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文化的民族实体在近代基本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成为“国家民族”,由历史文化共同体发展为政治共同体。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政治上以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和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方式,经济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主要手段,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传承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基本路径,既建设“全民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建设内部文化结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路径与西方国家近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路径有所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重把握“统”与“分”、“同”与“异”、“多元”与“一体”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就是首次明确提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清晰指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的关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其他国家的现代民族建设的全新实践路径,必须放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逻辑下来审视、推进现代民族建构,在服务和融入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对民族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高度重视意识的主动性和相对独立性,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实现理论政策现代化、民族意识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基础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协同推进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发展建设中的中心战略定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和国家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国家总体战略具有协同推进关系。就逻辑机理而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理论根基的同源性、行动主体的同一性、根本目标的一致性、实践过程的联动性。就现实基础而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均需要聚焦民族工作的重要性、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性、民族团结进步大局的前提性、民族领域意识形态风险的挑战性。基于二者协同的逻辑与现实关联来看,深植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凝聚民族团结主体力量、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有效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是协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国民主体性的塑造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秩序的建立

如何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发展的引领和带动,是窥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前现代的中国一直在王朝周期律里循环,就是因为王朝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解决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在王朝时代以效忠于族群领袖而被动成为中央王朝的子民。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全社会免于贫困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各族人民免于政治依附,全体人民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国家建设目标的第一步是中央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中引领和带动边疆各族人民群众平等地进行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和经济参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对边疆各族人民进行文化、政治多重塑造,确立边疆各族人民的国民主体性。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秩序构建,是在中央政府引领带动边疆各族人民变成平等的公民参与到建设现代人民主权国家进程中完成的,并在边疆治理过程中进一步构建和夯实,最终塑造了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超越族群和血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秩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互构逻辑

现代中国的治理体系依托于中国各族人民自觉凝聚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中华民族与现代中国高度结合的过程中,中国被赋予了鲜明的中华民族特性并确立了民主共和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发展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塑造国民整体性规范并支撑着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的功能互通与体系互构辩证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之中。     

数字经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和内容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演变。从农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进程中,技术进步使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联系增强,信息可以独立于其载体存在。这一方面导致传统亲缘关系可能变成“选择性亲密关系”,另一方面促使语言和文化存在差异的不同地区的群体之间也能形成共同体。那么,共同体建设除了要重视传统共同体理论强调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更要重视现代化进程中基于经济联系和业缘关系形成的共同利益和心理认同。数字经济以其广覆盖性、高渗透性、高互动性与强黏性、高度智能化特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新契机。数字经济通过采用“超级平台+海量用户+海量商家、服务商”的“云端制”组织方式,促进共同生产与利益共享、心理认同、文化共生和语言相通,使得参与者之间形成稳定的共同体。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及时掌握数据信息资源的内在需求,促进个体参与者突破已有的社会网络,拓宽关系网络,为破解数字技术导致的信息茧房、缓解“现代个体主义”提供了可能性。未来,应从实现数字基础设施全覆盖、推动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发展、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方面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联结纽带,发挥数字经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优势,更好地推动中华民...     

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意蕴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民族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需重点从法治内涵、法治目标和法治要求等三个路径建设。其中,把握法治内涵,为民族事务治理提供建设要义;坚定法治目标,为民族事务治理提供建设方向;遵循法治要求,为民族事务治理提供建设保证。三者相辅相成、互嵌互构之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制度之治的保障,进而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互构逻辑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密不可分,二者共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目标,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二者的互构有助于有效增强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本文在“互构论”的视角下,阐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互构条件,系统剖析它们之间相互建构的逻辑关系,以更好地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文字,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而且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基础性的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的有机统一,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指明了方向,因而需要树立正确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观,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体系及其服务,促进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国际化传播和影响。     

民族国家视阈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概念是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构与全球扩张联系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说,民族就是取得了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而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人群共同体。它不仅有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更是支撑中国民族国家制度的基础性政治资源。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西方各种政治思潮渗入我国,加上我国一些政策取向及边疆治理方略的偏差,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受到了侵蚀和稀释。因此,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夯实中国民族国家制度,我们必须要珍视这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宝贵政治遗产,凝聚价值共识,并以实际的举措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使中华民族沿着更加增进内部凝聚的方向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虚拟社会治理

国家与社会关系均衡化发展,是虚拟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支撑.无论是代表“强政府、强社会”模式的数字利维坦,还是代表“弱政府、强社会”模式的网络乌托邦,均属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状态在网络空间的具体表现.国家中心主义行为逻辑的网络实践造就了数字利维坦,过度推崇理想化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则有可能产生网络利维坦,然而盲目地追求一方力量独大,将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虚拟社会中失衡.因此,应通过推进治理框架下的理念重塑,推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平衡,提升网络公民社会的公共理性,完善网络空间公共事务的参与秩序等途径,才能化解虚拟社会治理中的潜在风险,促使虚拟社会走向治理和善治.     

德育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关系

德育现代化既是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外在要求,同时也是德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德育现代化并不意味着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断裂,相反,它是以对传统的扬弃为基本点,多方面开拓创新的过程。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德育现代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德育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应加以弘扬。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关系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提出,缘于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三个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哲学基础和逻辑思维两方面存在共通;但由于二者的历史方位和现实境遇不同,二者在概念内涵、问题论域及价值目标三个方面存在差异。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差异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异,而是传承基础上的差异,二者具有一脉相承的连贯性,中华民族共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次创新。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现状评析

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任务中具有重大现实价值。近十年来,党和国家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内外环境,将改善民生、发展民主与社会建设等政治发展的具体目标高度统一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发展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同时,中国在开创国家与社会关系新格局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实现理念转变、进一步改善民生、发展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等艰巨任务。通过总结经验、正视问题,我们应当在转变理念、培育社会成长、持续改善民生、改善相关政治关系和寻求社会共识等领域持续推动改革,从而开创出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互强共赢的崭新格局。     

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与建设途径探究

"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最初的使用是和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分指不同时期多民族国家境内的国民,与民族学界所言一般性的"民族"并不相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虽然是国内外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但也和我国学界之前的研究倾向于一般的"民族"密切相关。通过"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而"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才是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途径,而共同家园、密切的家人关系及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鸦片战争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夙虑.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有机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生态化建构的基石

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生态关系的形成,须以社会生态共同体或社会有机共同体的形成为前提。这个有机共同体就是以诸种社团形式为组织结构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是公民参与以社群为主体的民主化自治的自组织形式,它通过合作基础上的自治,彰显社会的力量,借此形成对政治体系的约制。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也是良好的自组织媒介,可以担当社会环境与政治体系相沟通的固定渠道。构建政治国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必须以政治国家及其代理人——政府——之权力来源的社会化为前提,唯此,方可出现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一体两面的整体性关系格局,进而形成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动。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社会治理

现实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映射到网络社会。当前网络社会中“社会”的力量逐步强大,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与“社会”相比,“国家”处于弱势地位。产生这种失衡主要是由于现实社会中社会矛盾集聚,社会信任降低,政府缺乏网络执政力所导致的,因而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治理既要改善现实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应实现从网络管制到网络治理的转变。     

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五大基础路径

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定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如何"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就成为一个亟待回答的实践问题。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基础;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经济基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基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法律基础。只有坚持推动这五大基础路径,才能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