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夷夏之辨

阐幽发微儒家“夷夏之辨”这一命题，揭示“夷夏之辨”的基本内容和实质，即夷夏之别的主要标志不在种族、地域的分布，而是以周礼为准，以文化高下而划分。     

在禽兽与圣人之间——略论孟子的主体定位观

孟子对"人"的定位,既是其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我们走进孟子思想体系的认识起点.通过"人禽之辨"与"圣我之辨",孟子断定人在本质上不同于禽兽,但每一个人又与圣人属于同类.这一主体定位,既突出了人的绝对优越性,也表现了人的普遍平等性,同时蕴涵了人在禽兽与圣人之间丰富而又持久的两极性张力.把握孟子的主体定位观,将有助于我们切入孟子的思想体系,领悟孟子的文化基本精神,洞观孟子与中国文化丰富而又深刻的联系.     

孟子对孔子的圣化

孟子对孔子的圣化,从改造孔子的圣人观开始,以讨论"德"和"位"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强调崇高的道德是圣人的主要特征.孟子认为:圣人作为道德楷模,教化后世.孑L子是圣之时者,道德的集大成者;孔子作<春秋>为后世立法,继尧、舜、汤、文王之后成为圣人.孟子对孔子的这种圣化,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孟子夷夏辨的价值意味

孟子的“用夏变夷”常为“严夷夏之防”者所引证.无论从上下文结构与语境,还是从具体个案与整个文本出发,都可以看出“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之论断中的夷与夏是文明意味的概念.把孟子的夷夏辨视为民族认同的经典理据,实在是一桩孟学诠释史上的冤狱.     

从礼仪文化的角度看“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儒、释、道三教关系之中.佛教同儒道二教的矛盾冲突从佛教传入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宽容性、调和性,三教之间一般能够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因此,“夷夏之辨”就其本质而言,是文化问题.狭义的“夷夏之辨”的论争实质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主要是道教谁优谁劣的问题.     

人皆可以为尧舜:论颜元的"偏圣"观 ——兼谈明清圣人普遍化思潮

颜元承孟子性善之旨,认为"人无有不善",但他亦不得不承认人的气禀有偏正之分.在"偏亦为善"的基础上,颜元认为,气质偏驳之人能够通过后天的学习有所作为,最终成为伯夷、伊尹、柳下惠等这样的"偏圣".颜元继承了孟子、朱熹关于"偏圣"的说法,却一改孟、朱对其"虽为圣但吾不取"的态度,对"偏圣"给予正面的认可.对于气质偏驳之人如何成圣,颜元亦提供了"就其质性之近而学,近夷学夷,近惠学惠"的方案.颜元的"圣人观"受到明代以来圣人普遍化思潮的影响,他吸收了王阳明"以才力论偏圣"之思想,进而发展为"以气质论偏圣",极大地扩充了"圣人"的范畴,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成圣道路,较诸王阳明,走得更远.     

域外书写与晚清士人的思想嬗变

晚清时期的域外书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之际,在这一变局下,晚清人的域外写作发生了不同于古典域外书写的近代转型：其一,体现为现代地球观念的形成,即从“中国天下”观转向现代地理观;其二,体现为“夷夏之辨”观念的转换,即从“华夷之别”转向“天下一家”;其三,体现为书写心态的转换,即从追求异国情调到着重于问政求学;晚清域外书写具备了丰富的现代内涵与文化意味,成为触摸晚清士人思想嬗变的重要文本。     

夷夏之辨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三

夷夏之辨是传统的政治理念。19世纪末顽固派以此作为拒绝向西方学习的挡箭牌 ,对历史发展起着阻碍作用。20世纪初革命派以此为推翻清廷统治的思想武器 ,对历史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夷夏之辨 ,是决定近代中国政治思潮演变的主旋律 ,是全方位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学术思想的主心骨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论孔子何为“圣之时”

孟子评价古代四个圣人时，赞誉孔子为“圣之时”。本文从简要介绍前三圣形象入手，解读了“圣之时”的意思，“圣之时”在孔子身上具体的体现，最后指出“圣之时”体现了的孔子人生境界。     

西方文明冲击下近代中国文明话语的嬗变

中国古代的文明意识诞生于“夷夏之辨”中。由于“夷夏之辨”主要依据民族文化差异确立,周边民族入主中原、继续沿袭华夏政体礼制具有合法性,造就了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华夏文明,同时华夏文明之于周边民族所蕴含的文化优越性在潜移默化中孕育出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意识。然而,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西方国家主导的以“种族论”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论”席卷中国,中国被动接受了“半开化”的身份判定。20世纪前后,西方文明在向中国侵入的过程中日益暴露其“利己”的实质,中国精英分子开始将文明看作多元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从文明的相对性的维度对文明内涵展开理性思考,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固有文明与外来先进文明的关联奠定了基础。     

试析李鸿章洋务实践活动中的民族意识

李鸿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洋务实践活动表现出其理性、务实的民族情感,它代表了中国精英阶层已放弃了以“夷夏之辨”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观念,建立了新的平等、竞争的世界意识。     

论“人禽之辨”在孟子思想中的轴心地位

历来注家认为,性善、尽心、义利、养气、王霸等内容代表了孟子的核心思想。"人禽之辨"是串联性善、尽心、义利、养气、王霸等思想内容的轴心线索,并从"人禽之辨"与孟子的"心性"思想、"人禽之辨"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以及"人禽之辨"与孟子的"圣人观"三方面来展开论述,以确证此具有思想价值上之意义合理性。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秦汉时期边疆思想论略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是中国古代边疆思想的两端 ,并被历代王朝各有侧重地付诸实践。它们发源于先秦农业、游牧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对峙 ,秦汉正式形成并用于指导对外政策。秦皇汉武的征伐四边是落实“王者无外” ,但其造成的恶果被儒学思潮加以批判 ,东汉班固正式提出完整的“夷夏之防”理论。以往学术界多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角度肯定前者 ,但今天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来看 ,后者客观上更有利于维护自然环境的平衡     

唐代文学中西北边疆的“塞”及其夷夏之辨

地理是中国古代区分夷夏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自先秦以来人们习惯以特定的地理区域来认识夷夏。唐代依然延续了先秦的传统,一方面以文化为核心来区分夷夏,另一方面不断变化的地理疆界也成了唐人感知夷夏文化重要的标准。在唐代的诗歌中,一些重要的"塞"成了时人感知夷夏文化的典型意象。西北边疆的一些地理文化之"塞"也常常成了文学书写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唐代文学家对西北之"塞"的地理文化感知,欲探讨唐人观念世界中的"塞"以及夷夏之辨。     

继承与发展：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内蕴和意义

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被中国现代各派史家从不同层面予以继承和发展。侯外庐既“谨守考证辨伪”,又对清代考据作了历史和辩证的分析评判。侯外庐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统一，赋予其诸多新内涵，使之成为他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织部分。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既与新考据派对清代考据的现代发展不同，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清代考据论相异，亦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清代考据观有别。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     

夷夏观视域下“服事”思想之流变

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随着华夏族群的逐渐形成而不断强化,夷夏两大族群在文化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夷夏之辨"思想得到了集中体现。文化领先的华夏族群试图改变中原区域夷夏杂居的地理格局,重构一种理想化的夷夏秩序,"服事"理论就是这种政治理想的派生成果。"服事"理论强调文化和职责差异,欲重构夷夏分布格局,有强烈的服务现实倾向。但这一理论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所突破,夷夏之间的战争摧毁了理想化的"服事"格局。春秋以后,"服事"理论逐渐丧失其现实意义,转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探索。     

想像性边界:刘三姐形象的文化功能

传统中国文化的“夷夏之辨”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都具有多样性文化并存的内涵,是中国多元文化融合的观念资源,依托于歌圩文化的现代刘三姐形象就具有了标识壮族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壮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边界.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及清朝实践

古代"天下中国观"与"夷夏之辨"是"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怀柔须建立在"德治"与"自治"的前提上.作为历代帝王的治术之一.怀柔的手段不外赐予、和亲、通商、教化等形式,以彰声威.最终目的是以"礼"来"定君臣之分,严夷夏之防".作为儒家思想的表征,"怀柔"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的象征,但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