系,蔑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马克思哲学的形成过程是确立新哲学立场和方法的过程,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哲学是人民的产物,与人民的生活实践密不可分.马克思超出社会分工眼界的局限,把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主体,在现实劳动及其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建构哲学.李大钊、李迭、艾思奇、毛泽东等都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人民实践关系的研究,我们在新世纪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自觉克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人民的品格.     

"红"字的汉英差异及翻译对比

红色几乎是所有语言中的基本颜色词之一.由于人类对颜色感知的共同性,相同颜色作用于不同民族的人们而引起的反映也具有相同性.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体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英汉民族的颜色观仍有很大差异,红色也不例外,翻译时应仔细斟酌.     

“人性”:钱钟书史论中的“历史美学”要素

钱钟书并非专门史家,却有丰富而深刻的历史评论与史学评论,其中对于"人"和"人性"的关注为其史评一以贯之的中心命题。这些命题若以"历史美学"的视角重加考量,对于纠正当今史学界"见物不见人"的痼疾将能够产生攻玉之石的积极作用。     

科学发展观与人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样要实现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萧红小说与"五四"文学传统

左翼小说家萧红从"五四"文学传统中吸取了艺术营养,把国民性改造的主题与左翼文学的革命叙事结合起来,将女性的立场贯彻到社会革命的题材中,创造了一种融细腻写实与温婉抒情于一炉的小说风格.萧红的经验,有助于人们反思左翼文学的成就与不足.     

诗人穷途亦为道——晚年元好问的存道文化心理

金末诗人元好问,不仅是诗坛旗帜,更是穷途而为道奔走的仁人。他为崔立功德碑撰文,出于存民之想;上书耶律楚材,只为存续衣冠礼乐载体之性命;谋修金史广辑史料,乃是惟恐道亡礼逸的力图保全之举。所以,虽说诗人晚年穷途,却是为道忙碌终身。     

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读马寅初《新人口论》有感

今天,马寅初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敬意,除了他在人口问题等方面的真知灼见已被历史所证明,更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品格,那种浩然独立的人格力量。知识分子不应该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而要承担社会责任,应该热爱祖国,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坚持真理,这样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     

梁启超民族凝聚力思想研究

梁启超的思想启迪了一个时代,特别是他团结、自强、爱国的民族凝聚力思想更是深入人心,给人以深深的启示: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国家统一、民族富强是民族凝聚力的强大基石,经济基础是一个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坚强后盾,爱国团结、自尊自强是民族凝聚力不竭的力量源泉。     

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权建设

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争取民族独立成为抗日根据地及全国人民的首要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民主制度得到了贯彻实施,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这不仅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而且为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现代化与主体性的关系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主体性历史的发展是同一过程 ,它们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与此同时 ,人的主体性也从对自然、神、阶级统治、阶级压迫的依附转向在他们面前的相对独立 ,从不明确到自由、自觉、创造性主体的真正形成。主体性是现代化的根本 ,现代化是主体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